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洪武初年，锦衣卫二百五员，今一千七百余员……“朝廷威福之柄，徒为人臣酬报之资”。……明王朝征税土地由洪武时的八百五十万顷下降到正德时的四百二十万顷，明廷税源在减少，开支却在增加。国内农民起义不断发生，蒙古军队数次南侵，东南倭寇成患天下骚动。……张居正病逝，改革事业也付诸东流。改革“利于下，不利于上；利于编氓，不利于士夫”；张居正“威柄之操，几于震主”，“无老者宽大之风，无大臣休休之量”。

——摘编自赵阳《张居正改革成败刍议》

材料二 考成法是张居正整顿吏治的一项制度法令。六部、都察院根据考成法规定，把所属官员应该要办的工作都登记在三本账簿上，并订立完成期限，再根据账簿中官员工作任务的完成情况确定奖惩，做到赏罚分明。六科要求六部每半年上报一次执行情况，内阁对六科的稽查工作进行查实。……官员该升则升，该奖则奖，该罚则罚，易于操作。考成法要求官员一定要务实，要有切实的结果和成效，不然没法向六部、六科及内阁还有都察院交代。

——摘编自汪成玉《谈张居正改革的成效、原因及启示——以“考成法”为视角》

材料一   掌握西魏政权的宇文泰，崇尚儒术，其虽仿《周礼》而设六官制度，但其主导思想是汉魏儒学、北魏文化。他先后颁布实施的二十四条新制和十二条新制，其核心内容是擢贤才，提倡廉政，利用地利，发展农业。这是儒家学说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中原王朝贤明君主所提倡的。可以说，西魏的主要社会思潮是以儒家学说为主流，这正是北周武帝推行文化政策的背景。

材料二   北周武帝文化政策的核心是尊儒复古。《周书》“儒林传序”对其评价较为恰当：“帝于是服衮冕，乘碧辂，陈文物，备礼容，清跸而临太学。袒割以食之，奉觞以酭之。斯固一世之盛事也。其后命车酋轩而致玉帛，征沈重于南荆。及定山东，降至尊而劳万乘，待熊生以殊礼。是以天下慕向，文教远覃。衣儒者之服，挟先王之道，开广舍延学徒者比肩；励从师之志，守专门之业，辞亲戚甘勤苦者成市。虽遗风盛业，不建魏、晋之辰，而风移俗变，抑亦近代之美也。”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裴恒涛《北周武帝研究》

3 . 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本会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故开斯会以冀保全……保国家之政权土地，保人民种类之自立，保圣教之不失。

——《保国会章程》

材料二一些人指使御史文悌上章弹劾，诋毁保国会“名为保国，势必乱国……徒欲保中国四万万人，而置我大清国以度外”。光绪帝为此说：“会为保国，岂不甚善？”下令将文悌革职。

——《戊戌变法》

请回答：

（1）材料一反映了怎样的社会背景？根据材料归纳保国会的宗旨。

（2）文悌代表哪一集团？其弹劾保国会的理由有哪些？根据材料二指出光绪帝支持保国会的根本目的。

（3）根据材料二分析保国会夭折的原因。

（4）根据材料指出保国会的性质，并分析其影响。

背景资料：两税法

唐初赋敛之法曰租庸调……玄宗之末，版籍浸坏，多非其实。及至德兵起，所在赋敛，迫趣(cu)取办，无复常准。赋敛之司增数而莫相统摄，各随意增科，自立色目，新故相仍，不知纪极。民富者丁多，率为官为僧以免课役，而贫者丁多无所伏匿，故上户优而下户劳。吏因缘蚕食，旬输月送，不胜困弊，率皆逃徒为浮户，其土著百无四五。至是，炎建议作两税法。先计州县每岁所应费用及上供之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现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为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使与居者均，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其租庸调、杂徭悉省。

------《资治通鉴》卷 226

材料一 两税法推行后，有人批评说：每州各取大历中一年科率钱谷数最多者，便为两税定额，此乃采非法之权令以为经制，总无名之暴赋以立恒规。

——陆贽（身为宰相）《翰苑集》卷 22《中书奏议·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一条》

国家定两税，本意在忧人。厥初防其淫，明敕内外臣：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奈何岁月久，贪吏得因循，浚我以求宠，敛索无冬春。织绢未成匹，缫丝未盈斤，里胥迫我纳， 不许暂逡巡……昨日输残税，因窥官库门。缯帛如山积，丝絮似云屯，号为羡余物，随月献至尊。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进入琼林库，岁久化为尘。

——《白居易集》卷 2《重赋》

材料二 今天看来，杨炎创行的两税法的确有着界标性的意义：

其一，征收对象面扩大了。即使不增加每户每亩的税额，国家的收入也会增加，这便从大背景上减缓了中下层平民的税役负担。

其二，更主要的，是改变了租庸调征收以人丁为本的方式，实行以土地为依据征税的新方法。地税是履亩而税，户税虽然按户征派，但分户等高下，户等又依据资产主要是王地多少来划分，事实上也是依据地亩而征；分夏、秋两次征收，以适应当时大部分地区普及二作制的情况，也反映出两税与地亩的密切关系。这个变化是由于均田制崩波后各民户土地占有不均，并且悬殊越来越大的实际情况导致的，杨炎的主观目的是保证税收的顺利实现，在客观上却有着积极的意义。这不仅仅是因为科税由人丁转向地亩间接地松弛了官府对人丁的人身控制，也不仅仅是因为改变了以往各民户占有土地数量不同而租调无差别地征收的弊病， 使中下层农民减轻了负担，使税收趋向合理化，这只是对当时的积极作用；更应看到的是， 按地亩征税顺应了税制发展的历史趋势，结束了汉末以来赋役制度的混乱状态，并为宋代以后的税制理顺了方向。

——曹大为、赵世瑜等《中国大通史》

魏文侯时，有一批“其父有功而禄，其子无功而食之”的世袭官僚。他们“出则乘车马、衣美裘，以为荣华，入则修竽琴、钟石之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李悝把这些人叫做“淫民”，认为必须“夺淫民之禄”。吴起在楚国变法，更“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并规定：“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废公族疏远者”。

——摘编自杨善群《略谈战国时代的变法改革》

材料   从商朝铜币出现后到战国末期，我国货币种类很多。战国时期不仅各国自铸货币，而且在一个诸侯国内的各个地区也都自铸货币，混乱的货币体系阻碍了经济发展和交流。秦惠文王二年（前336年）“初行钱”，秦国货币开始由王室铸造。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废除了战国时期流通的刀、布等大小、形制、重量和赏值不一的六国货币。公元前210年，秦朝颁布了中国最早的货币法，规定“以秦币同天下之币”，在全国范围内通行秦国圆形方孔的半两钱。货币的统一，结束了我国古代货币形状各异、重量悬殊的杂乱状态，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由杂乱形状向规范形状的一次重大演变。秦朝确定下来的圆形方孔形制，一直延续到民国初期。

汉高祖五年（前202年），刘邦下令罢兵归田，组织军队复员。……同时又下令招抚流亡，释放奴婢。规定凡在战争中流亡山泽的人口，各归原籍，恢复他们过去的爵位、土地和房屋……对于因饥饿而自卖为奴婢者，免为庶人。对于罪犯，除死罪者外，一律给以释放……田租只收产量的十五分之一。对于遭受战乱比较重或临时受灾的地区，则免除其租税。

——晁福林《中国古代史》

材料一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著名的思想家福泽谕吉说过，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有三个方面的改变：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和经济的改变。

——李洪峰《大国崛起的文化准备》

材料二   真正成功的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该公司的“以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从民间融资，然后由民间经营外贸”的模式，不仅保证商人有其独立经营海洋贸易的空间，也为英国后来的工业革命做好了公司组织形式上的准备，而且还带来了另一种意外的效果：既然大西洋贸易给这些股份公司带来利润，而这些公司的利益又由众多股东共享，于是，海洋贸易以及由此引发的相关服务与制造业务创造了一批非贵族出身的有产阶层；这些新的富有商人自然对他们靠冒险挣来的财富很看重，不希望王室通过随意征税或其他方式来剥夺、侵占他们的私有财产。由于英国自1215年后就有了一个初步的代议政治制度架构，虽然这些新的富有商人们多数并无贵族背景，但他们可依赖代议制下的议会对国家立法与管治产生影响。……革命之后又恢复议会制，这实际上在英国建成了虚君共和制，限制了王权。

——陈志武《再谈西方的兴起》

材料三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确实包含许多因素：劳动力、土地、资金、资源等。但能使各要素有机、合理的发生作用，还是取决于制度安排。这就是为什么同样一个中国，（1978年）前后三十年的基本国情和自然禀赋并无质的差异，但发展程度却有天壤之别。

——宋鲁郑《从西方丑闻看中国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