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鲁国尚儒学，是儒学的发展基地；齐地学术较为庞杂，阴阳五行学、道家之学、儒学都相当发达；楚地道学与词赋最具特色；三晋以法家与游说之士为盛；秦地主要接受三晋学术。但以各地所出文化人才而论，则以关东的齐鲁三晋郑卫周等地最为兴盛。
——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
材料二 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舒传》
材料三 “至论天下之理，则要妙精微，各有攸当；亘古亘今，不可移易，唯古之圣人为能尽之；而其所行所言，无不可为天下后世不易之大法。”
——[南宋]朱熹
“孔子未尝教人之学孔子，而学孔子者务舍己而必以孔子为学……真可笑矣。”
——[明]李贽
（1）材料一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什么现象？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这一现象对中国古代学术发展的影响。
（2）依据材料二，概括董仲舒的主要观点。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其影响。
（3）依据材料三，比较李贽的思想与朱熹有何不同。李贽思想形成的经济根源是什么？
（4）如果要给以上三则材料设一个主题，你认为最恰当的表述是什么？
材料一 中国自古即重视对民众的教化，以至从中央到地方均有专人掌管教化。但这项“以教化民”的工作，主力军、施行者还是士人。荀子说：“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后世也有“上士贞其身，移风易俗”之说。在政治上，士人希望统治者贯彻儒家“民惟邦本”的理念，做到轻徭薄赋，使民以时，爱惜民力，让民众丰年温饱，灾年免于死亡。…为维护道而批判现实，为坚持“惟邦本”的理念而为民请命成为优秀士人的重要任务。早在先秦，儒家便提出“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的原则，主张“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不争于父，臣不可不争于君”，明确认为，当君父违背道义之时，所从的是道义而不是君、父。所以，中国古代士人的社会批判不少是直接正面地向君主提出的……概言之，作为社会基本价值、准则的自觉维护者，中国古代优秀士人从未放弃社会批判的责任。
——摘编自张锡勤《论中国古代士人的使命感》
材料二 在章炳麟（号太炎）看来，“儒家之病，在以富贵利禄为心”，其中庸之道，“多在可否之间”，是封建统治者的“南面之术，愚民之术”。保皇派以儒家所倡的道德相标榜，实际上却是一群“志在于禄”、“污邪诈伪”的伪君子。他提出“无道德者不能革命”的论断，强调“革命者”应当具有高度的道德自觉性，养成知耻、重厚、耿介和必信的优良品质，能够对革命事业“确固坚厉，重然诺，轻生死”，即使是“私德”、“小德”也不能忽视，这样才能“任天下之重”。
——苏渊雷《章太炎与孙中山早岁论政之异同》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特点。
（2）概括材料二中章炳麟思想的核心。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分析章炳麟思想产生的原因。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上述思想对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新技术的发明和应用大大提高了工业劳动生产率，战后1946年至1970年，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增长了大约4倍。同时，海陆空立体交叉交通运输网络形成，加强了世界各地之间的经济联系。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兴产业部门，如：信息技术产业己被人们从第三产业中独立出来，作为第四产业。科技革命造成的新的技术水平，使一个企业、一个国家很少能单独全面开发新产品，因此必须进行产品零部件开发的国际合作。
——摘编自王春明《科技革命的历史轨迹及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材料二 1953年，以毛泽东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即提出技术革命思想，主张将先进技术应用于工农业生产，并推广到国防建设中，以达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巩固人民政权的双重目的。他们重视工农业领域的生产技术变革，也强调理论科学研究，同时反对用行政力量强制干预学派争论，保证科学技术按照自身的规律去发展。1956年，《1956年至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制定，在计算机、自动化、无线电和核技术等领域提出57项重大课题。同时在企业和农村，群众性的科学实验和技术革新活动广泛开展。
——摘编自刘则渊《论毛泽东的科学技术政策思想》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以来科技革命的特点，并简要分析其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科技政策的特点，并简要分析其历史意义。
材料一 在14世纪中期的意大利，薄伽丘小说的“市井琐事”和“市民情调”是对古典拉丁文化的直接挑战，也是对市民社会风俗的积极倡……在对教会和君主双重压迫的反抗和嘲弄过程中，薄伽丘实现了为市民阶级价值观念张目的人文关怀主题。
——张攒、江宁康《文艺复兴与早期人文主义思想的嬗变》
材料二 路德认为，只有信仰基督，才可得到上帝的恩典；只要心存信仰，人的获救就无需教士的中介作用，不必求助教皇和教会…路德新教所推的权威《圣经》，也不是如天主教解释的那样，是一本只有教皇可以解释的束缚人们思想、行为的教条主义的经典，而是一本人人可以阅读和解释的，并在其中得到人与上帝交流的福音书。
——李平晔《人的发现——马丁·路德与宗教改革》
材料三 孟德斯鸠不但抨击暴君政体，而且他还专门研究了防止或避免出现暴君政体的具体办法。按照他的看法，只有划分国家的权力，才能保障人民的自由，才能避免暴政的出现。
——吴于廑《世界史·近代史编（上卷）》
请回答：
（1）据材料一，归纳薄伽丘小说的主要特点。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薄伽丘小说产生的经济根源。
（2）据材料二，概括马丁·路德的主要思想主张。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材料三中孟德斯鸠的“具体办法”。
（3）综合上述材料，概括14-18世纪欧洲思想领域重大变化的主要内容。
材料一 中国文化中“人文”二字最早可见于《易传》“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天下”，它突出了“教化天下”的社会价值，《后汉书》中亦有“人文犹人事也”的注释。儒家思想重视日常生活和人际交往的伦理关系，尤其强调了社会生活中的责任与义务。所以，儒家的道德人文主义精神是坚持以道德为内在本体和人文为外在发用的统一，从而凸显了儒家思想的教育价值、政治价值和伦理价值。
——摘编自侯宾《梁漱溟与儒家道德人文主义》
材料二 布洛克认为，西方思想主要存在三种看待人与宇宙的思维模式：第一种是超自然模式，即以神为本位，人和自然都是神的创造物；第二种是自然模式，认为人和其他有机体一样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第三种是人文主义模式，集焦点于人身，从人的经验出发理解自己、上帝于自然。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最初在达·芬奇画笔下的维特鲁威人身上找到了早期表达形式，后又在启蒙运动的思想先驱笛卡尔那里得到了集大成的阐释。笛卡尔认为，人类共同的本性即理性把人与非人区分开来，“我思故我在”；人不需要依靠神祇，通过理性即能把握世界；人不受历史、政治等外部因素的束缚，像维特鲁威人一样顶天立地地站在世界的中心。
——摘编自蒋怡《西方学界的“后人文主义”理论探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儒家“道德人文主义精神”的特点，并对其进行简要评价。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方“人文主义模式”的主要内容。试比较西方人文主义与儒家人文主义异同。
6 . 材料 明清之际王夫之的哲思直通近代思辨。王夫之肯定了世界的本体由物质性的“气”构成，论证了物质的不灭性，而且认为物质运动形态之间可相互转化，这种转化状态是无限的，但物质运动的总量则不会增减。王夫之将实地考察与古籍记载的神话传说相参照，得出了人类起源于动物、文明发源于野兽的崭新结论。他推测“中国”以外另有发达古文明；又提出“文化中心转移”论，认为请文明“袁旺彼此选相易”。他认识到“中国”并非世界之中心和全部。他认为在人的主观意志之外，存在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趋势，建立“势一理一天”合一的理性主义历史哲学。王夫之指出，一个新制度的产生，必然要在旧制度的母体内孕育许久，而一个旧制度也会在新制度中残存长时期才能根除殆尽。
——摘自冯天瑜《超前200年——王夫之的哲思深度》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王夫之的主要哲学思想。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王夫之的哲学思想。
材料一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在先秦中国思想界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以《周易大传》为代表的“天人协调说”，认为人类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对于自然既应有所因任，又应有所改造，人既应遵循自然规律，又应发挥自己的能动性，但只有国君圣人、大人才有这种裁成辅相的功能。汉、宋以降，《周易大传》的天人协调思想融入“天人合一”的观念中，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发挥。
——摘编自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精神》
材料二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西方文化主要用主客二分式来处理，以人为主体来认识客观自然世界的本来面目和客观规律，从而征服自然，使自然为人服务。西方文化的源头是古希腊文化。古希腊虽有天人和谐说，但希腊哲人更擅长于将“大自然作为外在于人类的，独立的认识对象”，形成较为发达的自然哲学，这种人与自然分离的精神到了近代有了更大的张扬，更多的思想家致力于讨论如知何去征服和战胜自然，在这方面影响最大的是培根，他提出了著名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康德哲学有浓郁的人文主义色彩，并且突出地提出了“人是自然的立法者”这一思想；黑格尔以“绝对唯心主义”的荒诞形式，把绝对理性不但视为全部自然界的主人，甚至把自然界看成是“精神”的“外化”的结果，这样，“理性”或“精神”就成了自然界的“创世主”。
——摘编自韩俊李尚明《从“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看人与自然》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西方在文明起源阶段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的主要异同。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近代西方在“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上张扬古希腊文化的原因及影响。
（3）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以文明史观解读中西文化中“人与自然关系”观念的异同，可以得出哪些认识？
材料一 文艺复兴是14世纪中叶到17世纪初在欧洲发生的思想文化运动。它只限于社会上的少数英才——学者、文人和艺术家的活动，但是它所宣扬的思想不啻是向长期以来在基督教神学笼罩下陷于沉闷窒息的西欧社会送来的一股清新的气息，把绝大部分有文化教养的人士从中世纪的昏睡中唤醒过来。他们怀着一种复古的心情去挖掘古代遗产，力图恢复古典文化艺术，使之“再生”。文艺复兴并非对于古典文化的“亦步亦趋”的简单模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创新。
材料二 十三世纪的罗吉·培根，……他以为真理的追求，必须从观察物象和实验物质下手，单单靠了几本古书，是不中用。……所以到了文艺复兴的末年，科学的精神，依靠了罗吉·培根等人的提倡，而日益发达；而研究学术的方法，也已由亚里士多德的演绎法，而改为由观察和实验下手的归纳法。…但文艺复兴时代的科学，仍不过是一点萌芽，直到十七世纪以后，科学家才风起云涌的大兴起来。后来又靠了科学的实用，使地球上起了一个空前绝后的大变化。
——选自陈衡哲《西洋史》
材料三 以下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部分人文主义者的言论：
洛斯基：“人们做的一切事都是为了金钱，我们所有人都充满着获取利润、获取更多的利润的欲望。如果弃绝了这个欲望，一切事业就会完全停止。凡是贪婪者很多的地方，应该把他们看作是国家的骨骼和基础。”索德里尼：“难道我们不知道正是贫穷不断地促使人们去犯各种罪行、亵渎神圣？不正是贫穷产生偷盗、盗窃国库、毒害、伪造、掠夺、抢劫、杀人的行为吗？”罗伦索·瓦拉：“还有什么比把一切分给穷人……然后自己去行乞更为荒诞的呢？”
——摘编自（15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者论教会和宗教》
（1）根据材料一，概括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指出文艺复兴前后科学研究方法的变化，并结合所学分析“十七世纪以后科学的实用使地球起了一个空前绝后的大变化”的体现。
（3）根据材料三，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共同主张并分析这些主张产生的原因。
材料一 中国很早就形成了自己的“治理”理念。《尚书》即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儒法道各家提出不同的治国理念，以“王道”、“霸道”、“帝道”构建理想的治理模式。汉武帝虽将儒学作为治国核心思想，但也借鉴了法家许多主张。在此之后，历代统治者对儒、法普遍采取了兼容并收的态度。中国人重血缘和亲情，中国基层社会是典型的“熟人社会”，中国历代统治者深知，将皇权伸入乡村的每一个角落既不现实也没必要，在广大乡村更多地利用乡绅进行管理，官、吏、绅三者的有效配合，实现了基层的长治久安。自古以来，中国在国家治理方面就有着深入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其间虽也面临内部和外部挑战，但中国作为“大一统”的整体都表现出强大的凝聚力和自我修复能力，没有像欧洲大陆一样很早便裂变为许多个国家。
——摘编自陈忠海《中国古代的国家治理》等
材料二 启蒙主义是近代以来西方国家治理最核心的理论渊源、思想根基和价值取向。它认为：科学理性能有效解释自然现象，将其推广至政治生活领域必将有助于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有序运行；封建专政纵权、贪腐、压迫民众，原因在于权力不受限制；国民或公民应该在国家的物质生活、法律制定、权力运行、文化创造、社会管理等方面发挥从未有过的作用；主张每一位公民均可以“无差别地”参与到国家运行与对国家的治理、监督中，国家有责任保护公民个人参政的基本权利；政府应主导实施国民教育，培养具有“自由”、“平等”、“博爱”精神以及热爱民族国家、民主政治的合格公民。这些思想不仅深刻影响了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建立和治理，而且也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广泛影响。
——摘编自季卫兵《西方启蒙主义的国家治理取向及其影响》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基础上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民族区域自治等政治制度，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坚实基础。
——摘编自季春芳李正华《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探析》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治国理念的特点并分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启蒙主义主张的治国理念并分析其成因。
（3）综合上述材料，说明新中国如何形成自己独特的治国方略。
材料 两个世界的初次碰撞——历法之争
康熙十一岁时，亲眼目睹了中西文化围绕历法的激烈交锋。康熙七年大臣会议，请皇帝圣栽。康熙命代表大统历的杨光先、代表回回历的吴明暄、代表西历的南怀仁，分别用各自的算法推算正午日影所止之处。
三次夹地测验，杨光先、吴明暄有误，康熙又令测立春、雨水二节气及月、火、木星之运行。杨光先、吴明暄“逐款不合”，南怀仁“逐款皆符”。杨光先痛心疾首道：“臣监之历法，乃尧舜相传之法也。皇上所正之位，乃尧舜相传之位也。今南怀仁，乃天主教之人。焉有法尧舜之圣君而奉天主教之法也？南怀仁欲毁尧舜相传之仪器，使尧舜之仪器可毁，则尧舜以来之诗书礼乐、文章制度皆可毁也！”“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康熙则平静谕令：“著南怀仁为钦天监正。”康熙八年除鳌拜。南怀仁等立即发难，指杨光先、吴明暄是鳌拜党羽，请求将杨光先“即行处斩，妻子流放宁古塔”，为已死之汤若望（德国人，传教士，在顺治帝时曾任钦天监正）平反昭雪。康熙准予昭雪汤若望，却宽免了杨光先、吴明暄。康熙始终将中西历法之争限制在文化、学术的范围之内。
——摘编自张研牛贯杰《清史十五讲》
（1）指出康熙时期在“中西历法之争”中西人最终胜出的必然性。
（2）将康熙帝在“两个世界的初次碰撞”中的态度置于当时世界历史发展的框架内，分析说明其所体现出的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