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先秦儒家思想是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形式，以“中庸”为方法论的政治伦理思想。“仁”既是个人道德修养的标准，又是现实管理中用作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和为政治国的最高原则。“仁”的表现形式是“礼”，“礼”的内核是“仁”。孔子“礼”的思想传承于周礼，它是一种保持社会各种人“明份”，从而使社会有序的思想，是一种外在他律性的规范和典章制度。“中庸”则是孔子提出的修身、处事的理论原则，指的是矛盾双方相互依存所表现出来的“度”，强调人与人关系中，要“执两用而中”，无过无不及。例如，在君臣关系中，要加强君主权力与尊重臣民权利相统一，君主驭臣又接受臣民的监督，臣民可以匡正君主的行为而不能越界；官民关系中，官府要宽以待民，人民要知礼而为。

——摘编自魏雪《先秦儒家的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二   宋代儒学的表现形态是理学，它以儒学为主，同时吸收了佛道思想，它主要讨论“性与天道”的哲学问题，并旁及文化的各个方面。理学的出现加强了封建主义精神压迫，同时它又是儒学思想中精华的发扬光大。当理学家离开关于“天理”的说教而论述治学问题的时候，他们又发展了早期儒学中重视人的独立思考、兼综百家和重视文化遗产研究的传统。朱熹在研究文化遗产时，非常注重独立思考，他强调“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理学的经邦济世思想和“国格”观念，在一些政治家和志士仁人身上也发出了光芒。如文天祥在被囚禁的土牢里写出一首气壮山河的《正气歌》，表现了视死如归的崇高民族气节。

——摘编自张岂之《儒学的历史演变及其作用》

材料 陆元九，我国著名自动控制、陀螺及惯性导航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45年，陆元九成为赴美第一批公费留学生，被分配进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毕业后，获得仪器学专业的科学博士学位，白于中美关系恶化，未能立即回到中国而滞留海外。直到1955年，中美达成了协议，用战争中的美国俘虏换取中国留学人员回国。1956年，经过一系列波折后，陆元九转道日本，途经菲律宾，冲破重重险阻最终返回国内。1965年，陆元九主持组建了中科院液浮惯性技术研究室并兼任研究室主任，主持开展了中国单自由度液浮陀螺、液浮摆式加速度表和液浮陀螺稳定平台的研制。1978年后，陆元九积极参加航天型号方案的论证工作，根据中国国外惯性技术的发展趋势和国内的技术基础对新一代运载火箭惯性制导方案的论证进行了指导。在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建所初期，陆元九组织了科研人员的专业技术学习和外语学习，并亲自讲授英语和专业课程。陆元九为我国航天事业奉献了一辈子，并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人造卫星控制研究和惯性技术领域都取得重大突破，培养了一大批航天领军人才。

——摘编自肖欢欢《广州日报》

材料   葛洪，号抱朴子，江苏丹阳人，是两晋之交著名的道教学者和医学家。葛洪认为前人留下的医书、医方卷快浩繁，"殊多不备，浑漫杂错"，且"皆用贵药，自非富室……不可卒办也"。为改变这一状况，他按照"分别病名，以类相续，不相杂错"的目录形式，撰写了《玉函方》百卷，《肘后备急方》三卷。这些整理的单方大多简便灵验，如《肘后备急方》卷三"治寒热诸疟方第十六"曰∶"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现代抗疟良药青蒿素正是在这首处方的启示下研制而成的。从葛洪给其书以《肘后救卒》（"肘后"是随身携带以备急用，"救卒"意为救治突然发生的急症）为名，我们可以看出他强调突发情况下的自救，他一生总结了生活中的许多急救措施，如骨折、蛇咬后的自救等，这些在今天仍然非常有效。葛洪继承了《黄帝内经》中治未起之病的思想，强调"至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不追之于既逝之后"。他在《抱朴子养生论》中论道;"至人上士，乃施药于未病之前，不追修于既败之后……若能审机权，可以制嗜欲，保全性命。"葛洪针对东汉末年张角、王歆等的迷信活动，从道教义理的角度和层次出发，揭露他们是"进不以延年益寿为务，退不以消灾治病为业"的妖伪道士，并中斥他们的迷信活动不过是骗子敛财的方式，而无益于疾病，只能给受害者带来灾难。

——摘编自余植《葛洪的医学思想对现代人医疗观念的启示》

材料   儒学是封建社会影响力最大的学术流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儒学有不同的研究重点。比如宋朝周敦颐、朱熹等人宣讲的“宋明理学”，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儒学发展到明清阶段，又出现了一个和“宋明理学”同样重要的学术流派，叫作“明清实学”，其中最具特色的则是早期启蒙思想，陈鼓应、辛冠洁和葛荣晋主编的《明清实学思潮史》对此有充分的体现。该书的导论对这一时期的早期启蒙思潮做了很好的概括：在土地制度上公开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在经济思想上反对“重本抑末”的传统思想，主张“工商皆本”；在政治上，猛烈抨击君权，提出君臣共治天下的主张；在哲学上，阐发人的主体意识和人的价值，提倡个性解放和人文主义；在伦理道德上，抨击三纲五常。

——摘编自丁冠之《论明清实学的早期启蒙思想》

材料   在近代西方社会思想中，理性概念占据核心地位。契约论、自由主义、科学精神等许多形成现代社会的基本理念，都是凭借理性的支撑而树立的。理性概念自身也经历了由神的恩赐、人的本性、自然理性向启蒙理性内涵的发展与演变，并因此导致西方近现代社会进程的独特特征。“理性”是现代性事业的根基，它的“成长史”体现出大起大落的剧烈节奏，从奋力摆脱神学的超强束缚，到颠覆性的自我批判，西方理性每次都须面对急剧扭转的命运，只有启蒙理性认识到它问题的根源所在，转而求诸其他文明的逻辑。

——摘编自姚德蔽《近代西方社会思想中“理性”概念的发展与演变》

材料一   据曹松叶《宋元明清书院概况》统计，明朝书院共计1239所，其中嘉靖年间最多，占总数的13%：万历年间次之，占总数的71%。明中叶以后书院之所以兴盛起来，主要是因为科举越发化，官学有名无实，一些理学家如湛若水和王守仁等人，为救治时弊，多立书院控徒讲学。他们的弟子也纷纷建立书院，于是，书院讲学之风盛行一时。明朝中后期，政治日益腐败，文化专制越来越严重，不许自由讲学，朝廷曾先后4次下令禁毁书院。但是，因书院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强大的生命力，不久又得以恢复，最著名的是以顾宪成、高攀龙为首复建的东林书院。

——摘编自刘丽平《简明中外教育制度史》

材料二   1874年，唐廷枢、徐寿等人创办的格致书院，其考试内容包括天文、算学、医学、制造、化学、兵器与地质等，已经不限于学习西方技艺而已。同时，西人教会在华创办了一些教会学校，以上海的圣约翰大学为例，先设西学、国学和神学，后来在文学、理学、医学、神学四个学院开设西语、数学（代数和微积分）格致、天文、化学、金学（即今日的力学）地学、航海诸项课程。

——摘编自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材料一 　北宋仁宗（1022-1063在位）时期，面对社会挑战，许多士大夫萌发了强烈的忧患意识，便由佛老的虚无本体之学转向以气为本体的实体之学，崇尚词赋的浮华之风转向“明经致用”的经世之学。宋儒针对“重义轻利”的思想传统，大力提倡“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经济之士必先富其国”，不管是“庆历新政”，还是“ 熙宁改革”，都是在实学理论指导下进行。明清思想家将实学推向高潮，地主阶级革新派和新兴市民阶层，构成了实学思潮高涨的主要社会基础。他们在明王朝覆亡的痛苦中，反思晚明理学的空疏实质。顾炎武强调学术一定要从经书和实际生活中得来，强调学者一定要去关注那些事关国家兴衰治乱之源和生民根本之计的问题，后来乾嘉学者进一步将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发扬光大。梁启超指出“有清学者，以实事求是为学鹄，饶有科学的精神。”

——摘编自葛荣晋《论宋代实学》

材料二　 1930年5月，在《反对本本主义》当中，毛泽东郑重发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时代呐喊，作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一系列闪耀实事求是璀璨思想光辉的精辟论断。……从1942年到1945年，毛泽东相继写下了《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重要著作，强调反对主观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及相关要求。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将革命进行到底》等重要著作，从人民战争的客观规律出发，精确研判抗战胜利后的国际国内局势，对解放战争不同阶段的作战方针和相关工作作出实事求是的战略安排和顶层设计，推动解放战争逐渐走向胜利。

——摘编自武文豪等《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及其新时代意蕴论析》

材料一   先秦儒学是在特定的时代气候之下，植根于前代文化的丰厚土壤而成长起来的。它既承担着前代文化传统传承接续的历史使命，也必须回答当时社会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春秋时代剧烈变化着的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伦理、文化等方面都向当时的思想家们提出了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大多是由于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之上以后，人群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交往、社会组织日趋复杂化而引发出来的，而其核心问题是社会政治与伦理道德问题。这也是先秦儒学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摘编自徐克谦《先奏儒学及其现代阐释》

材料二   韩非子曾说：“世之显学，儒、墨也。”然而，实际情况却复杂得很。孔子为了宣传自己的学术理想，寄希望于周游列国，却以失败告终；孟子时代，则是“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秦始皇更是实行了“焚书坑儒”的决策。虽然，汉初儒学偶有机会露面，但很快就被道、法强势逼退，至汉武帝时，这一局面才逐渐被打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在武帝举贤良对策中崭露头角，并提出“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的主张，获得汉武帝的采纳，“五经”成为法定的经典。

——摘编自钱耕森《董仲舒：儒学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