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就制度而言，朝代与朝代之间永远是“继承”大于“断裂”的，制度自身自有其惯性。隐藏在制度的延续性下面的，是各个朝代所面临的一些共性问题，如官僚的选任，新中国成立之初通常会“急于选拔人才”；四十年之后则难免“员多位少”、一位难求；再和平发展四十年，家族背景在官员升迁中的权重必定会大大提高。又比如皇帝周边势力（后妃、外戚、宦官等）的处置问题，士大夫与皇帝的关系问题，官员管理中的效率与公平问题，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治理问题，兵权的收放与边防的关系问题等。这些共性问题才是帝国治理的真正难题，也是“理乱兴衰”的深层原因。

——摘编自赵冬梅《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

材料   秦始皇用秦朝的经济模式来统一原六国的经济，把货币统一作为国家控制经济资源的手段，沉重地打击了东方六国的私营工商业。在战国时期，东方六国的贵族和地方豪强都占有相当数量的土地和山川林泽等经济资源，在长途贩运、贱买贵卖的同时，经营矿冶和经济作物种植等商品生产活动。而秦国从商鞅变法以来，除了厉行重农抑商以外，还严控山川林泽等资源，吏民均无使用山川林泽的自由。始皇帝统一货币后，那些贵族和工商业主不能像以往那样凭借其技术和资源私铸钱币以牟利，其正常的商业经营也因此而中断或者受到限制。

——摘编自臧知非《汉初货币制度变革与经济结构的变动——兼谈张家山汉简、（钱律）问题》

材料   黄河文明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重要的大河文明或农业文明之一。其古老而绵延不绝的生命力、求新求变的文化精神，使它在人类古文明史的比较中独树一帜，分外靓丽。黄河文明的变革精神，深深影响了中国政治文明的进程及其特点。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内的变法运动，大都继承这样清晰的变革思想，以支撑了长达数百年的变法运动，终于把行之千余年的贵族制推进到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此后，中国的政治体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不管是官僚制度，还是经济制度、选官制度、文化思想等等各个方面，从秦到清发展变化的脉络也清晰可循。古代中国正是在平原流域等地丰厚的土壤条件上，创造了各种政治制度，更是创造了直接影响西方政治进程的四大发明。中国在长达千余年的时间里毫无争议地走在世界前列。

——摘编自李振宏《谈黄河文明的变革精神》

材料   科举制是在以德取人、以能取人基础上突出以文取人的一种全新的选官制度，是一种公开考试、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的人才选拔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从隋代开始实行，经历了1300多年之久。科举制度自隋唐以来，一直是作为历代政府最基本的选官制度，富有极顽强的生命力。不管怎样改朝换代，不管有多少人用多少理由去抨击它，反对它，它都在不断地逐步完善和日益强化。其根本原因，就是科举制度本身的公平取士原则一直在起着主导作用。

——摘编自《浅谈古代中国科举制度》

大一统是我国历史上国家治理的突出特征，它既指在治理实践中形成的重视和尊重一体、统合的治理制度体系，也指政治观、民族观与天下观。

“要在中央”、国家统一、郡县体制是我国古代大一统国家治理理念和治理体系的三大要素。“要在中央”是其基本形式，国家统一是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郡县体制是中央集权治理体系的行政区划基础。

统一的中央集权治理体系，符合我国疆域辽阔、人口众多、民族复杂的实际，为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开展大规模公共工程建设、促进各地经济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等提供了有利条件，认为不仅发挥出政治功能，也发挥出经济、社会与文化功能。

——摘编自卜宪群《“大一统”和“民惟邦本”——我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

材料   法国社会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提出精英循环理论，这一理论认为，社会的冲突和动荡是由于经营循环路线不畅所引起的，因而社会平衡的基本条件就是保持精英循环路线的畅通，以使执政阶层中总能保持一定数量的精英。一个社会中只有当执政阶层的能力、才干平均值高于非执政阶层时社会才能稳定；而要保证这一点，只有通过精英循环即非执政阶层中精英人物不断上升为执政精英，执政阶层中的庸才不断下降到非执政阶层。

——摘编自郑从全《从精英循环的角度看科举制度的历史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