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巴黎公社运动失败后，公社战士鲍狄埃写下《L’internationale》的诗篇，第一段为“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1888年，工人作曲家狄盖特将这首诗谱成歌曲，命名为《国际歌》。130多年来，《国际歌》被译成多种文字，被誉为歌曲版的《共产党宣言》，广为传唱，经久不衰。

——摘编自颜广明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论革命歌曲的重要价值》等

材料二       20世纪20年代，《国际歌》传入我国。最初是“诗”的形式，后来才发展成为“歌”。1923年瞿秋白翻译的《国际歌》发表在广州出版的《新青年》季刊第1期上，他还为其配上了简谱。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来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在瞿秋白和张太雷的教唱下，首次合唱《国际歌》，大会在庄严的歌声中闭幕。从此，在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奏唱《国际歌》成为延续至今的传统。

——摘编自陶乐《<国际歌>与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等

材料一   孙中山看到了资本主义创造的巨大财富，也注意到了欧美发达国家潜在的社会危机——欧美各国的贫富不均之严重已使“平等”二字成为口头空话。由此，孙中山在1906年明确指出“文明之福祉，国民平等以享之。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肇造社会的国家，俾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敢有垄断以制国民之生命者，与众弃之！”以核定地价的方法平均地权，让所有的国民共享革命后土地溢价带来的福祉，实现“家给人足”的目标，是民生主义初始内涵的主要部分。

——摘编自肖红松等《三民主义的发展与新旧三民主义的区别》

材料二   国民党一大宣言所阐释的三民主义后来被中国共产党称为“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以及“新三民主义”。就民生主义而言，宣言指出其最重要之原则为“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一方面，宣言强调农民的作用和地位，明确表示国家将给予佃户耕地，为农民提供相应的国家支持，并且注意保障军队中农民的利益。另一方面，宣言强调要解决“中国工人之生活绝无保障”的问题。总之，新解释的民生主义重视并发动“贫乏之农夫”、“劳苦之工人”的力量来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推进国民革命运动。

——摘编自宋德华《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再认识》

4 . 国家治理关乎民生商周时期的统治者已经产生了“敬德保民”的认知和经验。春秋时期，政治家管仲认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孔子主张“为政以德”，提倡统治者应该强修养、克己成仁，实施养民、富民、教民之治。战国时期，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力主君为民而设、统治者要推行“仁政”。

——摘编自严炳洲《从以民为本到人民至上——民本思想在中国的现代化演进研究》

汉初，经济的凋敝和秦亡的教训使统治者认识到“为富安天下”，只有与民休息、尽快恢复社会经济，才是兴邦的根本出路。汉高祖即位之初，“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文帝时“下诏赐民十二年租税之半”。景帝时“三十而税一也”。文景之时，先后“除肉刑”，“欲令治狱者务先宽”。

——摘编自马卫东《中国古代三大治世的历史成因》

民生主义是孙中山毕生追求的革命纲领。在同盟会成立之初孙中山就倡导民生主义。中华民国成立后，他明确指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孙中山强调“国民党之民生主义，其最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他一生都在力行振兴实业的革命实践，他主张在“关系主权之事，不能丧失”的前提下，可利用外资、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制度和技术来发展本国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摘编自韩喜平《新时代视域下孙中山民生主义评析》

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2017年中国GDP总量连续8年位居世界第二位，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到中等收入国家的跨越；201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大提出了社会主要矛盾的最新论断，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摘编自门小军《中国共产党对各个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分析及其经验启示》

材料   袁隆平（1930年9月7日～2021年5月22日），1953年毕业于西南农学院，被分配到湖南安江农校任教。20世纪60年代初，他在试验田中发现天然杂交稻，决心不受权威束缚，致力于揭示水稻杂交的奥秘。从1964年6月到1965年7月，袁隆平逐穗检查了1.4万多株稻穗，1966年发表杂交水稻首篇重要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震动整个农业界和科技界。在国家科委支持下，1971年，以袁隆平为代表的科研组把十多年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无私分送给全国13个省市的20多个农业科研单位，并且集中力量进一步协作攻关。1976年，一整套杂交水稻技术形成，并开始大规模投入生产。1980年，杂交水稻作为我国出口的第一项农业专利技术转让美国。20世纪90年代初，联合国粮农组织将推广杂交水稻列为解决发展中国家粮食短缺问题的战略措施。多年来，袁隆平培训了30多个国家的2000多名学员，并多次到国外指导。在袁隆平的倡导和建议下，“杂交水稻外交”正成为我国“走出去”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

——摘编自孟红《福稻济世》

材料一   “教化”一词在董仲舒著作中出现频率很高。他指出：“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并反复强调：“今万民之性，待外教然后能善。”“天下所未和平者，天子之教化不政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不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而“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

——摘编自朱人求《董仲舒教化哲学研究》

材料二   “二程”关注国家前途，强调“帝王之道，教化为本”，多次直言上疏，用自己的思想学说影响皇帝，提出“格君心之非”“王道治国”等一系列政治举措和治理模式。程颢认为“得贤才为本”，请求皇帝兴办学校。在官吏的德才关系问题上，“二程”强调修己之道，以德为先。程颐呼吁要将“宽赋役”“劝农桑”等措施作为重民保民、治理天下的要务，实现富裕的同时才能进行道德教化。还提出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婚姻妇女观。程颐指出，圣人虽然崇尚道德教化，但是也不能轻视刑罚的作用，应该在先有刑罚的基础上进行德化。

——摘编自丁静《二程教化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一   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带有全盘西化的倾向，胡适就说过：“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上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要拯救我们这个民族”,唯一的出路就是学习“西洋的近代文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又激起了一片对传统文化的眷恋，形成一股传统文化“复归”的浪潮。梁启超大叫“科学破产”,建立在资产阶级物质文明基础上的西方精神文明，在他心目中也一齐崩塌。他决心要以“孔、老、墨三位大圣”和“东方文明”去“调剂”西洋文明

材料二   瞿秋白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解制刀，精粹地分析了所谓“东西文化论战”。他指,现代资产阶级的文明，无论在科学技术或者思想学术方面，都比封建宗法时代的文明进步。中国文化的出路决不是“向后转”,而是“向前进”,“逐步前进，颠覆宗法社会、封建制、世界的资本主义，以完成世界革命的伟业—如此，方是行向新文化的道路。”李大钊期待着无产阶级新文化的崛起，“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进经济组织。不改进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定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求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

——材料一、二摘编自李华兴《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交融的历史考察）

材料一 西汉大儒董仲舒创立新儒学，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实现了儒学的第一次综合创新。董仲舒认为，治国理政、社会生活和人伦日用应该一统于“天”，也就是所谓“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汉武帝采纳董仲舒主张，独尊儒学，以“经”作为意识形态杠杆，设立官学之途，通经入仕，“经”在汉代儒学意识形态化过程中承担着中介和纽带的作用，士人通过读经、学经方能获得入仕资格。太学的建立是儒学教育官方化和制度化的标志。同时，也带动了民间积极向学的风气，一些出身于社会中下层的人也得到入仕的机会。布衣以儒术拜相封侯，是汉代转向文治的一大标志。

——摘编自迟成勇《董仲舒思想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影响》

材料二 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多次谈及民族文化继承问题，认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周恩来也说道：“优良的传统都应该提倡，但是要正确地发展。要抽取好的，排斥糟粕。不要以为凡是研究古典的书就是复古。”1938年1月，“陕甘宁边区文化救亡协会”在其成立宣言中提出：“为保卫祖国，为保卫中华民族的文化，为发展中国文化中最优秀的传统，为创造中国崭新的文化，而尽自己最后一滴血。”1943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明确宣布，“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

——摘编自张卫波、王瑞《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儒家文化的认识和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