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近代早期英国农书写作是在人口、农业、教育等方面发生变革的背景之下兴起的。据统计，16世纪有13位农业作家写作农书，而到1601年至1650年已有18位农业作家写作农书。这些作家既写作了包括种植业、畜牧业方至林业、渔业等在内的综合性农书，又写作了仅仅涉及农业生产某个方面的专业性农书。农书写作形式多样，内容丰富，通俗易懂。乡绅是农书的主要读者，对农书有较大的需求。农书再版的总次数不断增多。这些农书在一些地方充当了传播优良农业技术的媒介，推动了近代早期英国农业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摘编自邓绍兵《近代早期英国农书写作的兴起》

材料二   明清农书的编纂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明清政局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的“食众田家”问题，在刺激农业生产发展的同时又促进了很多生产经验的积累和普及。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空谈心性无助于政权稳定，遂把农业生产活动当作“修齐治平”的根本。农业生产实践引发了他们编纂农书以传扬“经验农学”的愿望刻书技术的发展为农书的大量刊刻创造了条件。明清农书的数量可观、内容广博，涵盖农业生产的各个领域，反映了我国古代农学的成就。

——摘编自林霞《明清农书的创作特点及其影响情况研究》

材料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进步对社会的变迁起着独特的作用，尤其是社会大变革、大转轨和社会形态更替的时期，代表新生产力的阶级在发动革命推翻旧的生产方式，以为自己争取生存空间以前，往往先用与新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作为思想武器，发动一次深刻的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而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对社会向前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它不仅为政治上的暴力革命在思想上、舆论上作好了准备，荡涤着一切旧制度下的污浊空气，而且直接为革命准备了思想武器。

——摘编自姚秀梅《浅论思想解放运动在社会变革中的先导作用》

材料一   朱熹认为，“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榖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明代顾亭林也说：“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尊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在这种战争硝烟味极浓的政治环境中，孟子向统治者推行以德化人的“王道”理论势必行不通。

——摘编自肖观梅《浅析孟子政治思想在战国不被重视的原因》

材料二   赵宋王朝依靠文人，大兴科举，平民士人因此而崛起，具有了强烈的自觉意识，逐步走上了政治舞台。宋代自开国创制以后的几十年里，社会积弊很深，政治气氛越来越消极。同时统治者借佛、老思想粉饰太平，以佛、老那种清静、无为来为他们的因循守旧作辩护。这种不思进取、无视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社会事实，促使有忧患意识的儒者同时发出了辟佛、老和改革政治的呼声。唐末五代是人欲炽盛、天理不存的时代，士人无耻，学风不正，有识之士多认为惟有重振儒学才能磨砺士气，重建道德。因此，复兴儒学是解决一切难题的唯一途径。

——摘编自叶平《北宋儒学复兴的社会原因》

奥运会圣火传递是奥运会开幕前最隆重的仪式，是全人类和平友谊的庆典。

材料

——摘编自蒋德龙《奥运火炬接力研究》等

材料一   19世纪40年代，中国出现了一些介绍西方世界和西方文化的著作，1844年，魏源编成《海国图志》，1845年姚莹写成《康輶纪行》，1848年徐继畲编成《瀛寰志略》，何秋涛著成《朔方备乘》，梁廷枏写成《海国四说》。这些著作，有些是关于世界地理历史的，有的是关于中外关系的。这一时期中国人所看到的还仅是西方的物质文明，并且主要是坚船利地，因此最初表现出来的学习西方的意向也主要是仿造船炮。

——据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等整理

材料二   19世纪末，中华民族陷入空前危机之中，而资产阶级的成长及其知识分子代表意识形态的转换，促使维新派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围绕制度层面的文化更新，提出了一系列主张：痛陈制度变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要求对制度层面进行全面革新，使其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诸领域。

——摘编自房列曙、木华主编《中国文化史纲》

材料一   中国佛教信众有通过抄写经文以累积功德的习惯，并且抄写愈多，功德愈厚，而与手抄相比，雕版印经，可谓多快好省，信众自然乐于采用这种便捷的方法来体现尊崇佛祖的心志。这种行为随之很快向基层社会生活其他方面辐射，如印制历书、占梦相宅等书籍。唐朝进士考试偏重诗赋，模拟名进士所做的试赋，成为率先印制的读物。

——摘编自辛德勇《中国印刷史研究》

材料二   十五世纪欧洲人用印刷机印书，使得以拉丁文和各地方言印制的《圣经》迅速普及；选印了经院学者的重要典籍，服务大学里的学生与教师。当时的阅读大众，对于道德短文和劝人向善的故事，也有极高的兴趣，这些书一度以庞大的数量占据着书商的位置，加上牧民历、一般历书，以及用以装饰墙面的通俗诗挂图等，成为印刷品的大宗。另外，堪称科学类著作的书籍，产量业已相当可观，约在三千种之谱，相当于著述总数的十分之一。

——摘编自（法）费夫贺、马尔坦《印刷书的诞生》

材料   清代，上自官方下至民间，对医籍的校释整理形成了一个风潮，这一现象呼应了朴学传统（考据学）。清代医书的校诂，修正了不少前人的错误。举例而言，如《灵枢·营气》中“营气之道……上行注足阳明，下行至跗上，注大指间，与太阴合，上行抵髀，从脾注心中”一段，《甲乙经》作“营气之道……上行抵脾，从脾注心中”，《内经》注家多随文衍义，如明代医家马莳注为“上行抵髀，即阴陵泉、血海、箕门等穴，俱在髀之内廉，属脾经穴”。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解“脾”“髀”为：“古文以脾为髀字”，依段氏注，此处所存之惑则迎刃而解。传统的天人相应的自然观与身体观是中国哲学与医学的观念。朴学运动中重塑的中国医学，其人文主义的表现有着自身的特点。

近代以来，伴随西学东渐，中医学的知识结构、理论体系、诊疗制度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但中医学与西方近代医学之间的关系一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中医学没有像有些传统学科一样完全被西学所俘虏，直至今日还保有着独立的理论体系与实践方法，而且有着越来越受到认同的趋势。

-—摘编自张树剑《复古与开新：清代医学的朴学化及其精神变革》

材料   19世纪90年代，康有为开始大量涉猎西学书籍，接受了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自是大讲西学”。他借用西学重新评估传统文化，指出纲常名教已不是治国平天下的灵丹妙药。他强调要想逃脱亡国灭种之厄运，变法图强是唯一出路。然“今变法之道万千，而莫急于得人才”，中国“坐受凌辱”盖因“泰西户口少而才智之民多，吾户口多而才智之民少故也”。为此，他建议朝廷大力创办新式学校，把西学引入其中作为主要课程，同时急派学生赴美日等国留学，学哲学，化，电、商、矿等科。康有为的西学思想有不少真知灼见，给后人留下许多宝贵的思想财富和可借鉴之处。

——摘编自中松欣《康有为与西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