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工业革命不仅促进了英国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也为英国教育的发展创造了许多内在和外在的有利条件，从而极大地促进了英国教育的发展。为了适应工业革命的需要，英国的学校数量大大增加了，教育内容日趋合理化、科学化，教育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教育的大众化开始形成。
——摘编自张泰山、汪建武《英国工业革命对教育的促进作用》
材料二 到2010年，中国文盲率下降到3.5%以下，小学净入学率99.7%，初中阶段毛入学率100.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82.5%，整体水平超过中上等收入国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26.5%，高校在学总规模3105万，已跃居世界首位。在教育水平整体提升的同时，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公办教育与民办教育、出国留学与来华留学同步发展。目前，中国已全面实现城乡免费义务教育，所有适龄儿童都能“不花钱、有学上”。中等职业教育对农村经济困难家庭、城市低收入家庭和涉农专业的学生实行免费。加快实施国家助学制度，财政投入从2006年的18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306亿元，覆盖面从高等学校扩大到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中，共资助学生2130万名，还为1200多万义务教育寄宿生提供生活补助。
——摘编自袁贵仁《新时期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形势与任务》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工业革命时期英国教育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我国新时期教育发展的表现。
材料一 1899年康有为回忆“公车上书”时说：“李鸿章求和，议定割辽、台，并偿款二万万两。三月二十一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梁启超鼓动各省公车，上折拒和议。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余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联都察院前里许，至四月八日投递，则察院以既已用宝（光绪帝批准和约），无法挽回，却不收。”许多论著据此认为康有为发起和组织了“公车上书”，并将之视为资产阶级改良派走上政治舞台的标志。
——摘编自《康南海自编年谱》等
材料二 近来，史学界对康有为的说法提出诸多质疑。茅海建详细查阅清朝军机处《随手档》《早事档》《上谕档》《电报档》《洋务档》《收电》《交发档》《宫中电报电旨》等档案，提出：“从二月二十七日至四月二十一日，上奏、代奏或电奏次数达154次，人数超过2464人次。在各省，封疆大吏电奏反对者（反对签订和约）已过其半数；在京城，官员皆有大规模的联名上书；举人们单独上书达31次，人数1555人次；举人们参加官员领衔上书7次，人数为135人次。”“四月八日，即康有为所称‘不收’其上书当日，都察院代奏了官员举人的上书共计十五件。”由此可以证明，康有为组织的十八行省公车联名上书，并非都察院不收，而是康有为根本没有去送。
——摘编自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
材料三 日本逼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回国内，激起朝野上下的反对声浪。在京官员及在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纷纷联名上书。康有为、梁启超组织了联合各省举人的“公车上书”，虽未送达光绪皇帝，但拉开了维新运动的序幕。
——《普通高中教科书历史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
(1)材料一、二、三对于“公车上书”的看法有什么不同？
(2)对于材料一和材料二关于“公车上书”的看法，分别具有什么史料价值？
材料 为了在思想文化上进行控制，秦始皇接受了李斯的建议，发布了“焚书令”，禁止法家以外各学派的发展，“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为了提高皇权，在法律形式上规定，命为“制”、令为“诏”；“严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诛，至收族。灭大臣而远骨肉，贫者富之，贱者贵之。”“法令诛罚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欲畔者众。”
汉代接受了秦亡的教训，在法律上“改秦之敝”。刘邦初入咸阳，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文帝即位后，进行了一系列的司法改革，废除连坐收孥法、废除诽谤妖言罪、废除肉刑。武帝时期，随着统治阶级由“无为”向“有为”的转化，法网渐趋繁密。董仲舒倡导的“引经决狱”之风兴起。在立法方面，董仲舒强调以经书为根据，提出了“亲亲得相首匿”、“原心定罪”等原则，这些原则对以后的封建法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汉法律的不同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用一到两个个关键词概括，秦汉法律主要受到什么思想学派的影响。
材料一 西周的礼乐文化是儒家思想产生的根源，礼学是儒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儒家礼乐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独具特色的文化资源。“礼”是内容，“乐”是形式，周公制礼作乐，规定了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等，使贵贱有差、尊卑有别、长幼有序，实行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礼”是治国的基本要素，礼乐的这种治国内涵被无数统治者沿袭采用。儒家认为，礼乐因人情而设，有节制性情、提升道德的作用；“礼”的和是“中和”，礼以和为贵，就是在尊重各个阶层权利的基础上，要求人尽自己的义务而达到和谐，这种思想在当代文化的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摘编自刘丰《儒家礼乐文化的历史价值与当代启迪》
材料二 文学、艺术在中国文化史上，发源甚早，但到唐宋之际，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出现了文化转型期。唐朝统治者对世家大族的压制，客观上使得文化的发展失去了家族的约束和保障，以传统的礼法之学渐渐崩溃，家族文化逐渐解体，文化垄断局面逐渐被打破：个人精神逐渐得到释放，民风渐变。到了宋朝及以后的时期，随着选官制度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文化逐步渗透到下层民众中。平民文学兴起，白话小说大量涌现，市民文艺广受欢迎。新的平民学者群体也不断壮大，他们到处讲学，儒家思想也呈现出一定的平民精神。
——摘编自蒋晓光《唐文化发展进程与唐宋文化转型的必然性》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先秦礼乐文化的基本特征及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宋以来古代文化发展的趋势，并分析原因。
材料一 商代的占卜结果会被记录在甲骨上以显示商王的权威。周王则将赐封官职等事铭铸于带有神秘威严气氛的青铜器上。无论甲骨文，还是金文，当被书写在带有神秘性和权威性的材料上时，也就被赋予了某种类似的气质。而秦代向民众下达皇帝旨意的诏书石刻以小篆写成，可以说是中央集权国家和统一帝国的产物，这显然带有将刻写的内容永远流传后世的期待。这些文字也都被政治权力在某种程度上垄断，正如黄帝创制表意文字的意图就在于避开俚语方言以控制人与神交往的媒介。
——摘编自苏颖《文字与王权——探索中国一元权力结构政治文明的一个视角》等
材料二 隋唐时期，文化繁荣，读书识字的人增多，单靠抄书手写已难以满足社会的需要，在印章与石刻、拓片的基础上，雕版印刷术出现了。印刷术发明之后，民间书籍的大量印制和低廉的销售价格，为全国范围内学校教育的推广和读书风气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它通过与科举取士的互动，推动了古代的政治文明建设和士人阶层的更替。同时，它还引发了宋代知识形态的根本变革，促进了“宋学”的崛起，推动了通俗文学的勃兴，书籍得以大量印行，这就大大地加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完善，使它不仅在国内传播，而且借助于印刷术的力量远传到了朝鲜、日本、越南及东南亚和中亚等地方。
——摘编自李昕揆《雕版印刷术与宋代文化转型》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先秦及秦代文书形态的演进，并说明其历史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雕版印刷术能够发明的主要因素，并谈谈你对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认识。
1902年，康有为发表《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引起章太炎不满，翌年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针锋相对展开论战。
康有为：夫革命非一国之吉祥善事也。……以中国今日之人心，公理未明，旧俗俱在，何能如欧洲民变之公。势必大者王，小者侯。何能变法救民？何能整顿内治？
何谓中国革命？内乱相残，必至令外人得利也。……而革命自立者，犹望外人之助，岂不哀哉！故无论革命者能假外国之力与否，要终于自鬻国民，以速其割亡而已。
皇上既早欲开议院、与民权矣，先以专制之君权变法，徐以公议之民权守成，不待革命糜烂之争，而可安享民权自由、变法自强之乐。
章太炎:夫公理未明，旧俗俱在之民，不可革命，而独可立宪，此又何也？岂有立宪之世，一人独圣于上，而天下皆生番野蛮者哉？…人心之智慧，自竞争而后发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吾以为今日革命，不能不与外国委蛇，虽极委蛇，犹不能不使外人干涉，此固革命党所已知，而非革命党所未知也。然以人情自利言之，则从之为多数，而不从为少数。
所谓立宪者，固将有上下两院，而下院议定之案，上院犹得以可否之。今上院之法定议员，谁为之耶？其曰皇族，则亲王贝子是已；其曰贵族。
(1)根据材料信息，简述此论战的时代背景。
(2)根据材料，概述论战的焦点问题。
(3)根据材料及所学知识，你如何看待这一论战。
材料 明清之际，欧洲的先进知识分子沟通中西，把中国当时的主体文化——程朱理学，用轮船运往17—18世纪的欧洲，在那里曾经形成了100年的中国文化热，儒家思想与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所形成的欧洲新思想相结合，成为欧洲近代历史发展的主导精神——启蒙思想的一个重要思想渊源。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伏尔泰是中国儒学在欧洲最有力的鼓吹者，他和他的“百科全书派”把中国儒学作为反对神权统治下欧洲君主政治的思想武器；程朱理学——新儒学，成为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创立古典哲学的依据，并用以反对罗马教廷的启示神学；被称为“欧洲孔子”的魁奈，以理学为依据，开创了近代欧洲政治经济学的新纪元，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摘编自陈来《宋明理学：为往圣继绝学》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儒学思想在近代欧洲传播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中国儒学思想在近代欧洲的传播。
材料 《礼记·礼运篇》记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孔子最早提出天下为公。随着时代的发展，天下为公的社会定位及围绕“公”的讨论和具体表述带有不同时代的特征。在早期的儒家思想家看来、为“公”是立君治国的理想状态。法家率先提出“公天下”，阐述了法律作为天下为公的手段的重要性。宋明理学更是把有关“公”的政治思维发挥到极致，天下为公、以民为先的思想在当时成为统治者维持统治的工具。17世纪，黄宗羲对天下为公做出了系统的论述，将天下为公视为君主得以存在的责任和义务，提出“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已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君主是天下的公仆，要鞠躬尽瘁，承担天下兴亡的重任，否则将成为“天下之大害”。黄宗羲的天下为公解释真正具有了关心民众忧乐、为天下兴利除害的内涵。
——摘编自黄叶微《论“天下为公”思想的传统内涵与现实意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天下为公”思想的传统内涵及其形成因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中国古代“天下为公”的思想。
材料一 董仲舒说，“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前德而后刑”“大德而小刑”。这要求统治者“劝农事，勿夺民时”，采用“什一而税，教以爱，使以忠；敬长老，亲亲而尊尊”，从而达到“民家给人足，无怨望忿怒之患”。董仲舒的民本思想是出于对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并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但他拉近了儒家思想与现实的距离。
——摘编自赵瑞军《董仲舒民本思想研究》
材料二 顾炎武在总结与反思明亡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别具特色的民本思想。他区别了亡国与亡天下后，强调“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他还指出“合天下之生员”“而所以教之者，仅场屋之文。然求其成文者，数十人不得一，通经知古今，可为天子用者，数千人不得一也”，并建议“用辟举之法”“天下之人，无问其生员与否，皆得举而荐之于朝廷，则我之所收者，既已博矣”。在他看来，“天下之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并提出了“疾耕”与“通商”并重的主张。这些思想反映了明末以来社会各领域出现的新变化与新趋势。
——摘编自刘帅《顾炎武民本思想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董仲舒民本思想的主要内容。
(2)根据材料二，指出与董仲舒相比，顾炎武民本思想的不同之处，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形成的原因。
材料 14—17世纪初，在人文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下，中世纪的神学冥想被一种积极的现世生活精神所取代。薄伽丘的《十日谈》以世俗的视角颠覆了教会的神圣性；拉伯雷的《巨人传》中的巨人父子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生活价值标尺；莎士比亚的戏剧充满了人文主义者的怀疑精神；蒙田更将这种怀疑反省的力量注入近代理性洪流之中；托马斯·莫尔则创建了西方思想史上最早的乌托邦世界，传达了他理性政治、理性国家的构想。
——摘编自郑艳《理性与人道：西方文学人文精神的彰显》
(1)根据材料，概括人文精神在14—17世纪初文学著作中的主要表现。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补充一条人文精神在这一时期其他领域的表现，并说明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