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世纪60年代，沙皇政府一般是以官方订货方式来刺激工业生产，对与铁路修筑以及机车制造有关的工业和企业的订货价格往往高于市场上的价格；成立有工商业者参加的工业会议和商业会议，讨论工业、商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开办技术学校，培养技术人员；出版有关杂志，以交流生产经验。为保证俄国铁路、重工业的发展，1868年沙皇政府准许免税进口冶金、机械制造、钢轨工业所需要的生铁、熟铁和一部分机器。随后，当外国商品大量涌入，影响本国生产发展时，沙皇政府便应本国企业主的要求，实行了巩固关税壁垒的措施。1868—1891年，生铁关税增加9倍，钢轨关税增加3倍半。高额关税还涉及绝大部分工业品，沙皇政府在1861年改革后相当注意引进西方先进国家的机器设备、重要工业原料和新技术。改革前50年，俄国进口的工具和机器总计为83974件，“木犁与链枷、水磨与手织机的俄国，开始迅速地变为铁犁与脱谷机、蒸汽磨与蒸汽织机的俄国”。

——摘编自张桂荣《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的再思考》

材料   辽朝建立时，正值中原地区战乱频仍，“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阿保机率汉人耕种”，“汉人安之，不复思归”。落后的畜牧业经济，越来越不能适应辽朝在政治、军事上的要求及对被征服地区的统治。辽圣宗（在位时间983～1031年）即位后，积极进行农业改革。他多次下诏，令“诸道州长吏督民”，规定“军中无故不得驰马，及纵诸军践南境桑果”，使民人皆以耕粟为本；统和七年（989年）辽圣宗发布了“禁部从伐民桑梓”的命令，“诏诸军官毋非时畋猎妨农”。他下令将官帐奴隶改编为部民，对于降服的外族，不再编为宫帐奴隶，直接置部统治；命以移民、募民以及许民“请业荒地”等办法，招徕闲散劳动力，扩大耕地面积，并规定凡垦荒者在一定年限内可免除赋税，从而恢复了因战争而遭破坏的农业经济。

       ——摘编自黄吉连《辽圣宗改革促进契丹农业发展和社会进步》

材料一　晚清财政左支右绌,不得不举债以纾财困。甲午战争前,黄遵宪等人呼吁“用洋人之本,谋华民之生”,遭到部分国人反对。他们认为,世界各强国都有举借公债的财政经历独我国向来只有鬻爵捐输,而无国家借债之习惯与经验”。他们从传统爱国伦理出发，呼吁政府可汇民众报国之心筹集内债。这影响了清廷中枢财政决策，清廷随即发行了爱国公债等多只内债。但是,清政府“未能立信用于国民,而于财币交易,尤多留不信之历史。就令激于公义,或加以强制”,最终募款寥寥,不得不大量举借外债。

——据毕学进《“由外而内”:晚晴外债善恶之辩到内债思想萌生发端》

材料二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发行一亿分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其中华东区分担45%，上海又占华东区的66.6%。针对人民群众对公债的疑虑，党和政府着重强调认购公债既兼顾国家发展，又充分照顾个人利益。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把公债宣传和1950年春节宣传结合起来,制定购买公债的口号和标语,开展以工商界带头认购、群团组织推动的认购竞赛。上海组建了市级、区级、办事处的公债推销的纵向组织,又按照行业成立了推销公债的行业组织。截至1950年8月,上海市共认购 29 968 956 分,较好地完成了中央交给的认购任务。公债的成功发行不但弥补了一部分财政赤字,也让新生政权获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与支持。党成功地将经济治理与社会动员和政治认同建构在同一劝募网络之中,在实现从革命到建政和执政的平稳过渡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据孔祥成等《从首笔国债发行看新中国初期中共的城市社会动员能力》

材料一   西晋朝廷秘阁藏书29945卷；南朝宋朝廷秘阁藏书15074卷：南朝齐朝廷秘阁藏书18010卷；南朝统治者多次下诏向民间征书。

——据[西晋]苟勖《晋中经簿》、[南朝]王俭《宋元徽元年秘阁四部书目录”、[南朝]谢胭等《齐永明元年秘阁四部目录》等整理

材料二   北魏孝文帝曾诏“求天下遗书，秘阁所无、有裨益时用者加以优赏”。后魏（北魏）“始都燕代，南略中原，粗收经史，未能全具。孝文徒都洛邑，借书于齐，秘府之中，稍以充实”。

——据[北朝]魏收《魏书·孝文帝纪》、[唐]魏征等《隋书·经籍志》等整理

材料三   有道士献道书，侍臣请留观之，或有可取。上曰：“彼所献书，非存神固气之道，即炼丹烧药之说，朕焉用此。朕所用者，圣贤之道；所需者，治术。将跻天下生民寿域，岂独一己之长生久视哉。苟一受其献，迂诞怪妄之士必争来矣，故斥之，毋为所惑。”

——摘编自《明太祖宝训》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争取更多的国家和人民认识并了解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对外工作，尤其是具有特殊作用的对外文化交流。新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对象首先是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与中国邻近的缅甸、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即与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文化交流随之有了相应的发展。1949年10月，以著名作家法捷耶夫为团长的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来华访问。此后波兰、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文化代表团和艺术代表团纷纷来中国访问。同时，中国文化艺术团体也走出国门进行访问演出。1958年，中国成立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直属于国务院，形成了对文化集中管理体制。至1958年年底，中国有59个艺术表演团体到49个国家访问演出，中国的京剧、歌舞、杂技艺术、木偶、皮影和民间音乐在国外受到广泛欢迎，中国的许多地方戏剧和少数民族的歌舞，同样在国外获得极高的赏识与评价。

——摘编自张登德《20世纪50年代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特点》

材料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伟大决策。20 世纪90年代初，江泽民提出“求同求和”与“全面参与”的外交思想。北京申奥和上海申博的成功是中国全面参与国际事务，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的重大成果。截至20世纪末，中国已与123个国家签订了文化合作协定，签订文化交流执行计划430个，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不同形式的文化往来，与数千个外国和国际文化组织保持着各种形式的联系。文化外交不仅依靠官方渠道。各部门、各地方也参与进来。文化部（今文旅部）与经贸和旅游等部门合作，共同推进文化外交发展。交流的品类日益增多，艺术展览更加注重作品的民族性和艺术水平。1978 年8月，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马杜。马赫塔尔。姆博与邓小平会面。1979年2月，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正式成立。双方在翻译、出版和版权方面的合作也始于该时期。从1978年下半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双方每年合作项目都超过300个。

——摘编自杨悦《新中国文化外交70年的传承与创新》

材料1809年，威廉姆·洪堡创办柏林大学，提出大学的组织原则是：“寂寞与自由成为高等学术机构范围内起支配作用的原则”。蔡元培曾留学德国多年，对新人文主义的洪堡式大学推崇备至。1917年，蔡元培担任危难之中的北京大学校长，对北京大学进行改革：一是改变学生的观念，要求他们以求学术为天职；二是广延“终身研究学问者为师”；三是突出文、理二科；四是确立学术自由原则；五是改学年制为选科制，任学生自由择课择师；六是改革讲义制度，留出时间空间让学生自己研究；七是倡立学生自治会；八是实行“教授治校”；九是开男女同校之先河。这些改革，使北京大学变成了一所生机勃勃的现代大学，成为“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其办学模式和思想迅速为其他大学所效法，影响很快波及中国整个高等教育界。

——摘编自周川《中国近代大学校长与自由主义教育》等

北魏中期，私家佃农纷纷脱离世族庄田，世族地主要追回逃亡人口，势必将抢夺国家税户。这是与孝文帝改革加强中央集权力量和对基层的控制相冲突的。李冲提出的三长制得到北魏中央高层赞赏。三长制是参照我国古代的乡、里组织制定的。它规定：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取乡人强谨者充当。三年没有过失，可以升迁录用。三长制与新租调力役制结合使北魏政府改变了过去乱征乱要的状况。同时，北魏政府还检括出了强宗豪族大量的“苞荫之户”，国家控制的税户因而增加。三长制的建立，健全了北魏政权的基层统治机构，它既使均田制的推行有了可靠的组织保证，又使北魏政府增加赋役来源如愿以偿，这对北魏政权的巩固是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的。北魏以后，直至隋唐中叶，各代虽有变化损益，但都基本沿袭了北魏三长制和租调制的基本形式。

——摘编自青林《陇西李冲与魏孝文帝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