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武帝为了独揽大权，一方面采取措施削弱丞相的权力，如从建元元年到建元六年，短短六年之内，就罢免了卫绾、窦婴、许昌三位丞相；剥夺丞相“主臣”、“除吏（任免官吏）”的人事大权等，另一方面，为了弥补因削弱相权而带来的空缺，汉武帝提拔了一批出身低微但又才华横溢的文人、近臣，并让他们参与朝政，从而培养出了一批紧密团结在自身周围而又能与丞相为首的官品分庭抗礼的内朝官。

——摘编自郜金山《汉武帝时期朝议制度的研究》

材料二   明成祖永乐初年，阁臣的地位还较低，大都是些编、检、讲读之官，没有官署，行政上与诸司没有从属关系－“不得专制诸司”，阁臣主要奉皇帝旨意办事。自宣宗后，入职文渊阁的大臣均相继晋尚书，且日后大学士居内阁，官必以尚书为尊，这些都标志着内阁成员地位的提高，也为阁权在其强势时期凌驾于部权之上提供了契机。内阁根据上谕草拟诏敕，但如果内阁认为上谕有假或不妥，则可以封还上谕，等皇帝再示明白之后方可草拟。

——摘编自张海英《明代内阁制度的盛与衰》

材料一   （中国政制）达臻“文明”一途，实应归功于西周的创制。……西周政治里显然有深厚的贵族色彩，而“共主”名义下的地方分权体制……与秦以后一统的君主“独制”格局泾渭分明。因此古贤多称周秦之间为“天下一大变局”。

——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材料二   由于郡县的集权特征和其军事性质能使其调动一切资源，秦国曾普遍在边境上设置郡县来防范犬戎。秦统一后，匈奴盘踞“河南地”，直接威胁秦都关中地区。秦朝领土虽然空前广阔，但大部分都是被征服的六国故地。而周朝实行的分封制，导致各国在文字、风俗习惯等方面各有不同。因此，秦朝采用郡县制来保障对六国的文化影响。对于五岭等新征服的边远地区，秦始皇采纳李斯等人的主张，设桂林、象郡、南海三郡。

——摘编自黄栋法《综论秦国秦朝实行郡县制的原因》

材料一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

——《史记·秦始皇本纪》

材料二西汉政权建立后，统治者吸取秦亡的教训，大力放宽政策，轻田租促农业。政治上，在中央实行三公九卿制，在地方实行郡国并行的体制，进一步确立了郡县制的主体地位，汉武帝时创立和实行中外朝制度和刺史制度。

——摘编自杜庆余《论国家制度建设与汉代兴衰的关系》

唐太宗全面革除隋朝弊政，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推行均田制，发展完善三省六部制度，后来进一步形成了成熟的政事堂制度。发展科举制度，健全府兵制，强化监察机构。

——摘编自任士英《盛唐气象》

材料三

北宋中央权力分配示意图

北宋地方权力分配示意图

元朝中央和地方权力分配示意图

材料四自从清王朝入主中原以来，政府创新地方管理体制，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西藏地区的管辖与治理，使西藏地区长期保持社会稳定，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说明西藏历来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摘编自杨韩《清朝前期对西藏的治理及政策研究》

材料一   秦灭六国后，南征越族，建置了南海、桂林、象三郡；派遣数十万内地人民到南方去戍守，把中原人民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带到南方，促进了当地的开发。在南北劳动人民共同开发南方边地的过程中，也修通了道路，特别是修凿了灵渠，使长江水系同珠江水系连接起来，对中原地区同南方、西南的经济文化交流起到重要的作用。

——摘编自朱绍侯等《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汉朝在一些不具备设置郡县管理的边疆地区，设立了诸如西域都护府等专门机构，负责维护边疆地区的稳定。隋唐实行较为开明的治边政策，设置的羁縻府州遍布于东西南北各边疆民族地区。元朝在地方上设置行中书省，对南部的广大少数民族地区除设置宣慰司、安抚司等机构外，大量任用土著首领对少数民族进行管理。清朝在中央设立理藩院，主管边疆民族事务；在地方，采用适合当地民族社会的统治体制，如西藏以达赖和驻藏大臣协同管理噶厦政府制，西南地区改土归流酌情保留土司制，台湾为隶属福建的府州县制等等。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

材料一   随着南北朝以来经济的发展，中小地主与富裕农民的数量日益增多，他们要求打破门阀士族的限制，在政治上得到发展。这一要求与隋朝打击豪强地主，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是相符合的。因此，魏晋以来为豪强地主所操纵的选拔官僚的“九品中正制”，就在隋文帝时废除了。代之而起的是以考试选士的科举制度。自隋文帝罢九品中正制，始立科举。炀帝时设进士等科，并命按十科举人，科举制度形成。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二   科举考试是中国古代选拔官员的主要方法。它所一直坚持的是自由报名、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取士的原则，其基本理念是“至公”，……可以说，科举制是封建社会的“平民政治”。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皇族及豪强宗法势力对于政治权力的垄断，促进了社会的良性流动，从而扩大了统治阶级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

——摘自邹一南《浅谈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材料三   对孝文帝汉化问题，史学界存在着不同的观点

——摘编自景有泉《近年来北魏孝文帝改革研究综述》

材料一   中国古代行政区划简表

材料二   受封诸侯对周天子有守土、勤王、纳贡、述职等义务，但纳贡的时间、内容、数量以及述职等并没有制度性的规定，诸侯在封国内行使统治权，可以设置臣僚、拥有军队。从周天子到诸侯、大夫、士，都按照宗法制的原则解决接班人和土地的再分配问题，用血缘关系解决继承问题，从而形成了贵族政治，政治权力都掌握在世袭贵族手里。全国就是一个大家庭，天子是这个大家庭的大宗，诸侯是他所在国的大宗。分封制实质上是将亲缘关系与政治关系结合在一起，使整个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既讲究等级、尊卑，又不乏和谐、亲善。

——摘编自任世江《高中历史必修课程专题解析》

材料三   秦汉之制，郡守于每年秋冬向中央朝廷申报一年的治状，县也同样要上集簿于郡，中央或郡即在这时各对其下属进行考核，有功者可受奖赏或升迁，有过者轻则贬秩，重则免官、服刑。和考课相辅而行的是监察制。中央派郡监或刺史以监郡，郡县也各派督邮或廷掾以监县或乡。刺史、督邮等可随时按劾有罪赃的守、令或其他官吏。由于自上而下的层层督课，使得中央政令能较为顺利地贯彻到最基层，保证了政令的划一性。秦汉的郡县制代替了周的分封制，也即从地方分权演进为干强枝弱的中央集权制，为后来2000年的地方行政体制奠定了坚固的基础。

——摘编自《郡县制的来历与内乡县的历史沿革》等

材料一 周平王东迁后，周王室的地位一落千丈，出现了“大臣太重，封君太众，上逼主，下虐民”的局面，秦朝对周朝的封建制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后，决定采用郡县制。秦国作为分封最晚的诸侯，地处西北，“戎俗，尚武勇，故其民风大近于质朴无华，不尚文礼之一途”，较少受到周朝带有封建性的礼仪制度的影响。秦朝建立后，疆域包括大量少数民族居住的边远土地，这些“化外之地”也必须要由强有力的组织机构来管理，并且要由中央直接控制。所以，采用郡县制是必然的选择。

——摘编自黄栋法等《秦国、秦朝实行郡县制的原因探析》

材料二 秦汉以来，地方行政区别大抵依山川地形的自然地理界限来确定，客观上容易被地方长官当作割据称雄的地理条件。“元代分省建置，合河南河北为一，而黄河之险失，合江南江北为一而长江之险失”，这样朝廷就比较容易控制了。岭北、辽阳、甘肃等行省的设置，以廪养或防范萦古请王为主要使命。陕西、四川、云南、河南四省的设置，则以军事襟要的镇遏控制为重心。江浙、湖广、江西三省，大抵以镇压新征服区域和搜刮财赋为基本宗旨。各行省的财赋支用权在成宗以后被规定在一千锭以下，司法方面，行省不得擅行诛杀，各地成兵布置、调也始终由朝廷直接掌握。

——摘编自李治安《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作用》

材料一：汉武帝时，经过一番改革，国力强盛。一方面，朝廷直接控制的区域较前代大大增加；另一方面，地方豪强势力以强凌弱、武断乡曲的现象十分常见，郡国吏治日趋腐败怠惰。元封五年，汉武帝把全国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域，叫十三州部，每州部设刺史一人。刺史每年八月巡视所部郡国，“以六条问事”。这六条详细规定了刺史监察的范围……刺史由丞相派属员分任，秩六百石，代表朝廷，故“位卑而权重”。十三部刺史的设立，加强了朝廷对地方的控制。

——摘编自王宇星、卜宪群《西汉刺史制度是一大创举》等

材料二：元朝时制定了《定台纲三十六条》等法规。这些法规改变了历朝奉行的“以卑察尊”传统，第一次使监察制度得到国家法律保障。元在中央设御史台，与中书省、枢密院地位等同，并有权弹劾这些部门。在地方置行台和廉访司，行台具有“弹劾行中书省、宣慰司及以下诸司官吏”的权力，行省行政体系与行台监察体系各自平行，互不统属。廉访司负责监察行省以下路、府、州、县。元代监察体系覆盖全国，为明清监察体系的完善奠定了基础，是现代中央、省、市(县)三级监察体系的最早模型。

——摘编自李晓春《从制度改革看元代监察体制的历史贡献》

材料一   以“封建”与“郡县”为历史性标识的两种政治体制，其间的重大区别，今人据以判断的视域自然要比古人宽阔得多。萧公权先生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概括为两项，言简意赅：“秦灭六国为吾国政治史上空前之巨变。政制则由分割之封建而归于统一之郡县，政体则由贵族之分权而改为君主之专制。”第二项之中，实还包含有另一要项，即赵翼在《廿二史记》借“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所申述的由“世侯世卿”，改为中央政府任免的“流官制”。

——摘编自王家范《重评明末“封建与郡县之辨”》

材料二   在西周的存续期间，对东南西北四个方位都采取了有效的统治政策。如对西部管理贯穿西周统治始终，早在周文王的时候，通过“伐犬戎”“克密”“伐崇”基本扫除了西部的不稳定因素，并通过分封将这些地区纳入西周的统一之下。汉初在政治体制上部分地继承了秦朝的郡县制，但面对当时形势，又不得不重拾分封制。回顾汉初半个世纪的历史，即从公元前202年汉朝初立到公元前154年平定“七国之乱”，汉王朝一直为分封制所困扰，正如当代文学家吕思勉说：“封建者，过时之制也。汉初用之，虽一收夹辅之效，然其势终不可以复行。”

——摘编自尚绪芝《西周、汉初分封制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