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孝文帝在位时期，认为既有的法律不完善导致奸吏任意出入人靠、于是“诏中书令高闾集中秘书官等修改旧文，随例增减”，他本人更是直接参与了法律的制定。太和五年（公元481年），孝文帝下诏：“其五族者降止同祖，三族止一门，门诛止身”，北魏特有的门房之诛被废除。孝文帝认为：“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孝文帝时期建立了中华法系很有特色的制度：存留养亲制度，即犯有死罪的人、在其尊亲属尚在又无人供养时，允许该人奉养至其尊亲属死亡，然后再执行刑罚。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孝文帝也仿照汉族实行俸禄制度，“给百官绢栗有差”。随后将法律最初规定的“枉法十匹，义驻二百匹大辟”改为了“义赃一匹，枉法无多少皆死”。北魏的法制建设为中华法系的正式形成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摘编自魏志静《北魏孝文帝法律改革述评》

材料   汉景帝认为笞刑“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故下诏说：“加笞与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后又“减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中元二年（公元前148年），又下诏“改碟（把肢体分裂）为弃市，勿复碟”。汉景帝提出，虽然按律文定罪而犯人如果不服可上诉，有关部门应及时会审评议。后元元年（公元前143年），汉景帝又特别下诏对刑狱案件要求慎重处理，疑难案要复审。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汉景帝再次下诏，说：“高年老长，人所尊敬也；鳏寡不属逮者，人所哀怜也。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岁以下，及孕者未乳，师、朱儒当鞠系者，颂系之。”所谓颂系，就是“宽容之，不桎梏”。

——摘编自马亮宽《略论汉景帝》

材料   刘晏改革漕运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废除派役，实行雇佣制，变民运为官运，改强迫劳役制为雇佣劳动，即由国家经营转运粮食的业务，政府用榷盐所取得的丰厚的收入的一部分雇船工水手转运，付给他们可观的工资，对提前完成任务……的水手给以优惠的奖励。刘晏还把招募来的船工水手组织起来，采用军事化管理办法，派部属卒每船30人，十船为纲，设立纲吏督押，派将士护送，防备沿途偷盗掠掳，确保安全运输。这样改革的结果是……每年多达110万石……从江淮运到关中，只需40余天。损失大为减少，竟“无升斗溺者”……每斗价格比以前减少了十五钱。刘晏改民运为官运，没有强制征用一个老百姓服劳役，史称“不发丁男，不劳郡县”。

——摘编自周道生《论刘晏的经济改革及其历史意义》

材料明治维新开始以后，旧封建士族（武士阶层）在政治和财政上都成为新政府的负担，甚至危及新政权的存亡。为此，明治政府推行“秩禄处分”，由政府发放禄券，代替原有的家禄，由政府逐步收买、偿还这些禄券。1870—1877年，政府分三个阶段向310971位武士发放了价值1．13亿日元的金禄公债证书，一次性赎买武士阶层的家禄特权。1876年，明治政府修改了国立银行条例，规定个人可以用“秩禄处分”中的金融公债为资本金设立银行，将武士阶层手中的政府公债转化为银行资本金，将士族引向新的产业发展道路，使旧幕时代的食禄阶层转化为新的自立阶层。这既以和平方式解决了士族问题，同时又将其转化为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因素。该政策仅着眼于经济方面，而没有对士族意识进行改造，为尔后日本的军国主义留下了思想上的根源。

——摘编自臧佩红、米庆余《近代日本的“秩禄处分”与“士族授产”》

材料一

戊戌维新（部分地区）示意图

材料二《国闻报》何为而设也？曰：将以求通焉耳。夫通之道有二：一曰通上下之情，一曰通中外之故。为一国自立之国，则以通下情为要义；塞其下情，则有利而不知兴，有弊而不知去，若是者国必弱。

——据严复《国闻报》发刊词

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力，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

——梁启超刊于《时务报》的《变法通议》

1898年，康有为出版了《孔子改制考》一书，打着孔子的旗号宣扬维新变法理论。他还借用进化论的观点，论证了君主立宪制是符合社会发展潮流的。

——据朱汉国主编《历史·必修Ⅲ》（人民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