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建立起覆盖城镇国有部门的社会保障体系，工人的养老金。医疗费都由企业负责支付和报销，企业的压力非常大，由于中国在较长时期内实行独生子女政策，逐步形成了“四二一”的家庭结构，完全依靠传统的家庭赡养老人难以行得通，到了 20世纪90年代，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迹象日益明显。……2000年初，有学者建议中国可以效仿国外，建立养老基金，通过资本运作，保证养老基金的保值增值，以解决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资金缺口问题。2000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决定建立全国社保基金，同时设立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2000年底，中央财政拨款200亿元作为第一笔基金，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通过规范化和专业化的运作，加上财政拨款……社保基金的规模不断壮大，尤其是投资收益，截至2010年底，其累计投资收益已占社保基金权益的43.19%.

——摘编自刘仲藜等《全国社保基金的建立和初期发展》

材料   有论者指出：“宋代商税和田税截然分离，出现了完整意义上的商税制度。地方政府定期公布商税则例及其变动情况，各地州、县、墟镇广置税务机构，这些情况表明商税征收到宋代首次进入了自身的制度化时期，”这标志着“原来超经济强制性质的抑商政策开始向经济性强制的征商政策转化”。同时，商税征收制度化，也是对商品生产者私有产权保护的制度化。因为比起唐末五代对商税的横征暴敛，商品生产者缴纳一定的商税，以换取政府承担对商品产权的保护，从成本上来讲是合算的。北宋初年，全国各地曾努力革除五代十国时期苛刻的征商制度，并严格约束各级理财机构和征商机构，防止其过度苛征暴敛，使商品生产者的交易费用降低，商税征收制度化，说明“当私人收益的潜在增长超过交易费用时，便会为建立这种所有权进行种种尝试，政府承担对所有权的保护，因为政府为此付出的成本低于私人自愿团体所付的成本。“宋代允许工商业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度，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也达到了政府“商旅晚安，课利自厚”的目的。

——摘编自王棣《宋代赋税的制度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