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皇上若决定变法，请先举三者。大集群臣于天坛太庙，或御乾清门，诏定国是，躬申警戒，除旧布新，与民更始。……一定舆论，设上书处于午门，日轮派御史二人监牧，许天下士民，皆得上书。……设制度局于内廷，选天下通才十数人，入直其中，王公卿士，仪皆平等，略如圣祖设南书房，世宗设军机处例。重定章程……
——康有为《应诏统筹全局折》
材料二 皇上勿去旧衙门，而唯增置新衙门；勿黜革旧大臣，而唯渐擢小臣。多召见才俊志士，不必加其官，而唯委以差事，赏以卿衔，许其专折奏事足矣。
——1898年6月16日康有为上书光
（1）据材料一概括康有为在奏折中提出了有关变法的哪三项预备性措施？材料二说明了什么问题？这一问题和戊戌变法的失败有何必然联系？
（2）综合两则材料，你认为戊戌变法的特点有哪些？
2 . 材料 西汉初年实行约法省刑政策，汉武帝时期，随着统治阶级由“无为’，向“有为”的转化，法网渐趋繁密。汉武帝时期法律制度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以《春秋》决狱。所谓《春秋》决狱，就是将《春秋》经义所体现出的封建伦理道德运用于司法审判中……将其作为判决案件的根据，如提倡父子相隐。判决案件要讲究犯罪者的主观动机，论心定罪，如犯罪者不是出于主观目的，就可以按“君子原心，赦而不诛”的原则不予追究。善恶的标准完全掌握在断狱官的手中，这样断狱有了很大的灵活性。
——摘编自漆侠主编《中国改革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代法律制度的变化。（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汉武帝法律改革的特点及影响。
材料 孝文帝在位时期，认为既有的法律不完善导致奸吏任意出入人靠、于是“诏中书令高闾集中秘书官等修改旧文，随例增减”，他本人更是直接参与了法律的制定。太和五年（公元481年），孝文帝下诏：“其五族者降止同祖，三族止一门，门诛止身”，北魏特有的门房之诛被废除。孝文帝认为：“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孝文帝时期建立了中华法系很有特色的制度：存留养亲制度，即犯有死罪的人、在其尊亲属尚在又无人供养时，允许该人奉养至其尊亲属死亡，然后再执行刑罚。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孝文帝也仿照汉族实行俸禄制度，“给百官绢粟有差”。随后将法律最初规定的“枉法十匹，义驻二百匹大辟”改为了“义赃一匹，枉法无多少皆死”。北魏的法制建设为中华法系的正式形成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摘编自魏志静《北魏孝文帝法律改革述评》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孝文帝法律改革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孝文帝的法律改革。
材料 新中国成立之初，有学者认为不改革文字，文字上只能由“已经取得特殊权利的人来领导文盲大众”，并且一些东欧友人也迫切希望改革汉字以便于语言翻译工作。在新文化运动以来文字改革理论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改革文字的紧迫性，于是中国文字改革协会等文字学术研究团体应运而生。1950年6月，在认真研习朝鲜、越南等国的文字改革工作后，毛泽东提出了汉字简化“不能脱离现实，隔断历史”的指示。1951年下半年，经过征询各方意见后，毛泽东认可了文字改革者共同提出的汉字拼音化主张，提出“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形式应该是民族的，字母和方案要根据现有汉字来制定”，“鉴于汉字书写困难”，“必须加以整理简化”。
——摘编自崔明海《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启动文字改革的动因及决策过程》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字改革的特点，并指出改革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字改革的意义。
【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材料一 “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租者，十一之税也。调者，调发兵车井田之赋也。庸者，岁役二旬，不役则收其资。役多则免调。过役，则租调俱免，无伤于民矣！
——郑樵《通志·货一》
材料二 ……臣查直隶通属地粮共二百零三万四千七百两有奇，丁银共四十二万零八百两有奇，统为核算，将此四十二万零八百两之丁银，均摊于二百零三万四千七百余两地粮之内，仍照上中下三则之田，各计其纳粮轻重之数，而分摊其丁银，永无偏累之患。”
——《朱批谕旨·直隶巡抚李维钧奏》
（1）材料一和材料二的税收制度各有何特点？
（2）由材料一到材料二，税收制度的变革有何意义？
材料一 1872年，新政府宣布停止使用以月亮运行为基础的历法（太阴历），而同西洋各国一样，明确实行以太阳的运行为基础的太阳历。而且确定一天为24小时，一周为7天，将此作为全国的共同时间。于是，人们生活所依据的历法和时间的划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此前，普通民众一年中的重大节日（如3月3日，5月5日，7月7日等），都是从中国传入的。政府改以天皇和皇室的活动为中心，规定新的节日求民众届时庆祝。如神武天皇即位日（神话传说中的第一位天皇），天皇的生日等。但是，由于旧历法及基于旧历法的各种节日活动同农业生产及习俗密切关联，所以在有些地域仍然长时间地延续着。
——《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
材料二 夏朝历法《夏小正》载有一年中各月份的物候、天象和农事情况。战国《甘石星经》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星表。唐朝《大衍历》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太阳的运行规律，系统周密。元朝《授时历》取“敬民授时”之意，定回归年长度为365.2425日，这与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间相差无几。
——编自新浪网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历法改革和中国古代历法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历法改革与中国古代历法发展在原因上有何主要异同。
材料一 1918年，中央观象台提出将全国划分为5个标准时区，即：中原时区（GMT＋8）、陇蜀时区（GMT＋7）、回藏时区（GMT＋6）、长白时区（GMT＋8.5）、昆仑时区（GMT＋6.5）。
随着外国资本的进入，官僚买办以及民族资本工业的出现，航运、铁路等公交企业和电信、邮政等公用事业的发展，客观上需要五时区特别是中原时区的应用。中原时区的标准时刻，由位于上海租界的徐家汇观象台提供，以电报形式将标准时刻传递到各地所属机构。短短几年，在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相继建立了广播电台，在车站、码头及繁华街道设置有大钟，为普通市民提供时间服务。南京、青岛等城市还每日定时为市民鸣放电笛报时，中原时区的标准时得到了有效实施。然而，中国内地大部分地区“未尽见实行”。
——摘编自孙毅霖《民国时期标准时制的发展》
材料二 从1937年7月起，日本强令伪满洲国使用东经135°标准时，以宣示伪满洲国“国家疆界”的存在及与日本本土在标准时间上的一致。广西本属陇蜀时区，应以东经105°（GMT＋6）为中央经线。但193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通令全省“一律严守本省采定东经110°为标准时刻”，造成陇蜀时快20分钟，比中原时慢40分钟的局面。1939年国府迁渝，为适应抗战军事部署的需要，国民政府再次重申五时区制并规定以陇蜀时区为标准时间后，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改用陇蜀时间。
新中国成立之初，并无以“北京时间”作为全国通行的标准时间的决议或法规。但伴随各地方政府的成立，尤其是伴随人民军队军事战略的迅速推进，将军队一直沿用的中原标准时区推向全国，各地电台在实际工作中也自觉以北京所在的中央经线的平太阳时为准，以显示与中央政府的一致，“北京时间”遂成为约定俗成的民用称呼。至此，近代以来未曾整齐划一的标准时间底定一统，自下而上地成为新中国的一项时间制度及与国际社会交往的标准时间。
——摘编自封磊《从海关时到北京时：近代中国的“时区政治”及其嬗替》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民国时期推行五时区制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概括“北京时间”被确立为标准时间的特点与意义。
材料一 为了治理黄河的水患，汉武帝采取了各种方法，甚而动员包括社会各界的人士参与到黄河水灾的救助之中。元封元年汉武帝“方忧河决”，随即出现了“河溢皋陆，堤繇不息”的惨象，汉武帝不得不动用包括术士在内的各方人士参与到水灾的治理。汉武帝是欲通过方士沟通人神之间的联系，根治水患。也许汉武帝感觉到触怒了苍天，在元封元年，汉武帝甚至要祭祀后土以求得苍天的庇护，他甚而认为“间者河溢，岁数不登，故巡祭后土，祈为百姓育谷”。除了，上述所谓的祈求苍天庇佑治理黄河水患外，汉武帝主要利用朝廷的大臣来治理黄河水患。如元光三年的黄河水患；“于是天子使汲黯、郑当时兴人徒塞之，辄复坏”。在治理黄河水患的同时，为了安置灾民，汉武帝还采取大规模移民的政策，将遭受水灾的民众迁离本土，或者迁往漠北地区，或者迁往江南地区，使这些民众脱离了黄河水灾的侵扰，过上安定的生活。
——据薛瑞泽<汉武帝时期黄河水患治理及其历史启示》
材料二1952年，毛泽东首次出京就到黄河视察，并发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周恩来对黄河的事情亲自挂帅，多次主持会议研究治理黄河的重大问题。根据黄河自身的特点和新中国初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黄河水利委员会在中共中央治黄方针的指导下，提出了“兴利除害，分步治理”治黄指导思想。从1950年春开始，黄河水利委员会和人民政府组织开展了治理黄河的两个阶段工作，有目的、有步骤地对黄河流域进行从治标到治本的综合治理，遇制了黄河水患。1954年3月，黄河下游春季修堤工程全面开工。河南、山东两省各工段.上堤的民工共达五万多人，许多包工队都重新整顿劳动组织，并积极改进工具，推行先进工作法，使工程质量和工作效率都有提高。1954年黄河顺利地渡过了八次大汛，此后治黄委员会在此基础上编制了黄河流域规划，开启了全面的治本工作。
——据郭书林<从治标到治本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黄河治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武帝治理黄河的措施及其效果。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成立后治理黄河的特点及其意义。
材料 北魏统治中期，北方豪族“就耕良田，广为产业”，“时民困饥流散，豪右多有占夺”。“旧无三长，惟立宗主督护，所以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在均田制颁布的同一年，北魏宣布实行三长制。主政的冯太后认为：“立三长，则课有常准，赋有恒分，苞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北魏政府规定“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三长皆由本乡有威望者担任，其核心工作是“定户籍”。此外，其工作还包括养食孤弱者、组织公共设施建设、基层治安和移风易俗等工作。北魏“豪富并兼者，尤弗愿也。”三长制代替了过去的宗主督护制，其施行后的户数比北魏前期增加了一倍，“于是海内安之”。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魏三长制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北魏三长制的积极作用。
材料 范仲淹素有“慨然有益天下之心”。年轻时，他上书仁宗，提出“讲求武备、整顿吏治”等改革主张。庆历新政的方案是对范仲淹以前主张的完善，共十个方面，其中作为重点并首先实施的有三项。改变升官晋级凭资历的陋习，突出能力政绩；针对中高级官僚利用滥进子弟造成“冗官”的弊端，严格限制恩荫规模。强化对地方官员的监督、考核。在当时党争的大背景下，范仲淹仍行朋党之为，造成改革阵营封闭。面对官僚集团的抵制和可能的“朋党”隐患，次年，宋仁宗罢贬范仲淹、欧阳修等人，改革终止。王安石在改革中崭露头角。朱熹也认为改革体现的务实作风和理想信念是理学的重要源头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庆历新政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分析庆历新政失败的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