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世纪中期开始，中国传统的华夷观念发生变化。鸦片战争期间，魏源已认识到，中国所面对的不复是王朝历史中“未受王化”的蛮夷戎狄。他甚至认为西洋诸夷亦自有其礼义节度，且其坚船利炮之术更远胜中国，因而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主张。其后，冯桂芬也坦率承认中国“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若再不虚心向西方各国学习，“我中华且将为天下万国所鱼肉，何以堪之！”诸如此类的认识，在晚清士大夫群体中不断深化与普及。戊戌变法前夕，王韬（注：早期维新派代表人物）于《华夷辨》一文中对“内华外夷”的传统说法大加抨击。他认为：“华夷之辨其不在地之内外，而系于礼之有无也明矣。苟有礼也，夷可进为华；苟无礼也，华则变为夷”。如今中国既有许多地方不如外国，正应及时更易陈旧的“夷夏之辨”观念，学习西方长技。

——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

材料 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发表后震惊了学界。英国人对他心悦诚服，奉若神明，但欧洲大陆学者在钦佩之余，颇有保留。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反复争论，牛顿学说最终因为得到实测结果的验证而在欧洲大陆被逐步接受。于是传统宗教、政治观念和结构自然失去了它们的神秘光环以及魅力，变为可以自由批判、讨论，甚至可以被改变的了。牛顿学说成为启蒙运动的触发点和意识形态根据，启蒙运动也使欧洲迎来了法国大革命以及随后的一连串政治与社会巨变，最终将欧洲甚至世界带入了现代。

——摘编自陈方正《牛顿学说在欧陆的传播与启蒙运动的兴起》

材料   晚清地方自治兴起于19世纪40年代，一方面是晚清政府为了保住其统治地位，不得不接受地方自治，另一方面是新兴资产阶级这一社会力量为了救时改制而提出进行政治变革。维新变法后，一些具有地方自治意义的自治团体，如湖南南学会等兴起，开启了地方自治的实践。在维新派看来，“独立之举，非可空言，必其人民习于政术，能有自治之实际然后可”。维新派认为要张国力、伸国权，必须使民族强大；而要保民生、厚民生，则必先实行地方自治。维新派提倡绅士自治其身，自治其乡，绅士要具备参政、议政能力，通过地方自治以兴利除弊，使“官民上下，同心同德，以联合之力，收群谋之益”，“而去郡县专政之弊”。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扼杀了中国人的独立意志和政治权力，国民普遍缺乏公民意识和责任心，要改变这一状况，一个重要方式即实行地方自治，像欧美各国一样“人人有议政之权，人人有忧国之责”。

——摘编自李娅玲《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地方自治思想与实践论述》等

材料   20世纪60年代，袁隆平（1930一2021）在国内首开杂交水稻研究的先河，开创了一个在世界上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领域。1973年，袁隆平在世界上首次育成三系杂交水稻，他被全世界誉为“杂交水稻之父”。1976年，杂交水稻成功推广。1984年，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成立，这是国内外第一家杂交水稻的专业科研机构，国家计委拨款500万元。1987年，两系法研究被列为国家“863”计划项目，袁隆平带领新一代育种工作者展开了攻关行动。2000年，中国超越了日本和国际水稻研究所等先行者，率先迈进了超级稻时代！1999年，“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隆平高科”）成立，隆平高科持续加大投入，不断建设面向市场的创新体系，在2018年进入到世界种业第七强。

如今，中国杂交水稻走出国门，遍及五洲，除了在发展中国家扎根，还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开展合作。“和我们合作的美国水稻技术公司每年付给研究中心技术转让费。”袁隆平自豪地说。

——摘编自《农民日报》《袁隆平——惠泽苍生的东方稻神》

材料一   公元830年至930年，在巴格达的“智慧宫”中，一大批翻译家、学者在吸收波斯、中国等的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将长期收集和保存的古代希腊、罗马的历史文化典籍翻译成阿拉伯文。其中包括哲学著作、天文学著作、医学著作、音乐著作等。这就是阿拉伯历史上有名的“百年翻译运动”。公元1000年后，欧洲的学者们将这些阿拉伯文的文献以及相关的研究著述译成拉丁文，传播到欧洲各国。“百年翻译运动”取得的思想文化成就对欧洲进入崭新的近代文明做出了影响深远的历史贡献。

——摘编自滕文生《东西方文明互学互鉴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材料二   英国学者约翰霍布森通过大量材料   具体分析了英国工业革命的重要技术支柱蒸汽机、焦炭冶铁技术以及纺织机械等同中国宋朝及之前所创造积累的工业技术成就的渊源关系。他认为英国人并不是天资特别聪慧的发明家，他们的能力更多体现在他们能够吸收、改造中国早期的技术思想和发明。他还说：如果没有中国的早期发明，就不可能有英国的改进。如果没有中国的这些贡献，英国很可能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游离于同样落后的欧洲大陆的边缘。

——摘编自约翰·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

材料一   甲骨文是中国目前已知最早的一种成系统的文字。甲骨文卜辞的内容，绝大部分与殷商王室有关。甲骨卜辞的文句都很短，而西周出现了上百字的铭文，其内容的丰富多彩，及其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都不是甲骨文能比拟的。金文又多讲求押韵。西周较长的铭文都比较注意纪时，显然更利于仔细地记述历史事件。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

材料二   1928—1937年间，历史语言研究所共在殷墟进行了15次发掘，出土了极为丰富的各类文物。20世纪50年代中叶，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了西安研究室、洛阳工作站和安阳工作站，负责殷墟、丰镐、汉长安城、隋唐长安城、汉魏洛阳城和隋唐洛阳城的考古工作。1965年，我国第一个碳14实验室建立。同年，我国和朝鲜学者对中国东北地区的青铜时代遗址开展了合作发掘。

——摘编自王巍《中国考古学百年历程回眸》

一本书的遭遇

材料一   1895年秋，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墨迹未干，群情激愤，痛心疾首，广州民间书局印行了曾任中国驻日参赞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如图）。此时此刻，此书甫一出版自然洛阳纸贵，风行天下。人们惊讶地发现，这部中国近代第一部深入系统地研究日本的著作，居然在八年前的1887年就已成书，然而一直未能出版。曾有人指责黄：“如果此书早就出版，国人了解日本，主战派大臣就不会轻易言战，于是战争赔款“偿银二万万可省矣”。

——摘编自雷颐《帝国的覆没——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困局》

材料二   近代对日本明治维新了解程度之深且影响之著者，可数近代著名爱国外交官黄遵宪。他敏锐地看到明治维新的成效，又指明日本在追求富强的同时已有称霸野心，中国首当其冲可能遭受其害。《日本国志》于1887年夏完成。1887-1889年间，黄遵宪通过北洋大臣李鸿章、两广总督张之洞向总理衙门推荐，但被“久束高阁”。黄遵宪转而寻求民间出版，但仍遭冷遇，说明民间认为有关日本之书不值得出。这本书迟至1895年底甲午战败后才正式刊行。对此，时人痛惜万分，称“虽风行一世，而时已晚矣”。

——摘编自戴东阳《论黄遵宪对日本明治维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