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儒学是封建社会影响力最大的学术流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儒学有不同的研究重点。比如宋朝周敦颐、朱熹等人宣讲的“宋明理学”，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儒学发展到明清阶段，又出现了一个和“宋明理学”同样重要的学术流派，叫作“明清实学”，其中最具特色的则是早期启蒙思想，陈鼓应、辛冠洁和葛荣晋主编的《明清实学思潮史》对此有充分的体现。该书的导论对这一时期的早期启蒙思潮做了很好的概括：在土地制度上公开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在经济思想上反对“重本抑末”的传统思想，主张“工商皆本”；在政治上，猛烈抨击君权，提出君臣共治天下的主张；在哲学上，阐发人的主体意识和人的价值，提倡个性解放和人文主义；在伦理道德上，抨击三纲五常。
——摘编自丁冠之《论明清实学的早期启蒙思想》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从中任意提取一个观点并加以论述。（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论述完整、准确）
材料 中世纪后期，神圣罗马帝国（德意志帝国）日趋没落……各个新教诸侯实际上已经独立，帝国极力限制新教活动，争取旧教诸侯重振皇权，并得到罗马教皇、西班牙和波兰贵族的支持。法国、丹麦、瑞典、荷兰和英国则支持新教联盟。1618—1648年爆发了欧洲主要国家纷纷卷入德意志内战的大规模国际战争，历史上称之为“三十年战争”。1641年交战各国召开威斯特伐利亚和会，这次和会被认为是欧洲历史上最早的一次国际会议，会议进行得十分拖拉，但也通过和谈达成一系列约定，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标志着战争的结束，该和约也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条约规定
所有罗马帝国的选侯、邦君和各邦，应根据本协议确定和确认享有他们自古以来的权利、特权、自由、优患、自由行使领土权，……他们永远不能，也不应该受到任何人以任何借口进行的骚扰。
……
……参加协议的所有各方应有义务保卫和保护本和约的每一项条款不受任何人的侵犯。
……同本协议有关的每一方都必须站在受害者的一方，向他提供意见和武力，协助他还击侵害者。
——摘编自王海艳《三十年战争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三十年战争爆发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构建中所体现出的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材料一 中唐以后的总的趋势是向平民社会发展，文化的基本精神是突出世俗性、合理性、平民性。对整个宋明理学的评价应当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来进行，它是配合、适应了社会变迁而产生的整个文化转向的一部分。当然，思想的发展也有历史的渊源。理学讨论的主要问题，格物致知出自《大学》，心性见于《孟子》，天理人欲出于《礼记》，这些经典的问题经过理学家们的不同诠释赋予了新的意义。
——摘编自陈来《宋明理学》
材料二 王阳明所处的明代中叶，社会处在动荡之中。统治阶级面临着言行不一，知行脱节的道德危机。科举作为选拔经邦治国人才的制度日益僵化，官僚士大夫和一般知识分子都信奉程朱理学，治学偏重格物致知。王阳明感叹当时社会道德沦丧的情况，他从各种经历中深刻体会到，要救深陷危机的明王朝，单靠镇压是不行的。要从思想上消除人们对封建制度的反抗意识，做到知行合一。王阳明认为程朱理学一味地强调知行为两件事，过分割裂了知行的关系，导致不能将道德知识付诸道德实践的情况。“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他提出的知行合一就是要将知和行并作一件事，将道德认识和道德实践相统一，以便消除以前程朱学派一味强调知先行后而带来的知行脱节的情况。
——摘编自刘子旻《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有什么时代背景？》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理学出现的原因，并分析理学与传统儒学相比的进步性。(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王阳明对程朱理学的发展及其原因。
材料一 传统中国的社会治理存在两条平行的轨道：一是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以君主为核心，由官员与知识分子实施具体的社会治理；二是自下而上较为薄弱的基层组织自治轨道，由乡绅等乡村精英治理。
——费孝通《乡村重建》
材料二 北宋东京城简易图
东京有皇城（又称宫城、大内）内城、外城三重城墙，皇城是皇帝的议事殿阁和寝宫所在地。
材料三 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还是在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中国的科技发展到宋朝，已呈巅峰状态。
——（英国）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传统社会治理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朝是如何通过官制变革实现“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施行社会治理的。
(2)请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材料二所示地图反映了哪些社会现实。
(3)根据材料三，概括作者关于宋代科技发展的观点，结合所学找出支持该观点的史实。
材料一 自清末民初国文独立设科以来，中学阶段文言文教学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在“白话文运动”兴起之前，国文教学内容只是单一的文言文，且选材多停留于经史文选等。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认为以文言为代表的古代话语体系记录和承载着封建旧道德、旧伦理。“宋、元以来盛行的白话文学乃是文学的正宗，白话为文学之利器，也为教育普及之工具”。胡适还坚持要用白话来编写教科书，以利国语的传播和普及。白话文进入教材，从此改变了文言文一统天下的局面。从1932年颁布的中学国文课程标准开始，“了解固有文化”与“增强民族意识”列入了整个中学阶段的教学目标中。1936年颁行的课标“修正本”，将“酌量兼使有运用文言作文的能力”修订为“用文言文叙事说理、表情达意之技能”。
——摘编自张锋《文言文教学之历史沿革与革新策略》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中小学语文教学经历了一段轻视和忽略文言诗文教学的时期。2001年《高中语文教学大纲》规定：学习中国古代优秀作品，体会其中蕴含的中华民族精神，为形成一定的传统文化底蕴奠定基础。学习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理解古代作品的内容价值，从中汲取民族智慧，用现代观念审视作品，评价其积极意义与历史局限。阅读浅易文言文，能借助注释和工具书理解词句意义，读懂文章内容。2003年颁行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关于文言诗文教学的规定：通过阅读和鉴赏，深化热爱祖国语文的感情，体会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追求高尚情趣，提高道德修养。中国思想界起初误以为现代化就是西化，时至今日，人们对“现代化”的理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现代化和民族化并不矛盾，是融合为一体的。21世纪，全球化带来了文化之间的冲突，一方面，为不同文化的交流与借鉴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文化上的趋同化现象，它将模糊原有民族文化的身份和特征。本民族的文化越有活力，越是刚健、自信，就越能自由开放地吸收世界先进文化，成为世界多元文化中的一员。
——摘编自胡虹丽《坚守与创新：百年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研究》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概括近现代中学阶段文言文教学的变化，并进行合理历史解释。
材料一 唐代的译经、抄经已达到超越前代的新境地。宗教的发达，必然引起对宗教经典的大量需求，只靠抄写显然已不能解决问题。无论是经济文化的发展，还是宗教传播和对外文化交流，都突出地要求供应大量的复本图书。传统的传抄方法再也不能适应社会的要求了。人们迫切需要一种新型的、高效率的图书复制技术。唐代不仅有了对印刷的迫切需要，而且也具备了印刷术应用与发展的纸、墨、石刻、捶拓等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在社会迫切需要和已具备的物质条件的历史背景之下，雕版印刷在唐代得到应用，并且有了初步的发展。
——摘自《中华印刷通史》
材料二 古代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曾经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文化传播模式，柳诒微在《中国文化史》中曾深刻指出：“雕版印刷之术之勃兴，尤于文化有大关系，故自唐室中晚以降，为吾国中世纪变化最大之时期。前此犹多古风，后则别成一种社会。”书籍出版数量的增加，改变了文人的阅读习惯和藏书方式，张舜徽曾分析道：“自印刷之术日新，致用之途益广，便民垂远，为效甚宏。然其影响后世，有利有弊。由于得书甚便，学者多置之不观，苏东坡为《李氏山房藏书记》，即尝慨乎言之。故印刷愈便，而记诵日衰，似故创物造器者之所不任咎也。”
——摘自于翠玲《媒介演变与文化传播的独特景观——中国编辑出版史的认识价值》
(1)根据材料一，概括雕版印刷技术在唐代兴起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指出雕版印刷技术的使用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
材料一 中国古代家庭教育重点是让晚辈学会尊老爱幼、孝顺父母、做人读书、勤劳俭朴、为人处世等。南北朝时期，颜之推意识到教导族中子弟学习德行与知识的重要性，写下《颜氏家训》，大量引用儒家经典的原文和典故，将儒家思想渗透进颜氏家族子弟的人格中，“述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时俗之谬，以训子孙”。自魏晋南北朝之始，历朝历代都有家训类的成书作品，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封建社会家庭教育体系。
——罗乐《＜颜氏家训＞家庭美德思想及其价值》
材料二 在严复看来，个人的自由，若遇到国家的危机，后者更为重要。他告诫子女：“事遇群已对待之时，须念己轻群重，切毋造孽。”1921年严复弥留之际交代儿女：“须知中国不灭，或有损益，旧说必不可叛。”这是他一辈子的精神追求，也是他最为看重的一点。
——朱明勋《中国传统家训研究》
(1)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的特点。
(2)据材料二，指出严复的家庭教育主张。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意义。
(3)综合上述材料，说说你对中国家训文化的看法。
材料一 李贽强调世间万物各自都有各自的特性，这是上天赋予的，不能强求使之统一。他从一物各具一乾元，人人各正一乾元出发，肯定人的独立人格，“然则人人各正一乾之元也，各具有是首出庶物之资也。乃以统天者归之乾，时乘御天者归之圣，而自甘与庶物同腐焉，不亦伤乎！万国保合有是乾元之德也，何尝一日不威宁也。乃以乾为天，以万为物，以圣人能宁万国，以万国必威宁于圣人，不益伤乎！”
——摘编自赵频《李贽启蒙思想研究》
材料二 黄宗羲清醒地意识到，专制制度的本质是特权人治。他明确指出，君主专制下的社会，由于公私不分，权利义务不平，因而没有公法可言。其所谓的“法”，只不过是维护特权阶层利益的工具而已。因此，他反对“一家之法”，主张“天下之法”，并提出了“治法先于治人”“公天下是非于学校”“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等一系列具有启蒙意义的新理念。
——摘编自郭淑新汤小宾《论黄宗羲“启蒙”理念中的“敬畏”意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李贽的观点并分析其产生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指出黄宗羲的思想主张。综合上述材料，说明两位历史人物的思想对儒学发展的意义。
材料一 张载曾说“为万世开太平”，就是士大夫们表明自己的一种面向未来、治理现在的气概，一种家国天下的责任。他们通过发现和提出与过去不同的解释形成了新思想，比如《尚书·洪范》中，到唐为止一直以来的儒教认为是表现天帝赐王天命的句子，被解释成从尧到舜、从舜到禹的王者之间的王权转让。不论是王安石还是程颐，都拼命向皇帝进言，要以尧舜为榜样治国。他们强调经书中所要求的诚意、正心、修身等是皇帝和士大夫都应该具备的，换言之，皇帝成为与士大夫同样的存在，被要求具有同样的伦理道德。士人的人生理想当时是以优异成绩科举合格，然后辅佐皇帝、治理天下国家。他们主张自下而上，也就是通过家庭和地方组成社会秩序的基础，来促使王朝统治体系的安定。
——摘编自【日】小岛毅《宋朝：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
材料二 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1483—1541）出身灶丁，早年以商贩为生，三十八岁始就学于王阳明门下。王艮虽然继承了王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和命题，但他在学习过程中，“时时不满其师说”，提出一些颇具独创性的看法。王艮认为“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将神圣性的“道”与百姓的穿衣吃饭等日常生活联系起来。王艮的“格物”是以“安身立本”为核心，他指出：“物格，知本也。”在此基础上，他还进一步提出“尊身”的观点：“身与道原是一件。至尊者此道，至尊者此身。须道尊身尊，才是至善。”这种思想包含着维护个体生存权利和人性尊严的意义，对明朝中后期思想文化影响甚巨。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代士大夫群体参与治理的主要方式。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王艮心学思想独创性的表现并分析导致这些表现的原因。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宋明儒学。
材料一：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传统文化统一性与多样性是对立统一的。汉代董仲舒“独尊儒术”的主张把传统文化的统一性推向了极致。但事实上，统治者宣扬的“吾家治国之道，霸王道杂之”，又使它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就先秦而论，从周人对前代的维新，到孔子对周礼的重新解释；从孟子对孔子思想的发展，到荀子对先秦百家争鸣的总结与融合，传统文化又经历了继承性与变革性的过程。古代中国虽历经战乱、分裂和王朝更替，但传统文化从未中断，总是在继承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连续性和包容性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这种包容性又有利于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摘编自张岱年《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材料二：1915年，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掀起了以改造国民性为主要目的的新文化运动。他们认为，国民性改造归根到底是革除旧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建立新的与共和制度相适应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他们喊出三个响亮的口号：个性主义、科学、民主。新文化运动中，他们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批判“吃人礼教”，提出要“以科学和人权并重”。中国文化从鸦片战争开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大体实现了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变。
——摘编自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并分析其成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文化运动时期传统文化向近代转向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