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战国时代的社会大变革中，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为维护和发展当时的小农经济，以及巩固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君主政权，提出了不同的建国方略及其哲学理论，开创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思潮，这对于当时的社会变革及文化学术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这时的各派，各家之间，互相批判、辩论，而又相互影响：同一学派在发展过程中，也往往发生变化以至于分化。
——摘编自杨宽《战国史》
材料二 新文化运动作为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意义重大，但仍有一定的局限性。在对中国文化理解上，由于没有将不可改变的八卦原始文化符号与儒、道对其的解释区别开来，所以导致出现了“反传统”的全盘否定中国文化的看法。以西方现代文化思想为新的“经”去“宗”，所以就改变不了所要反对的儒家思想和人格的依附性文化，培养不了对中西方思想均审视批判的现代理性精神。新文化运动几乎都注全力于言论界，多数还是埋头于口头、纸上的著作，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知识阶级的专利品。
——摘编自吴炫《五四的局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百家争鸣出现的原因及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文化运动的局限性。
材料一 李贽强调世间万物各自都有各自的特性，这是上天赋予的，不能强求使之统一。他从一物各具一乾元，人人各正一乾元出发，肯定人的独立人格，“然则人人各正一乾之元也，各具有是首出庶物之资也。乃以统天者归之乾，时乘御天者归之圣，而自甘与庶物同腐焉，不亦伤乎！万国保合有是乾元之德也，何尝一日不威宁也。乃以乾为天，以万为物，以圣人能宁万国，以万国必威宁于圣人，不益伤乎！”
——摘编自赵频《李贽启蒙思想研究》
材料二 黄宗羲清醒地意识到，专制制度的本质是特权人治。他明确指出，君主专制下的社会，由于公私不分，权利义务不平，因而没有公法可言。其所谓的“法”，只不过是维护特权阶层利益的工具而已。因此，他反对“一家之法”，主张“天下之法”，并提出了“治法先于治人”“公天下是非于学校”“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等一系列具有启蒙意义的新理念。
——摘编自郭淑新汤小宾《论黄宗羲“启蒙”理念中的“敬畏”意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李贽的观点并分析其产生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指出黄宗羲的思想主张。综合上述材料，说明两位历史人物的思想对儒学发展的意义。
材料一 公元830年至930年，在巴格达的“智慧宫”中，一大批翻译家、学者在吸收波斯、中国等的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将长期收集和保存的古代希腊、罗马的历史文化典籍翻译成阿拉伯文。其中包括哲学著作、天文学著作、医学著作、音乐著作等。这就是阿拉伯历史上有名的“百年翻译运动”。公元1000年后，欧洲的学者们将这些阿拉伯文的文献以及相关的研究著述译成拉丁文，传播到欧洲各国。“百年翻译运动”取得的思想文化成就对欧洲进入崭新的近代文明做出了影响深远的历史贡献。
——摘编自滕文生《东西方文明互学互鉴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材料二 英国学者约翰霍布森通过大量材料 具体分析了英国工业革命的重要技术支柱蒸汽机、焦炭冶铁技术以及纺织机械等同中国宋朝及之前所创造积累的工业技术成就的渊源关系。他认为英国人并不是天资特别聪慧的发明家，他们的能力更多体现在他们能够吸收、改造中国早期的技术思想和发明。他还说：如果没有中国的早期发明，就不可能有英国的改进。如果没有中国的这些贡献，英国很可能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游离于同样落后的欧洲大陆的边缘。
——摘编自约翰·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百年翻译运动”对欧洲文明进程所起的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英国成功进行工业革命的原因。
材料一 “重农抑商”思想在我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对国家的经济运行始终起着支配作用。先秦诸子因农神崇拜而塑造了“神农氏”《商君书》指出“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秦始皇在琅琊碑文中书写“上农除末”，汉代“驱民而归之农，盐铁官营”，唐“官家不税商”，宋“商贾不通，财用自困”，明清“农产品贩卖成风”“南方大量城镇涌现、工厂作坊繁盛”。
——据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二 “三农”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重大课题，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以来，为解决“三农”问题进行了长期的、艰辛的探索和实践。《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据《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先秦、秦汉、唐宋、明清时期“重农抑商”思想演变的阶段特征。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重农”思想延续至今的原因，并列举新中国为解决“三农”问题所采取的措施。
材料一 甲骨文是中国目前已知最早的一种成系统的文字。甲骨文卜辞的内容，绝大部分与殷商王室有关。甲骨卜辞的文句都很短，而西周出现了上百字的铭文，其内容的丰富多彩，及其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都不是甲骨文能比拟的。金文又多讲求押韵。西周较长的铭文都比较注意纪时，显然更利于仔细地记述历史事件。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
材料二 1928—1937年间，历史语言研究所共在殷墟进行了15次发掘，出土了极为丰富的各类文物。20世纪50年代中叶，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了西安研究室、洛阳工作站和安阳工作站，负责殷墟、丰镐、汉长安城、隋唐长安城、汉魏洛阳城和隋唐洛阳城的考古工作。1965年，我国第一个碳14实验室建立。同年，我国和朝鲜学者对中国东北地区的青铜时代遗址开展了合作发掘。
——摘编自王巍《中国考古学百年历程回眸》
(1)根据材料一，说明商和西周的代表性文字的历史价值。
(2)根据材料二，概括我国考古学的发展成就，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1898年，康有为在《请断发易服改元折》中公开向皇帝提出脱去长袍马褂改穿新式服装。在强调“与欧美同俗”的同时指出必须改革中国褒衣博带的服饰传统。他提到：“然以数千年一统儒缓之中国褒衣博带，长裙雅步而施之万国竞争……诚非所宜矣。”这一举措对于中国来说是一次意义重大的思想启蒙。
材料二 中山装是孙中山先生服饰改革思想的典型体现，其基本思想为：“博采西制，加以改良；此等衣式，其要点在适于卫生，便于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中山装的四个口袋象征国之四维，礼，义，廉，耻。因其口袋的对称性，给人以凝重，持重，庄重之感。三个袖扣象征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而门襟的五个纽扣则象征五权分立，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衣袋上的四个纽扣象征人民拥有的四权，选举，创制，罢免，复决。袋盖的倒山形样式则代表对知识分子的重视。中山装虽取材于外来服饰样式，却是一种将外来服饰改制成功的典型，因符合中国的国情与审美风格，深受中国人民的喜爱。至今仍被国人穿用，成为中国国服男装的代表。
——上述材料摘编自《西风东渐与都市主流服饰文化变迁（1898—1927）》
(1)根据材料一，概括康有为的服饰观，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孙中山服饰观的特点，并简析其原因。
材料一 北宋儒家"关中学派"代表吕大钧兄弟受《周礼》《礼记》的影响，订立《吕民乡约》。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乡约乡规，其主要内容有：一是德业相劝；二是过失相规：三是礼俗相交；四是患难相恤。在此基础上，又细化为更为具体的条款，以约来和规范乡民的个人行为。有学者认为：“《吕氏乡约》于君政官治之外别立乡人自治之团体，尤为空前之创制”
——摘编自党晓虹《中国传炕乡规民约研究》等
材料二 梁漱溟认为，中国的前途"必从复兴农村入手。他将邹平实验县整个行政系统实行教育机关化，以教育力量代替行政力量。县以下设乡学，……乡学就是“政教合一”的机构，目的是培养农民的新政治习惯—农民对团体生活及公共事务的注意力与活动力。……推广农业改良技术，组织成立了棉花运销、机织、林业、蚕业等生产合作社帮助农民增收，并成立了农村金融流通处、农村信用合作社和邹平卫生院等，面对面地为民众服务。经过努力，当地农村的社会秩序、经济、教育、社会风俗状况有了一定好转。
——摘编自李满星《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宋乡约制度的特点并分析其产生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梁漱溟乡村实验活动？
材料一 雕版印刷技术…现在为大规模的印刷工业投入使用，并为渴望读书的公众生产出了各种各样的阅读书籍。例如在中国东部很小的一个地区就有记录显示它印刷了将近五十万册的书籍。百科全书、字典、历书和农业、医学书籍，还有神秘的疗疾咒语书籍都可供广大读者购买。雄心勃勃的许多宗教和哲学著作的各种版本（其中主要是儒家著作、道家的典籍和佛教的经书）从10世纪时就已开始印刷，它们用数千块木雕版印制，这些雕版在整个宋代都被用来进行重印。1005年时，皇家档案中已有10万块有关历史、集释和宗教的雕版。
材料二 近代中国出版业的发展，大致以辛亥革命为界分为晚清新政时期和民国时期。1896-1911年间，仅上海一地，就成立了100多家出版机构。从1900年至1911年间，我国共译书籍1599种。这些翻译书籍，译自日文、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或其他语种，而以日文居多。此时期的译著涉及到暂学、伦理学、法学、政治学、历史学、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个方面。由于晚清教育体制的一系列变化，以出版新式教科书为主的出版机构也大量出现。
——摘编自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出版业繁荣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一、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中国出版业的变化及其原因。
材料 清末京师大学堂的置废颇为曲折。甲午战争后，改革求变呼声起，光绪帝下旨兴建京师大学堂，工部尚书孙家鼐负责筹备工作。1898年9月27日，“在孙家鼐上奏筹备方案之后，光绪帝面见各军机大臣，对此没有进行太多的讨论，大学堂筹备被搁置”。1898年12月6日，上谕今“各直省添置学堂，实力举办”，“着由户部筹定的欺，按年拨给京师大学堂，以崇体割”。12月31日，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办。
1899年5月6日，因御史参奏京师大学堂“靡费过甚，请饬归并删除”，清廷要求孙家鼐对其整顿。7月17日，上谕批准孙家鼐因病续假，由吏部左侍郎、大学堂总教习许景澄“暂行管理”大学堂事务。1900年4月20日，许景澄上奏，称大学堂开办以来，图书、仪器购置费用在常年经费动支，未动用20万两开办经费，呈请缴还此款。适逢“庚子事变”，他再次奏请“暂行裁撤京师大学堂”，并说：“创建大学堂之意，原为讲求实学、中西并重，西学现非所急，而经史诸门，本有书院、官学”，不必另立学堂。7月9日，该折获准。
1901年9月14日，清廷颁布兴学上谕：“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切实整顿”。1902年1月10日，京师大学堂正式复办。
——摘编自蒋宝麟《从京师大学堂到学部：清末中央教育财政的形成》
(1)根据材料，概括京师大学堂创办曲折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识之士对待“西学”和“中学”态度转变的历程。
材料
上图所示为中国与西方的"科学技术水平累加增长曲线"，学界形容这一时期的中国具有"超稳定结构"并处于"高水平停滞"时期，并据此得出了一个结论；无论是对于中国还是西方来说，科学技术结构和社会结构之间都存在着适应性。也就是说，制度大于技术，中国的经济和科技的落后首先体现在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的不思进取上。
——据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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