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严复 | 中国传统的“求新”观念与西方的“进化”观念相辅相成。为“进化”观念在中国的传播提供条件,而“进化“观念也为“新”字涵义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严复指出:“国家为有机体，斯其演进之事与生物同。”天演之理为国家求“新”提供了理论支持。极大地促进了“新”字与“中国”一词的结合。 |
| 梁启超 | 1902年，梁启超《新民说》中专列“论国家思想"一节,呼吁培养“新国民”,建立“新中国”。1903年，梁启超发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再次详细阑释了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说 |
| 孙中山 | 发表《中国问题之真解决》,提出“必须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把过时的满清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这是“中华民国”一词的最早出现，作为革命派的“新中国”理想被正式使用 |
| 陈独秀 | 发文驳斥了民初的共和政体。他将“民主”与“共和”观念截然分开，阐明了“共和”也不一定就是民主。在政治变革无望的背景下,陈独秀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希望从思想文化领域入手,通过改造国民的方式再造“新中国” |
——摘编自王玉玲《清末民初“新中国”一词的概念内涵与话语演进》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新中国”确定一个论题，进行论述。(要求：主题明确，史论结合，条理清晰。)
材料一 先秦诸子学术实有共同之主题，即重建现实政治、社会、道德与思想的秩序。其原因有二一是外在客观原因，礼乐崩坏之际，秩序重建是当务之急二是内在主观原因，知识阶层自觉承担历史使命……“儒道墨法”不同的仅仅是实现目标的途径和手段。
——摘编自陆玉林、王兴周等《中国学术通史》
材料二 在这幅立轴画中，孔子、老子、红衣罗汉（释迦牟尼）坐于树下共究玄理。
——摘自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
(1)根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概括先秦诸子重建社会秩序的客观原因，并分别指出儒家、法家为了重建社会秩序采用的主要途径或手段。
(2)根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概括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思想领域呈现出的特征。
材料一元末明初，高明在《琵琶记》开场词中说：“正是：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提出了戏曲之匡扶“风化”的功能。因与统治阶级所提倡的道德教化不谋而合，所以很受统治阶级的欢迎。明代，丘溶也直接提出戏曲的审美就要与伦理道德有关。正是在这种创作风气下，汤显祖(1550—1616) 在李贽等人的影响下，拿起了如椽大笔，与之抗衡，创作了《牡丹亭》。他在《牡丹亭》题词中写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近世史家侯外庐对汤显祖的《牡丹亭》给予极高的评价，“他的剧作不但和当时的正统观念相对立，而且向往对封建制社会的历史的矛盾予以加剧并寻求解答。”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等
材料二徐渭(1521—1593)，字文长，浙江绍兴人，曾师从王阳明门徒季本，研习王阳明的学说。徐渭一生科场不顺，贫困潦倒，但诗文书画皆精。徐渭是公认的南杂剧代表作家，创作的《四声猿》等代表了明代杂剧的最高水平。当时，北曲、南戏并存。他认为北曲多为“马上之音” “杀伐之声”；对南戏则赞誉颇多，认为尽管多为市井之声，却“句句都是本色语”。在明代后期兴起的市民文学艺术中，徐渭以强调“本色”和追求“自然”的鲜明特点而留名史册。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等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晚明以来戏曲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形成以上特点的历史背景。
材料一 在欧洲，黑死病导致的灾难不仅表现在高死亡率与巨大的物质损失上，更体现在宗教与文化领域……鼠疫的肆虐使得人们的基督教信仰陷于崩溃，快乐主义和各种颇具宿命色彩的异教哲学复兴。而城市当局在面对鼠疫侵犯时，则采取保障食物供应、建立检疫所、招募医生、制定相关行为规范等方式做出反应。鼠疫造成的社会影响及城市当局的应对策略，对欧洲意识形态的划时代转变意义重大。
——摘编自【美】威廉·麦克尼尔《瘟疫与人》
材料二 明代处于中国历史上第四个气候寒冷期，后期异常干旱。入境外国人士的增加，使我国从未有过的传染病也开始流行。1048年至1644年间，各地发生的大瘟疫达26次之多。瘟疫等传染病的流行，促使温病学说得到发展。明清之际吴有性著《瘟疫论》，提出“戾气说”，认为瘟病是戾气所致，由口鼻传入，进而指出戾气有不同类型，并能产生不同疫病。经过清代名医叶桂、薛雪等人的努力，温病学说逐渐建立起体系。
——摘编自龚胜生《中国疫灾的时空分布变迁规律》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分析黑死病给中世纪的欧洲带来的影响。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瘟病学说在明清时期形成体系的原因。
材料一 西周的礼乐文化是儒家思想产生的根源，礼学是儒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儒家礼乐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独具特色的文化资源。“礼”是内容，“乐”是形式，周公制礼作乐，规定了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等，使贵贱有差、尊卑有别、长幼有序，实行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礼”是治国的基本要素，礼乐的这种治国内涵被无数统治者沿袭采用。儒家认为，礼乐因人情而设，有节制性情、提升道德的作用；“礼”的和是“中和”，礼以和为贵，就是在尊重各个阶层权利的基础上，要求人尽自己的义务而达到和谐，这种思想在当代文化的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摘编自刘丰《儒家礼乐文化的历史价值与当代启迪》
材料二 文学、艺术在中国文化史上，发源甚早，但到唐宋之际，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出现了文化转型期。唐朝统治者对世家大族的压制，客观上使得文化的发展失去了家族的约束和保障，以传统的礼法之学渐渐崩溃，家族文化逐渐解体，文化垄断局面逐渐被打破：个人精神逐渐得到释放，民风渐变。到了宋朝及以后的时期，随着选官制度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文化逐步渗透到下层民众中。平民文学兴起，白话小说大量涌现，市民文艺广受欢迎。新的平民学者群体也不断壮大，他们到处讲学，儒家思想也呈现出一定的平民精神。
——摘编自蒋晓光《唐文化发展进程与唐宋文化转型的必然性》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先秦礼乐文化的基本特征及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宋以来古代文化发展的趋势，并分析原因。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生产力水平低下、人民生活困难，新旧价值观念之间冲撞激烈。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通过开展学校劳动教育肃清封建剥削思想、树立劳动光荣的价值理念，动员青年一代积极投身国家建设，为促进国民经济恢复与发展，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努力……开展劳动教育过程中，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作为指导方针，将劳动教育与思想教育密切结合，大学、中学与小学的劳动教育同步推进，学校、家庭、社会的劳动教育相互统一。
——摘编自李欢《新中国成立初期学校劳动教育的实践探索与经验启示》
材料二 改革开放以来（至2018年前），邓小平指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内容、方法上要适应现代经济和技术的迅速发展；学生参加的劳动要与未来所从事的职业相适应，避免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不仅要考虑近期生产建设要求，更要根据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趋势，有计划地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专家和劳动后备军。自此，我国学校劳动教育开始从以往偏重体力劳动转向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结合；从以往单向度适应现有生产劳动水平转向面向未来引领劳动发展；从重劳动转向重教学、重实践。服务学生素质发展、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这一时期劳动教育的主旋律。
——摘编自刘向兵、曲霞《党史百年历程中劳动教育的功能及其实现》
(1)结合材料一和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初期重视劳动教育的意义。
(2)结合材料二和所学知识，概括改革开放时期劳动教育发展的趋势及其原因。
| 历史学家 | 所著史籍的原文或主要内容 |
| 希罗多德（古希腊，约前480一前425年） | “其所以要发表这些研究成果，是为了保存人类过去的所作所为，使之不至于随时光流逝而被人淡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族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其应有的荣光，特别是为了把他们相互争斗的原因记载下来”。 —引自《历史》第一卷克丽奥 |
| 奥托（德意志，1114一1158年） | 著《双城编年史》，以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的宗教思想统摄全书。主张“发现神圣的计划和其中的信息”。他认为“世界分三部分：亚洲、非洲和欧洲”，书中所述的“东方”仅仅是十字军东征所及的区域，古罗马和日耳曼是他主要的关注点。 |
| 伏尔泰（法国，1694一1778年） | “世界上最古老的编年史是中国的编年史”。 “我们的一切—天文学、化学、医学、特别是比从希腊人和罗马人那里得知的更为温和、更为有益身体的药物，几乎都是来自阿拉伯人。代数是阿拉伯人的发明，甚至我们的算术，也是由他们传来的”。 “有人说整个地球都曾经燃烧着大火，说地球变成了一个玻璃球。这种凭空想象玷辱了物理学，这样的江湖骗术式的妄谈，根本不配称为历史。我们不能把穿凿附会跟确凿之事搅在一起，把想入非非与真实可靠混为一谈。” ——摘编自伏尔泰《风俗论》 |
依据材料，选取一部史籍或多部史籍，提取单个史籍或史籍流变中的核心概念，结合史实阐释上述概念。
材料一 20世纪初，清王朝推行新政，实行教育改革；与此同时，留学教育逐渐发展，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形成，促使教育救国思潮得以发展。这一时期，《杭州白话报》《教育世界》《科学世界》等各种报刊上宣传教育救国的文章连篇累牍，使之成为又一股有影响的社会思潮。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工商界不乏强调教育之重要性，并宣传教育救国理念的有识之士，为此，不少地区的商会都曾创办新式商业补习学校，还设立了初等小学堂。
——摘编自朱英《中国近代史十五讲》
材料二 梁启超是现代爱国主义最具代表性人物，是近代系统阐发爱国论第一人。梁启超最终形成并明确地提出爱国主义的思想主张是在1899年2月发表的长文《爱国论》。“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1902年，梁启超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一文中指出，“近数百年来，欧洲民族主义发生，民族主义者，实制造近世国家之原动力。”同年，在《新民说》中进一步指出，中国当务之急，就是“民族建国问题而已”，即建立一个民族民主的现代国家。一战后游欧归来的梁启超，为了避免西方业已出现的弊端，他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既要求对中国传统的旧思想求解放，又强调必须打破对西方现代思想的迷信，号召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受五四运动和战后世界民族民主运动高涨的影响，梁启超指出“质而言之，从国民全体下工夫，才是真爱国，才是救国的不二法门。”
——摘编自郑师渠《梁启超的爱国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20世纪初中国教育救国思潮发展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梁启超的爱国主义思想内涵及其影响。
材料一 宋代是中国古代童蒙教育兴盛发展的时代。在宋朝重视儒学教化和文风熏陶的政策激励下，童蒙学校从官学到民间宗族创办的私塾、义学遍布天下。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及使用使童蒙教材和少儿读物的大量印刷和标准化印制成为可能。宋代理学大师们不仅重视蒙学，还立足理学学术发展和道德伦理体系建设并提出了诸多关于蒙学发展的创新性教育思想。
——摘编自周超、金滢坤《宋代理学对童蒙教育的影响》
材料二 宋代童蒙教育不仅教授儿童识字，具备基本的阅读基础能力，而且高度重视理学提倡的道德伦理教育。朱熹所著童蒙教材《小学》称人生需要恪守遵循的人伦规范要做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也即“五教”。除朱熹所著《小学》外，陈淳所著《启蒙初诵》和真德秀所著《教子斋规》也是南宋时期理学家编著的侧重理学道德教化的优秀童蒙教材。此外，其他多种专业知识如历史、自然、医学、名物和制度等知识的学习对于儿童心性的培养同样具有重要作用。宋代童蒙教育对儿童和整个社会均产生深远影响。
——摘编自周超、金滢坤《宋代理学对童蒙教育的影响》
(1)结合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概括指出促进宋代童蒙教育发展的因素。
(2)结合材料二和所学知识，分析宋代童蒙教育的特点及影响。
材料一 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农业发展情况
| 朝代 | 春秋战国 | 秦汉 |
| 公元年代 | 前770—前221 | 前221—220 |
| 耕地面积/万hm2 | 1533.3 | 3813.3 |
| 粮食单产（kg/hm2） | 712.5 | 825 |
| 粮食总产/亿kg | 102.7 | 295.7 |
| 口粮总量/亿kg | 111.4 | 208.8 |
| 粮食需求/亿kg | 123.7 | 232.0 |
| 人口/万人 | 3200 | 6000 |
| 人均占粮/kg | 320.5 | 492.9 |
——摘编自吴宾《中国古代粮食安全问题研究》
材料二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科技支撑。解决吃饭问题，根本出路在科技。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要发挥我国制度优势，让农民能获利、多得利，保护和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多措并举、凝聚合力、久久为功，才能牢牢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
——改编自李浩燃《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春秋战国到秦汉农业发展的趋势，并结合所学，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从政策支持和农业技术角度，概括现代中国应对粮食安全的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