3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纵观整个中国法制史，对于知识产权问题，并非完全无动于衷。中国历朝法典曾通过法令限制使用某些特殊标志，但主要是与皇族和官府联系在一起的标记(诸如五爪的龙)。对于涉及民间工商业知识产权的纠纷，百姓主要求助于地方官，并非基于“父母官”指明这种仿制为非法，而是靠恳请其防止不公和欺诈。官府也往往以民事纠纷来看待此类案件。据宋代史书记载：“亳州出轻纱，一州惟两家能织，相与世世为婚姻，惧他人家得其法也。”

　　　　　     ——摘编自安守廉《知识产权还是思想控制：对中国古代法的文化透视》

材料二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专利制度作为一剂救国“良药”被洋务派正式引入中国。1912年颁布的《奖励工艺品暂行章程》、1944年颁布的《中华民国专利法》等文件推动着我国专利法律制度逐步走向成熟。……改革开放后，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年均增长15.7％，知识产权的范围逐渐扩大。目前，中国已参加了有关专利方面的国际公约，积极参与国际知识产权保护。

   　　　　　   ——摘绾自蒋志培《论知识产权的概念、历史发展及其法律保护的含义》

材料   1872年，清政府正式选派120名幼童赴美，开启了近代中国官费留学的先河，其后，清政府又派遣一批留学生赴欧洲学习海军炮舰等技术。在这120名幼童和后来赴欧洲的留学生中，出现了“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启蒙思想家严复。

如果说最早去欧美留学的潮流，是在西学强势来袭的背景下被动作出的选择，甲午战争后赴日本留学的潮流，则多了一些主动性。1898年，清政府派出第一批官派留日学生13人，到1905年达到高潮，约有8000多人。其中杰出代表包括孙中山、鲁迅、周恩来、蔡元培、田汉等。

“庚款留学”在1909年一1937年之间，由清华选派了留美学生总计1971人，并带动了大量“自助学者”赴美，这是开拓中国现代科技事业的一代留学生，很多人成为学科奠基人和学术栋梁，竺可桢、侯德榜、钱学森、钱伟长、梁思成、周培源、梅贻琦等都是“庚款留学”的杰出代表。

1915年，海归精英李石曾、蔡元培等人发起成立“留法勤工俭学会”，招寻自愿赴法求学的青年，至1920年赴法求学人数已达1600人。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李立三等都是1920年左右赴法勤工俭学的。

到了20世纪20年代，留学苏俄潮兴起，成为一种与大众留学不同的革命留学。它一开始就是严格而有目的的革命班干部培训，在中国留学史下，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产生了“留苏热”，从1950年开始到1966年，中国先后向苏联和东欧派遣了万余名留学生，产生了一大批杰出的科学家、艺术家和政治领导人。经过“文革”时期，1978年以来，伴随改革开放的推进，我国的留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潮。2012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达到39.96万，成为世界第一留学大国。从1978年到2012年年底，短短34年。

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264.47万人，其中超过90%是自费留学生。

——摘编自郭霞《留学的世纪回眸》

材料一 在20世纪初，关于西方思想的最大权威是严复。他早年被清政府派到英国学习，在那里也读了一些当时流行的人文学科的书。回国以后。他译出了以下著作：赫胥黎《天演论》，亚当·斯密《原富》（即《国富论》)，斯宾塞《群学肆言》，穆勒《群己权界论》《名学》(前半部)，甄克思《社会通诠》，孟德斯鸠《法意》(即《论法的精神》)，以及耶方斯《名学浅说》(编译)。严复是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开始翻译这些著作的。此后他就非常出名，他的译本广泛流传。

——捕编自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

材料二 欧洲刊印孔子的著作是在1687年。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在巴黎印行了《中国哲学家孔子》。作为首次向欧洲介绍儒家思想的重要文献，该译本一出版就引起了强烈反响。……中国经典大多先被翻译成拉丁文，但很快就被转译成法文、德文和英文。由于法国传教士在翻译、介绍、研究中国典籍方面不遗余力，法国成为后来欧洲汉学研究的中心。他们除了翻译中国经书。还撰写有关中国的文章。法国启蒙运动的先锋人物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等都接触过中国文化并对之有或贬或褒的评价，换句话说，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对他们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孔子的思想成为当时欧洲思想界反对宗教文化的一个武器，从而使中国的儒家学说成为18世纪欧洲思想所吸收的外来成分之一。

——摘编自梁真惠《中国儒家学说的译介对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

材料                                                  

                                                                                     黑死病

关于爆发于14世纪中期的这场瘟疫的影响，薄伽丘在其《十日谈》中描述说：“浩劫当前，这城里的法纪和圣规几乎全都荡然无存了；因为神父和执法的官员，也不能例外，都死的死了，病的病了，要不就是连一个手下人也没有，无从执行他们的职务了；因此，简直每个人都可以为所欲为。在这种情况下，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开始抬头。”

美国罗格斯大学历史教授罗伯特·戈特弗里德在其所著《黑死病：中世纪欧洲的自然和人类灾难》一书中说：“薄伽丘笔下的人物崇尚与大多数前辈不同的品质。他们不再热衷于虔诚、军事技艺，而认为智慧和灵活对成功来说是必要的。……报酬和胜利属于那些活跃的或者自助的人”。

材料   公元前374年，稷下学宫产生于中国战国时代的齐国故都临淄，由齐国国君创办，存续150余年。临淄是中国当时最大的都会城市之一，城中有冶铜、制钱、漆器、丝织等诸多手工业工场。而稷下学宫则成为各种学术流派的集聚之地，……稷下诸子中，稷下黄老之“道”、孟子的“仁政”主张、荀子的“隆礼近法”思想等都是在实现哲学突破的同时，对新的治国理念和统一天下之术的探索与论辩。

雅典的柏拉图学园于大约公元前387年由柏拉图创办，是西方古代第一所大学，存续900余年。学园汇集了当时众多的学者在此从事学习或研究，学科设置主要以哲学思想的传授、研究为主，同时十分注重数学并扩展到其他学科，例如几何学、音乐、体育、天文学，以及生物科学中的动物学和植物学等。学园希望通过对这些学科知识的学习与研究，培养学生成为热爱真理、追求真理，具有科学精神的人才。

——摘编自王志民《世界教育史上的双子星座——稷下学宫与柏拉图学园比较论纲》

材料一   1527年，路德宗神学家，被誉为“无与伦比的德意志人的伟大导师”的梅兰克顿提出了自己的中等教育计划：“每一学校应包括三个班级。在第一班级中，应授以本国语文及拉丁语文的初步读写、拉丁文法、信条、主的祈祷与教会仪式的祈祷文及赞美诗。在第二班级中，应以拉丁语为讲授语文拉丁文应彻底熟通，阅读拉丁作家的著作，并继续宗教教育。在第三班级中，应阅读更为高深的拉丁文著作，并研读修辞学及辩证术。”

——节选自克伯莱《西洋教育史：上册》杨亮功，译，台北：协志工业丛书出版股份公司，1955年

材料二   1892年德国中等教育进行改革，其主要内容是减少文科中古典语言深程的分量，在其他中学增加自然科学和现代语言课程；增设实科中学（注重自然科学）和文实中学（注重数学）为学术性学校类型。实科中学的数量不断增加，由1875年的80所增加到1895年的86所，在校学生的数量也不断攀升。1901年，德国进行了教育改革，实科中学获得了与文科中学、文实中学相等的权利，其毕业生可以升入大学。

——张斌贤《外国教育史》科学教育出版社2008

材料一   亲爱的女士，不说我们曾经多少次消受甜蜜的接吻、热情的拥抱、以及同床共枕；就光是我能经常瞻仰你们的娇容、优美的仪态，尤其是亲近你们那种女性的温柔文静……因为凡是有理性的人都会说：我爱你们，就跟别的男人爱你们一样，是出于天性。谁要是想阻挡人类的天性，那只怕不但枉费心机，到头来还要弄得头破血流。

——摘自《十日谈》

材料二   有人说，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只是刚刚撕开了套在人类身上的“笼子”；启蒙运动则在进一步撕裂套在人类身上的“笼子”同时，把统治者关进了“笼子”。

——摘自李侃《中国近代史》

材料一   父母生之，续莫大焉。

——（孔子）

人众兵强，此帝王之大资也。

——（商鞅）

材料二   ……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老子）

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韩非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