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康有为的思想发展来看，1888年在他第一次向清帝上书以前，他主张古文经学。他著《何氏纠谬》，从古文经学的立场，批判了今文公羊学大师——何休。康有为对孔子的评价也不高，认为“孔子虽圣”，只是搜集遗文，退而讲学。不过，他和一般汉学家不同，他尊事周公，酷好《周礼》，其目的是想从古文经籍中寻找可资经世的东西，学周公“定新制以宜民”。1890年，受今文经学家廖平的影响，康有为开始从今文经学中寻找变法依据，并先后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等重要著作。

——摘编自姜林祥《中国儒学史：近代卷》

材料二   《新青年》反孔批儒，（新文化运动）乃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史事件之一、也是中国数千年文化史上划时代的事件。陈独秀是新文化反孔教运动的领袖。他对孔教的判断，诸如孔教与现代生活不合、与共和“绝对两不相容”、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由此而生之忠孝节“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等，长期以来，构成了新文化话语体系对孔教的论述要点，也形塑了至今为止大部分国人对儒教的基本观感和认知。

——摘编自彭春凌《〈新青年〉陈独秀与康有为孔教思想论争的历史重探》

材料一：春秋战国时期，礼乐崩坏，诸子蜂出，不仅形成了真正的学术繁荣，而且还有大量的新认知通过不同观点间的相反相成、相生相灭被创造出来。如孔子的仁学体系和孟子的仁政理想；老子所构建的宇宙论及宇宙论同社会论、人生论之间的逻辑联系；庄子主张把心的逍遥置于一切之上的人生观；韩非等人建立的与时俱进的理念等均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摘编自赵世超、卫崇文《论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运动》

材料二：西周末年，士作为低级贵族从政治结构中游离出来，士面临着再就业的选择。士再就业的事实，根据现实的需要，提出不同的思想观念和解决方案，从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由礼崩乐坏所导致的士的再就业需求促进了私学的兴盛，无论是后世诸子百家的称谓也好，都表明这一时期中国思想的丰富程度。中国思想由此实现了突破，并确立了中国传统思想的基本精神价值

——摘编自何善蒙《“士”的再就业与百家争鸣》

材料一   春秋晚期以来，由于贵族分子不断地下降为士，庶民阶级大量地上升为士，士阶层扩大了。士已不复顾炎武所说的“大抵皆有职之人”。相反地，士已从固定的封建关系中游离了出来而进入了一种“士无定主”的状态。这时社会上出现了大批有学问有知识的士人，他们以“仕”为专业，然而社会上却并没有固定的职位在等待他们。在这种情形之下，于是便有了所谓“仕”的问题。子夏说：“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

——摘编自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材料二   中国思想文化和世界思想文化有一个共同规律：或者是社会经济大发展促进了思想文化的发展；或者是社会大变革，新旧时代交替的历史转折刺激了思想文化的繁荣。“得士者昌，失士者亡”已成为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常识，崛起的士成了诸侯、卿大夫、私门搜罗的重要对象，其中学士一类构成“百家”的主体，如儒、墨、道、名、法、农等专门家，著书立说，在文化上贡献巨大。

——摘编自陈茵《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成因》

材料一   先秦儒家思想是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形式，以“中庸”为方法论的政治伦理思想。“仁”既是个人道德修养的标准，又是现实管理中用作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和为政治国的最高原则。“仁”的表现形式是“礼”，“礼”的内核是“仁”。孔子“礼”的思想传承于周礼，它是一种保持社会各种人“明份”，从而使社会有序的思想，是一种外在他律性的规范和典章制度。“中庸”则是孔子提出的修身、处事的理论原则，指的是矛盾双方相互依存所表现出来的“度”，强调人与人关系中，要“执两用而中”，无过无不及。例如，在君臣关系中，要加强君主权力与尊重臣民权利相统一，君主驭臣又接受臣民的监督，臣民可以匡正君主的行为而不能越界；官民关系中，官府要宽以待民，人民要知礼而为。

——摘编自魏雪《先秦儒家的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二   宋代儒学的表现形态是理学，它以儒学为主，同时吸收了佛道思想，它主要讨论“性与天道”的哲学问题，并旁及文化的各个方面。理学的出现加强了封建主义精神压迫，同时它又是儒学思想中精华的发扬光大。当理学家离开关于“天理”的说教而论述治学问题的时候，他们又发展了早期儒学中重视人的独立思考、兼综百家和重视文化遗产研究的传统。朱熹在研究文化遗产时，非常注重独立思考，他强调“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理学的经邦济世思想和“国格”观念，在一些政治家和志士仁人身上也发出了光芒。如文天祥在被囚禁的土牢里写出一首气壮山河的《正气歌》，表现了视死如归的崇高民族气节。

——摘编自张岂之《儒学的历史演变及其作用》

材料一   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带有全盘西化的倾向，胡适就说过：“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上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要拯救我们这个民族”,唯一的出路就是学习“西洋的近代文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又激起了一片对传统文化的眷恋，形成一股传统文化“复归”的浪潮。梁启超大叫“科学破产”,建立在资产阶级物质文明基础上的西方精神文明，在他心目中也一齐崩塌。他决心要以“孔、老、墨三位大圣”和“东方文明”去“调剂”西洋文明

材料二   瞿秋白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解制刀，精粹地分析了所谓“东西文化论战”。他指,现代资产阶级的文明，无论在科学技术或者思想学术方面，都比封建宗法时代的文明进步。中国文化的出路决不是“向后转”,而是“向前进”,“逐步前进，颠覆宗法社会、封建制、世界的资本主义，以完成世界革命的伟业—如此，方是行向新文化的道路。”李大钊期待着无产阶级新文化的崛起，“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进经济组织。不改进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定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求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

——材料一、二摘编自李华兴《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交融的历史考察）

材料一 孔子批判地继承了春秋时代的思潮，以“仁”为核心。在孔子看来，从政的人如果真正能以“德”治国，将得到人民的拥护。孔子不满“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现象，力图维护濒手瓦解的周礼，提倡“克己复礼”,以“礼”来规范自己的言论行动，“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据甘筱青、文师华《孔子思想及其现代意义》整理

材料二中唐时期，韩愈以敏锐的目光，洞察到孔孟以降，儒学正在衰落，发觉当时与佛老的竞争，面临着深刻危机。是故，韩愈发出尊孔孟，排异端的口号，高举复兴儒学的旗帜以恢复儒家思想的正统的统治地位为当务之急。韩愈认为通过复兴道统，即可恢复中国儒家的伦理观念，促使当时纷乱局势，得以全国统一，复兴王朝。

——摘编自李世伟《论韩愈尊儒排佛》

材料一   先秦儒学是在特定的时代气候之下，植根于前代文化的丰厚土壤而成长起来的。它既承担着前代文化传统传承接续的历史使命，也必须回答当时社会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春秋时代剧烈变化着的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伦理、文化等方面都向当时的思想家们提出了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大多是由于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之上以后，人群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交往、社会组织日趋复杂化而引发出来的，而其核心问题是社会政治与伦理道德问题。这也是先秦儒学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摘编自徐克谦《先奏儒学及其现代阐释》

材料二   韩非子曾说：“世之显学，儒、墨也。”然而，实际情况却复杂得很。孔子为了宣传自己的学术理想，寄希望于周游列国，却以失败告终；孟子时代，则是“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秦始皇更是实行了“焚书坑儒”的决策。虽然，汉初儒学偶有机会露面，但很快就被道、法强势逼退，至汉武帝时，这一局面才逐渐被打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在武帝举贤良对策中崭露头角，并提出“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的主张，获得汉武帝的采纳，“五经”成为法定的经典。

——摘编自钱耕森《董仲舒：儒学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材料   墨子（约公元前468—前376年），是当时下层民众在政治上的代言人，他的学说往往反映“农与工肆之人”的利益。他认为人与禽兽不同之处就在于人要靠劳动生活，只有努力生产才能生存。他反对统治阶级穷奢极欲，挥霍浪费，要求节约开支，葬礼从俭。他既反对“大攻小，强执弱”的兼并战争，又反对强凌弱、众暴寡、富侮贫、贵傲贱等阶级压迫，宣传不同阶级、阶层的人“兼相爱、交相利”。他要求国君不分等级，举用贤才，反对“骨肉之亲无故富贵”的世卿世禄制，要求向“农与工肆之人”开放政权，对这些人中“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要求人们与上级政长同是非，“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逐级逐层统一思想，最后使“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也就是集中统一到中央。

——摘编自朱绍侯、齐涛等主编《中国古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