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先秦时期社会秩序不断出现失范现象，原来掌管文化的官员流散到民间，形成了士阶层，于是出现提倡无为而治、不与民争利的道家和维护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儒家，并对建立秩序合理的理想社会提出现了各自的见解。老子、庄子反复推崇“道法自然”，人们自给自足、无为不争，都能满足自己粗陋的物质生活。而儒家则以积极入世的姿态，主张推行礼制，教化人民，规范社会秩序，建立不同群体之间的良性互动，最终实现“大同世界”。

——摘编自康新亚《浅析先秦儒道和谐思想之异同》

材料二   朱熹对社会秩序的关注，可以说是自儒家思想产生之初就存在的一个思维传统，也是传统儒家思 想入世精神的一个最集中体现，他企图通过“礼”来确定社会角色、调节各种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 朱熹也同样认为自然界是一个整体存在，所不同的是，这个整体存在的基础是由理或者太极来贯通上下的。朱熹的“天理”思想在社会生活中的表现就是当时社会的一些行为规范，他指出:“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为君臣者有君臣之理；为父子者有父子之理；为夫妇，为兄弟，为朋友，以至于出入起居，应事接物之际亦莫不各有理焉。”这无疑是一种对社会伦理规范的强化。

——摘编自高宜琴 《朱熹社会秩序思想研究》

材料一   18世纪后半叶至19世纪中叶，对欧洲来说，是疾风暴雨的革命与波澜起伏的改革的年代。革命或改革相继成功后的欧洲各国并没有出现启蒙学者所描绘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美好景象。资本对工人的奴役，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统治，以及私欲横流的社会现象，使人们普遍感到失望。这种对现实的不满反映到了文学艺术领域，浪漫主义的艺术由此兴起。

——摘编自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必修三文化发展历程》

材料二   《自由引导人民》是法国浪漫主义画家德拉克洛瓦的代表作，它重现了法国七月革命中关键时刻的场景。画中的主要人物自由女神（以革命女青年克拉拉·莱辛为原型）在硝烟中，一手高举着法兰西共和国三色国旗，一手拿着枪，号召人民奋勇前进。德拉克洛瓦通过对自由女神的描绘，寄托了自身对革命情感与英雄气概的向往，表现出了自由与人民的政治主题。在自由女神的身旁，是拿着武器的学生和工人以及市民，这些正是当时七月革命的队伍。在自由女神脚下，有一位青年工人，可以看出受了严重的伤，正在仰望着女神手中的三色旗，仿佛期待着自由的到来。

——摘编自韩晓瑞《想象与现实的研究——德拉克洛瓦<自由引导人民>赏析》

材料一   董仲舒不但首倡儒学独尊，而且把孔子的学说宗教化，把封建专制制度的理论系统化，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他给汉武帝上《天人三策》就是这一思想体系的具体说明，《春秋繁露》是其代表作。董仲舒把自然界的“天”塑造成有意志的人格神，把人间的一切说成是上天有目的的安排，他认为天给人类社会设立了一个最高权力的“君主”，人间的皇帝就是代天意进行赏罚的权威，“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与此同时，他也企图假天之威，对皇帝的过分残暴加以限制。董仲舒还大力宣扬孔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观念，他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三纲、五常是天的安排，是天的意志。董仲舒还提出了“性三品”说，他认为人性是有等级的，圣人生来性善，小人生来性恶，中人之性，可善可恶，上等的圣人是天生的统治者，中人经过“教化”可以变善，惟有下等的小人是命中注定低微卑贱，只能永远当牛做马和奴隶。

——摘编自朱绍侯等主编《中国古代史》（上）

材料二   在宋明理学思潮中，理学家在儒学理论创新方面，也十分典型。“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居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它的创立，既符合社会政治方面的需要，又有其理论思维内在逻辑的必然。

——摘自黄钊《应当高度重视儒学的创新与发展》

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文化自觉，同样表现为“人的自觉”，有时也被称之为“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无论是孔孟学说还是程朱理学，儒家文化始终执着于强调人之为人的道德性。同时，它对道德性的强调以维持社会的秩序为出发点和归宿，对不同身份的人有不同的道德要求，这便使其所强调的道德限定在伦理道德的范畴。儒家文化在晚明时期发生了裂变与分化。李贽发挥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提出穿衣吃饭即人伦物理。对自然人性的肯定，着眼于“我”之真实；对个性意识的推崇，侧重于“我”之独立，二者共同体现出晚明人文精神的“人”不再是儒家文化中伦理型的人。但这股人文主义思潮并未掀起类似西方文艺复兴那样深入持久的文化运动，它只作为儒家主流文化的一股逆流在中国文化史中昙花一现。

——摘编自孙桂丽《对中国古代主流人文精神的反叛－浅谈晚明人文主义思潮对“人”的发现》

材料二   近代中国的文化自觉发展可以追溯到1840年。自幼学习儒家经典的洪秀全在偶然接触基督教的小册子《劝世良言》后，在基督教义的基础上，融入儒家思想文化中的“大同思想”；而洋务派提出的“中体西用”是对儒家“经世致用”思想的延续和发展；改良派在认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基础上，自觉学习西方思想文化，主张采用西方君主立宪制；19世纪末，革命派以中西思想文化融合创新中提出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为文化精神的旗帜；进入20世纪后，不同政治派别思想家无不把文化作为民族自觉自立的要素。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用“民主”“科学”大旗猛烈冲击中国的封建思想文化，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文化则是在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融合创新中自我创建和自我发展的过程。

——摘编自杨正军《“文化自觉”视野下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变迁与转型》

材料一   18世纪法国崛起的一代启蒙思想大师，也接受孔子思想熏陶，高举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旗帜，将其发展到最高度、阐发到最强度，为法国启蒙运动注入了新的力量，著名启蒙思想家伏尔泰、霍尔巴赫、狄德罗和重农学派代表魁奈，都表现出对孔子学说及其价值的虔诚与敬服，伏尔泰所倡导的“开明君主”就是中国儒家理想中的德君。狄德罗借助中国文化的材料，利用作为百科全书主编的特殊地位，开展对法国现实的无情批判。魁奈认为《论语》满载原理及德行之言，胜过于希腊七贤之语。启蒙思想家们通过研究孔子，进而把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思想写入1789年的《人权宣言》。

——摘编自陈奉林《孔子在欧洲》

材料二   20世纪的中国历经“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了中国封闭已久的大门，清人“天朝上国”的美梦破碎，“睡狮”惊醒。社会从渐进式的演变，骤然发生了急剧性的变迁，这种脱离循序渐进的发展方式，把中国带入了西方式发展的轨道。随之，文化思想领域“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孔子儒学遭遇空前的危机。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诸贤们，如陈独秀、胡适、鲁迅和吴虞等知识分子，称孔子为中国历史的祸根，并掀起了“打倒孔家店”的热潮，孔子的地位一落千丈，失去了往日神圣的光环，一时间尊严扫地，甚至成为人们诟病的对象。孔子长期的圣人尊号也被许多人改为“孔氏、孔老二、盗丘”等。

——摘编自傅丽丽《陈独秀孔子观研究》等

材料一   明清小说中经典人物

周进：原本是个教书先生，对科举考试极为热衷，可惜到了花甲之年，却连个秀才都没考中。后来通过几个商人凑钱捐了个监生，此后借着监生的身份，中了举人，接着又中了进士，到广东为官。

——《儒林外史》

范进：时年五十余岁，连秀才都没考中，家中穷困不堪，后来被录取为举人，因此上演了一出“范进中举”的癫狂闹剧。

——《儒林外史》

鲜于同：六十一岁中进士，说明“早成者未必有成，晚达者未必不达。不可以年少而自恃不可以年老而自弃”的道理。

——《警世通言》

郎玉柱：《书痴》篇中主人公，书痴，先人留下满屋书，一卷也不忍卖，只爱读书。每逢学政案临测试，必拔得头筹，但又苦于乡试次次落榜不中。

——《聊斋志异》

材料二   《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有记载“读书例日：若读到古人忠处，便思自己忠与不忠，孝处，便思自己孝与不孝。至于善恶可否，皆当如此，方是有益。若只读过而不身体力行，又未为读书也。”作者蒋大器说明了人们读书看到古人忠孝的地方，便想到自己是不是忠孝。小说的作用在这里得到了体现，而且更是要在行动上有所体现，即要思古人之善行，起而效仿施行。市民阶层的百姓在闲暇时看小说，是因为它通俗浅显，阅读不费心力，且有娱目适情功效。许乔林在《镜花缘序》中用素以威严刚正不苟言笑的包公作比喻，来形容这种小说的影响力：“《镜花缘》一……饮程乡千里酒，而手此一编，定能驱遣睡魔；虽包孝肃笑比河清，读之必当喷饭。”此外，在明清才子佳人小说中有一个创作模式，即才子佳人们的爱情无一例外地遭受着这样或那样的坎坷和磨难，这些磨难有的来自朝廷官吏，通过男女主人公的悲欢离合，反映了当时社会现实的黑暗及封建官场的复杂斗争。

——摘编自曾美桂《明清通俗小说对社会的作用》

材料一   “自强不息”语出《周易》，强调君子应效法天道具有永不停息的品格。北宋庆历新政以来权臣除弊革新的诉求愈加强烈，思想上则轻天重人。王安石说“君子之道始于自强不息”，司马光言“君子进德修业，自强不息也”。南宋朱熹指出：君子“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刚，则自强而不息矣”。南宋杨简借鉴禅宗心本论认为“自强不息”并非人法天之刚健而行，而是天道在人心当中的流露。

——摘编自张涛《〈周易〉“自强不息”的历代诠释》

材料二   根据地大多处于数省交界的穷乡僻壤，地瘠民贫，长期战争耗费巨大，国民政府停发八路军和新四军军费，日寇的扫荡，1942年陕甘宁边区陷入了困难时期。中国共产党发扬自强不息的精神，带领根据地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经过采取开荒种植、养殖、纺织、设厂和经营合作社等措施，根据地粮食基本实现全部自给，硕果累累。同时，中国共产党人在极为复杂和艰难的条件下，创立了中共中央党校、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医科大学等三十多所干部学校。

——摘编自蒋森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文化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