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先秦儒学继承了商周时期的民本思想。孔子主张“为政以德”，希望统治者实行仁德之治，善待、关爱民众。同时，他主张富民、惠民，提倡“仁者爱人”说。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明确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继承了孔子的理论，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观点。和谐思想是儒家思想中又一个核心理念。孔子提出“身”“家”“国”相统一的和谐关系，即“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通过修身、齐家、治国的顺序，达到“天下平”的目的。孟子主张“人和”“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强调了和谐理念中的善治和秩序良好。荀子积极倡导公平正义的社会风气、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其政治和谐思想的核心是“隆礼重法”，他把“和齐百姓”、人民安居乐业视为治国安邦的重要基础。

——摘编自李森《论先秦儒家政治哲学中的和谐发展思想》

材料二   刘邦统一天下后，国家残破、经济凋零，内有韩信、英布等异姓诸侯王控制着大片土地和大量人口，外有北方强敌匈奴伺机骚扰。这种局面决定了刘邦在建国之初，既不能用法家思想治国，又不能用儒家思想安邦，只能选择黄老之术。汉武帝即位之日，正是西汉国力雄厚之时，汉武帝好大喜功的个性，加上国力允许的客观条件，决定了他对内巩固和强化中央集权政体，对外勤用兵，征讨匈奴以除边患，同时开疆拓土。为了施展他的雄才大略，国家必须从多方面转轨变型，而这就需要一个权威的思想作为坚实的理论基础，为其政治任务服务。黄老之术“出世”的性质和“无为”的取向，与其政治抱负处处相左，于是他必然要以新的思想取而代之。

——摘编自樊海永《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原因初探》

材料 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发表后震惊了学界。英国人对他心悦诚服，奉若神明，但欧洲大陆学者在钦佩之余，颇有保留。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反复争论，牛顿学说最终因为得到实测结果的验证而在欧洲大陆被逐步接受。于是传统宗教、政治观念和结构自然失去了它们的神秘光环以及魅力，变为可以自由批判、讨论，甚至可以被改变的了。牛顿学说成为启蒙运动的触发点和意识形态根据，启蒙运动也使欧洲迎来了法国大革命以及随后的一连串政治与社会巨变，最终将欧洲甚至世界带入了现代。

——摘编自陈方正《牛顿学说在欧陆的传播与启蒙运动的兴起》

材料   晚清地方自治兴起于19世纪40年代，一方面是晚清政府为了保住其统治地位，不得不接受地方自治，另一方面是新兴资产阶级这一社会力量为了救时改制而提出进行政治变革。维新变法后，一些具有地方自治意义的自治团体，如湖南南学会等兴起，开启了地方自治的实践。在维新派看来，“独立之举，非可空言，必其人民习于政术，能有自治之实际然后可”。维新派认为要张国力、伸国权，必须使民族强大；而要保民生、厚民生，则必先实行地方自治。维新派提倡绅士自治其身，自治其乡，绅士要具备参政、议政能力，通过地方自治以兴利除弊，使“官民上下，同心同德，以联合之力，收群谋之益”，“而去郡县专政之弊”。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扼杀了中国人的独立意志和政治权力，国民普遍缺乏公民意识和责任心，要改变这一状况，一个重要方式即实行地方自治，像欧美各国一样“人人有议政之权，人人有忧国之责”。

——摘编自李娅玲《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地方自治思想与实践论述》等

材料   20世纪60年代，袁隆平（1930一2021）在国内首开杂交水稻研究的先河，开创了一个在世界上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领域。1973年，袁隆平在世界上首次育成三系杂交水稻，他被全世界誉为“杂交水稻之父”。1976年，杂交水稻成功推广。1984年，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成立，这是国内外第一家杂交水稻的专业科研机构，国家计委拨款500万元。1987年，两系法研究被列为国家“863”计划项目，袁隆平带领新一代育种工作者展开了攻关行动。2000年，中国超越了日本和国际水稻研究所等先行者，率先迈进了超级稻时代！1999年，“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隆平高科”）成立，隆平高科持续加大投入，不断建设面向市场的创新体系，在2018年进入到世界种业第七强。

如今，中国杂交水稻走出国门，遍及五洲，除了在发展中国家扎根，还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开展合作。“和我们合作的美国水稻技术公司每年付给研究中心技术转让费。”袁隆平自豪地说。

——摘编自《农民日报》《袁隆平——惠泽苍生的东方稻神》

材料一   公元830年至930年，在巴格达的“智慧宫”中，一大批翻译家、学者在吸收波斯、中国等的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将长期收集和保存的古代希腊、罗马的历史文化典籍翻译成阿拉伯文。其中包括哲学著作、天文学著作、医学著作、音乐著作等。这就是阿拉伯历史上有名的“百年翻译运动”。公元1000年后，欧洲的学者们将这些阿拉伯文的文献以及相关的研究著述译成拉丁文，传播到欧洲各国。“百年翻译运动”取得的思想文化成就对欧洲进入崭新的近代文明做出了影响深远的历史贡献。

——摘编自滕文生《东西方文明互学互鉴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材料二   英国学者约翰霍布森通过大量材料   具体分析了英国工业革命的重要技术支柱蒸汽机、焦炭冶铁技术以及纺织机械等同中国宋朝及之前所创造积累的工业技术成就的渊源关系。他认为英国人并不是天资特别聪慧的发明家，他们的能力更多体现在他们能够吸收、改造中国早期的技术思想和发明。他还说：如果没有中国的早期发明，就不可能有英国的改进。如果没有中国的这些贡献，英国很可能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游离于同样落后的欧洲大陆的边缘。

——摘编自约翰·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

材料一   甲骨文是中国目前已知最早的一种成系统的文字。甲骨文卜辞的内容，绝大部分与殷商王室有关。甲骨卜辞的文句都很短，而西周出现了上百字的铭文，其内容的丰富多彩，及其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都不是甲骨文能比拟的。金文又多讲求押韵。西周较长的铭文都比较注意纪时，显然更利于仔细地记述历史事件。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

材料二   1928—1937年间，历史语言研究所共在殷墟进行了15次发掘，出土了极为丰富的各类文物。20世纪50年代中叶，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了西安研究室、洛阳工作站和安阳工作站，负责殷墟、丰镐、汉长安城、隋唐长安城、汉魏洛阳城和隋唐洛阳城的考古工作。1965年，我国第一个碳14实验室建立。同年，我国和朝鲜学者对中国东北地区的青铜时代遗址开展了合作发掘。

——摘编自王巍《中国考古学百年历程回眸》

一本书的遭遇

材料一   1895年秋，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墨迹未干，群情激愤，痛心疾首，广州民间书局印行了曾任中国驻日参赞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如图）。此时此刻，此书甫一出版自然洛阳纸贵，风行天下。人们惊讶地发现，这部中国近代第一部深入系统地研究日本的著作，居然在八年前的1887年就已成书，然而一直未能出版。曾有人指责黄：“如果此书早就出版，国人了解日本，主战派大臣就不会轻易言战，于是战争赔款“偿银二万万可省矣”。

——摘编自雷颐《帝国的覆没——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困局》

材料二   近代对日本明治维新了解程度之深且影响之著者，可数近代著名爱国外交官黄遵宪。他敏锐地看到明治维新的成效，又指明日本在追求富强的同时已有称霸野心，中国首当其冲可能遭受其害。《日本国志》于1887年夏完成。1887-1889年间，黄遵宪通过北洋大臣李鸿章、两广总督张之洞向总理衙门推荐，但被“久束高阁”。黄遵宪转而寻求民间出版，但仍遭冷遇，说明民间认为有关日本之书不值得出。这本书迟至1895年底甲午战败后才正式刊行。对此，时人痛惜万分，称“虽风行一世，而时已晚矣”。

——摘编自戴东阳《论黄遵宪对日本明治维新的认识》

材料一   14世纪的黑死病夺去了欧洲2千万到3千万人的生命，重要的是即使是那些幸存下来的工人也减少了他们的劳动力供应，1349年英国秋天收割的时候，地主们只能花双倍的工钱才能雇到人手，在整个中世纪，消费品一直供不应求。黑死病促进一部分人认识到在死神面前，贵贱都是平等的，人们冲破了教会的禁欲观念，此时的意大利和欧洲呼唤人性的解放。

——摘编自王红印《浅谈中世纪西欧黑死病的影响》

材料二   1932年日本将国内的细菌实验室搬到中国满洲，在这里使用大量中国健康的活人做实验，并多次组织远征队，将染有鼠疫等细菌的跳蚤和食品，用飞机在中原和江南、福建一带广泛散播，导致许多无皋百姓惨死，旧中国某些地方本身就有鼠疫霍乱流行，中国当局难以一下子区分是自然疫病流行还是细菌武器攻击。1939年日军还向苏军阵地发射了装有细菌的炮弹，致使这一地区发生了传染病疫情。1944年6月，美军对日军占领的塞班岛进行严密封锁，日军首脑见大势已去，竟然丧心病狂地实施人体病毒武器。

——据金成民《日本细菌战》

材料   在临床实践中，李时珍发现以往的本草著作中存在着许多错误和混乱，于是决心重新编纂一部全面、系统的本草著作。自1552年至1578年，李时珍前后花了26年时间，三易其稿，最终完成了药物学巨著《本草纲目》的编纂工作。全书共52卷，190多万字，收有药物1892种，方剂110960个，附有药物形态图1160幅。在编纂过程中，李时珍系统地总结了前人的药物学成就，并参考了800余种文献资料。同时，他还亲自进行调查、考察、研究，在所收入的药物中，有347种是他通过自己的搜集增补的。书中更是订正了许多前人记述的错讹。可以说，《本草纲目》倾注了李时珍毕生的心血，集中国传统医药之大成。

——摘编自全秋鹏《中国古代科技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