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监察体制是一项系统性的制度设计。中国古代地方监察机关与地方行政机关相分离，直接从属于中央监察机关。中国古代监察范围宽泛，如汉初的《监御史九条》中，监察有讼者、盗贼者、伪铸钱者、非所当服者等。弹奏对象既可纠弹“官非其人”，也可议奏言“政非其理”。据统计，清代科道官共上奏疏687篇，其中弹勒之疏约占30%，言事之疏约占70%，许多事项实际上都是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一般事务。中国古代的监察不仅“劫”，还有“举（荐）”，其功能是罚赏俱有。此外，古代监察在违法犯罪发生之前就介入”事前监察”。在帝国政体下，监察的独立只能是外在的、相对的，而依附皇权是内在的、绝对的。

——摘编自艾永明《中国古代监察体制》

材料二   孙中山在中国监察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监察权”的概念，至今仍为理论界和我们的法律法规所采用。监察权必须独立的思想，则是孙中山监察思想最主要最核心的内容，亦是他长期一贯的思想。同时，他主张监察权是由国民大会授予的，必须对国民大会负责并接受其监督。孙中山认为监察权应当与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一样独立，主张建立立法、行政、司法、考选和纠察“五权分立”的政府架构。孙中山的监察思想，作为他民权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立足于中国国情，“集合中外之精神”，达到了同时代人所难以达到之高度。

——摘编自王晓天《孙中山的监察思想》

材料三   新时代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对反腐败体制机制的完善与发展。中国的监察体制改革正逐渐步入深水区，面临着一系列需要探索实践的国境。从斯大林开始，苏联监察体制逐渐失去效力，导致苏联出现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中国的改革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发展理念，从监察职能延伸、监察主体的合理构建、纪法与法法的街接以及权力监督格局上进行路径创新，进一步提升国家腐败治理能力。

——摘编自聂应德、付扬《试论我国监察体制的创新发展》

材料 在我国封建社会地方监察制度史上，无论是汉代的部刺史，还是唐代的道采访处置使，均为一级地方监察体制，宋代则建立了究备的二级监察体制。路级监察机构，包括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等，统称监司。宋代的府、州、军、监级监察是通判厅。通判厅不仅要监察府州军监级官吏，而且还要按察本辖区的县级官吏。各级监察体制除监司外，某些时期还设走马承受，作为皇帝耳目。地方监察体制比较严密，除监司、通判有监察职能外，郡守也有监察的职能。路级长官不仅要接受台谏和职能相关的上级机构的监察，而且还要受到监司之间的互察。府州军监级长官不仅要接受监察而且要受到时通判的刺举和同级长官之间的互察。县级长官不仅要接受监司、通判、知州的监察，而且县级长官之间也要互察。宋代监察体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地方监察官既主监察，又参与地方政务。这种体制，旨在分割地方官权力，以防范地方割据的再现。

——摘编自贾玉英《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发展史》

材料一   中国古代监察官的设置源于先秦时期。秦朝，以御史监察和谏（议）大夫为主的谏官谏议，随着专制集权制度的确立而制度化。汉代御史秩皆六百石，隋唐御史在六品至八品之间……监察御史等监察官的选授权多集中在皇帝手中，并且要求严格。明代要求“（御史）当用清谨介直之士。清则无私，谨则无忽，介直则敢言”，且“新进初仕，不许除授御史”。自秦汉历唐宋至明清，御史由所属机构多变动、仍身兼他职的监察官发展成机构完全直属皇帝、专司监察的官员。古代监察制度中，监察官多享有独立行使职权的权力。隋唐以后，御史监察机构作为独立的职能部门，一般不接受任何一级行政长官的指令。……御史之外还常派使臣临时巡察地方。常驻与巡察，例行与不定期巡察相结合，表明了对地方吏治的格外重视。

——摘自《中国古代御史、谏官制度的特点及作用》

材料二   清政府1908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规定，“上自朝廷，下至庶民，均守钦定宪法，以期永远率循，罔有逾越”；“已定之法律，非交议院协赞”，君主也无权“以命令更改废止”。这种一切权力都是法律监督对象的宪政观念的诞生、传播和逐步被接受是法律监督近代化的最大成就。清末新政以后，逐步确立了立法、行政、司法和审计监督等各种法律监督于一体的综合监督体制和分权制衡的法律监督原则。随着报纸等新式传媒工具出现和“庶政公诸舆论”等立宪指导思想的公布，“庶人不议”的禁令被解除了。

——摘自《简析法律监督体制的近代化》

材料三   美国的建国者从分权理论和制度中获得借鉴，把它改造，转化为一种复合的分权制衡体制，以防止某一分支的侵夺或垄断权力，从而保证“有限政府”理念的实现。美国没有建立统一的监察体系，行政的监督任务被分散到各个行政部门分别执行。美国的行政监督系统包括议会监督系统、政府内部监督、司法监督和社会监督等，其中并没有设立专门负责行政效能监察的机构。在美国效能监察和廉政监察基本是并重的，“好的政府就是高效廉洁的政府”。

材料一:   “刺史”即是刺举不法之人。（汉）武帝时称部刺史，全国划分为十三个部（州），每部（州）包括若干个郡。每年秋八月，刺史分部周行督察，年终返京奏报，其没有常设的办事机构，走到哪里便临时设“治所”或“所止理事处”，作为中央政府派遣的监察特使其具体职责从一开始就有明文规定，即“六条问事”。对于郡国诸侯王的行为一经查出有违法之处，便可奏报皇帝，其不察小吏，专察大吏，不光举劾奏报，还可以贬退大吏，刺史受中央御史中丞直接管辖，地位并不高，属下大夫，待遇也不丰厚，每年秩六百石，但刺史所监察的对象却远远高出自身的地位，可以监察二千石的官吏（地位相当于郡守，即地方最高职位）。

——摘编自窦重山《浅论刺史制度的产生及其演变过程》

材料二:   1883年，美国就颁布了《文官制度法》，对政府公务员的行为做出了详细的规范。1925年美国国会通过的《联邦贪污对策法》，规定选举中总统和国会议员得到100美元以上的捐款必须登记。1985年推出的《政府工作人员道德准则》规定，不得以任何形式用公职做交易；公职人员不得在外兼任与其职责利益相冲突的工作或从事与其职责相冲突的事务；政府官员在离职后一年内不得回原工作部门从事游说活动，违反者将受到刑事处分。

在美国，除非能证明媒体存在着实际的恶意，否则对公职人员的报道即使不准确，也免受司法追究。1972年6月17日，美国总统大选在即，在任总统尼克松的5名亲信潜入华盛顿水门大厦的民主党总部办公室，偷拍文件和安置窃听器，被当场抓获。其后，尼克松极力阻挠媒体对这一事件的调查，甚至威胁吊销《华盛顿邮报》所属公司的营业执照，但报纸不为其所阻吓，彻底揭开了丑闻。尼克松也因此被迫辞职。

——摘编自《反腐败与制度——宏观视角看西方国家防治腐败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