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在西周时期就已经有了“嘉种”的概念，《诗经》记载了选用良种的好处和一些已经育盛的优良品种，这一时期选种和育种的目标是产量、品质和熟期等。《管子》所记载的18种土壤中，每种土壤都有两种适于栽培的作物品种。汉代在选种上已经普遍采用田间穗选的方法，选择标准是植株高大或穗大强者，种子贮藏时注意干燥防虫。《齐民要术》所提出的选种标准还增加了品种的特性和遗传素质及适应性能，并对良种的繁育技术作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明代耿萌接提出了更高的技术标准，清代杨双山的“择种法”在理论和技术上相较前人有了更大的进步。

——摘编自郭文韬《中国古代的选种有种和良种繁育》

材料二   中国杂交水稻研究起步较晚，但进步神速。50年代中后期，研究者们确立了水稻性状研究杂种优势的基本思路，并对实验范式达成了共识，为水稻杂交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60年代，袁隆平和他的团队克服重重困难，用了四年时间通过对超过14000株水稻的观察比对，揭示了水稻雄性不育的遗传规律，并首冰提出了水稻三系杂交法的科学概念。此后全国杂交水稻研究团队展开大协作，1976年中国开始与国际水稻研究所合作，与其它国家互通有无，攻克了诸多难关。袁隆平敏锐地发现，传统三系法由于不育系的稳定性，导致产生优秀组合的概率偏低，经过多年研究，更为优越的两系法育种诞生。此后二十多年里，中国超级稻有育种计划将常规选育、三系、两系选育与分子生物技术结合，取得了突出成就。目前，中国杂交水稻已在60多个国家成功试种或推广，中国成为世界上杂交水稻技术的主要输出国。

——摘编自李晏军《中国杂交水稻育种》

材料 邓稼先（1924.6-1986.7),中国著名科学家。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23岁的邓稼先赴美求学，并于1950年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同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工作。1959年6月，苏联政府终止了援助中国研发核武器的原有协议，中央决心自己动手。邓稼先担任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后，一边部署同事们分头研究计算，另一边自己也带头攻关。在周光召的帮助下，邓稼先以严谨的计算推翻了苏联专家的既有结论，解决了关系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邓稼先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甚至有15次在现场领导核试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党中央决定在1964年10月进行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实验，最后签字确定设计方案的就是邓稼先。他与周光召合写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研究总结》，总结了上百位科学家的研究成果，不仅对核武器的理论设计具有指导作用，也是培养核能领域科研人员的入门教科书。此外，他还撰写了动力学、等离子体物理等许多讲义。

——摘编自《军工文化》杂志社《邓稼先了却报国之志》

材料   黄河文明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重要的大河文明或农业文明之一。其古老而绵延不绝的生命力、求新求变的文化精神，使它在人类古文明史的比较中独树一帜，分外靓丽。黄河文明的变革精神，深深影响了中国政治文明的进程及其特点。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内的变法运动，大都继承这样清晰的变革思想，以支撑了长达数百年的变法运动，终于把行之千余年的贵族制推进到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此后，中国的政治体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不管是官僚制度，还是经济制度、选官制度、文化思想等等各个方面，从秦到清发展变化的脉络也清晰可循。古代中国正是在平原流域等地丰厚的土壤条件上，创造了各种政治制度，更是创造了直接影响西方政治进程的四大发明。中国在长达千余年的时间里毫无争议地走在世界前列。

——摘编自李振宏《谈黄河文明的变革精神》

材料一   先秦儒家始终以积极心态和入世情怀对待社会、对待生活。树立高尚的道德信仰，强调个体修养、社会教化、国家治理方面的重要价值。儒家爱国主义认为个人从来就是与一定的国家民族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就没有个人的私人利益。儒家的仁学爱国思想强调“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以血亲之爱为基础发展起对国家民族的爱，使血亲的骨肉之爱与对国家民族的爱合为一体。在忠与孝之间，主张牺牲对父母的孝而对国家尽忠，甚至主张大义灭亲。这种价值导向深入中华民族的内在心灵培育出一种国而忘家、精忠报国、以身殉国的浩然正气。

——摘编自史康健《略论儒家仁学的爱国主义精神》

材料二   梁启超在《爱国论》中写道：“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在避难日本期间，梁启超走向了以思想影响社会，构造国民思想，以服务于社会变革的文化改造活动。梁启超希望国家的建立，要既实行宪政，又能保持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孕育民族文化内涵的现代国家。这样的国家的国民必须是“新民”--时时为国家与民族一体化而存在的“国民”“公民”，是以一种整体性而存在的国民。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实践中，梁启超的思想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摘编自商植桐郭瑞军《论梁启超的个人自治思想与共和爱国主义、文化民族主义的当代价值》

材料一   《海国图志》超越了当时多数中国人视野所能触及的地域，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各国的地理、历史、政治状况和许多先进的科学技术，如火轮船、地雷等新式武器的制造和使用。书中所记各国气候、物产、交通贸易、民情风俗、文化教育、中外关系、宗教、历法、科学技术等，是近代国人谈世界史时不可绕过的里程碑式的“开山之作”。《海国图志》给闭塞已久的中国人以全新的近代世界概念，迫使人们思考西方何以强大而中国何以落后。在百卷本的《海国图志》中，魏源编撰的范围由地理和历史逐步扩展到工商业，并由风土人情扩展到经济、政治，由原来对西方坚船利炮等奇技的惊叹发展到对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政体的介绍。

——摘编自徐其成《〈海国图志〉对于促进国人开眼看世界的功用》

材料二   1908年，清政府拉开预备立宪序幕，梁启超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和期望，并撰写《责任内阁释义》介绍英国的责任内阁制度以供清廷借鉴。但是“皇族内阁”的产生，让其黄粱梦碎。武昌起义爆发后，他顺应时势发表《新中国建设问题》，提出了“虚君共和”，君主立宪被重新包装。革命派主张共和，对梁启超说法不置可否，而此时袁世凯态度又暧昧不明，梁启超算是孤军奋战。在形势逼迫下，他最终放弃了这一主张，拾起曾一度否定的民主共和制，完成了最后一次戏剧性的思想转变。至此，梁启超政治立场的纠结基本走到了终点。

——摘编自李泽鹏《梁启超思想巨变——戊戌变法后政治立场的诸多徘徊》

材料一   中国是诗的国度，诗歌发展到唐代，进入了高度繁荣的阶段。清代编订的《全唐诗》共录作者2300余位，诗作48900余首。唐诗以“近体诗”（格律诗）为主，其中又分五律、七律，五绝、七绝，其他五言、七言古体诗以及杂言歌行诗也占不少比例。唐代诗作，或悲壮、或苍凉、或粗犷、或飘逸，实在难论穷尽。唐诗的作者队伍，上至帝王公卿、学者名流，下至僧尼道士，其间名家迭出，各有千秋。

——摘编自程裕祯著《中国文化要略》

材料二   明清中国社会的一大变化就是城镇的空前繁荣，官宦、土绅、客商、游人徜徉于茶馆、酒楼、店铺之间，饮食男女，奇装异服，恰是一幅呈现人生百态的浮世绘。中唐以来崇尚风雅的文人士大夫，也竞相世俗化。市井文化的繁荣，为明清小说的丰收准备了肥沃土壤。《中国图书总目》收明清小说713种，《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收明清小说670种，合计1300余种，蔚为大观。

——摘编自冯天瑜、杨华、任放编著《中国文化史》

材料一   13~15世纪的300年间，意大利由于繁荣的地中海贸易和发达的制造业，成为欧洲最富庶的地区。意大利城邦的富翁为抬高身价而结交文人雅士，使得学术和艺术因此受到人们的尊崇，个人不再是被神创造、顺服于神的芸芸众生中的一分子。人们把这种个人的觉醒和基督教信仰结合起来，如在《神曲》里，但丁在空间和时间里漫游，其中既有真实的历史人物，又有神话中的人物······为发展这些品质，就要研读人文学科。人文学科的研习需要读古典文献，人文主义者便去找这样的文献，结果找到了大量著作。从14世纪起，这个新生代（或文艺复兴运动时期）的画家们就力图撇开道德上、宗教上的先入之见，使现实本身再现出来。

——摘编自［荷］彼得·李伯庚《欧洲文化史》

材料二   1660~1789年，欧洲除英国、荷兰和瑞士外，都处于号称“君权神授”的君主专制制度下。因此，这一时期的启蒙运动是一场全欧性的思想解放运动。启蒙思想批判的矛头都是指向信仰主义的，也就是说是指向一种已经或正在成为过去的思想或社会意识的。启蒙不是以教育者的姿态居高临下地对愚昧之见或信仰迷信以及流行的霸权话语进行批判，从根本上说，是指对任何一种意见的话语霸权本身的颠覆，其理论基础是建立在近代以来的理性主义、怀疑精神和自我意识的成熟之上的，这体现了其思想深层次上的人本主义本质。

——摘编自董小燕《西方文明史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