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历史上的科举制度，科谓科目，举谓举士，科举即通过科目考试而取士。这是我国最重要的取士制度。隋文帝废九品中正制度，由州郡岁贡士人，隋炀帝始设进士等科考试取士。入唐，发展为进士、明经、俊士、明法、明算、明学等，据说有五十多科，其中最重要的是进士、明经两科。隋唐推行科举制，士人经由考试而入仕，这就结束了魏晋以来凭家世高低取士任官的制度，为庶族知识分子开辟了广阔的入仕道路。

——摘编自张祥浩《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历史演变》

材料二 唐代的乡贡，完全不同于察举制下的推荐，地方官不再掌握推荐的权力，只是按照中央规定的具体选官标准进行资格审查和预选。从科举制建立之初起，就着力打破贵族世家倚仗门荫资历对官位的垄断，为庶族地主以至平民开辟了入仕途径。在唐代实行科举制以前，教育制度主要是为培养官吏服务，学而优则仕，隋唐时的科举，凡没有生徒资格者，必须先经过州县考试，宋代以后参加科举考试者必须具有官办学校的生员身份。这样，学校教育成为法定的选官前提，教育制度和选官制度都不能脱离对方而独立存在。

——摘编自刘文瑞、杨柯《试论科举制对中央集权体制的历史作用》

材料一   长期以来存在的一直十分严格且竞争激烈的科举制度是中华民族绵延不断的原因。正是这种科举制保证了其他各项事业，并使其得以有效运转。这种考试引导着全国上下深谙其中奥妙的父母们直接向他们的儿子灌输经典著作的文学知识，其中包括以德治国优于凭武力治国，选拔最贤能的人为国家效力是实现国家政治清明必不可少的条件等等。这种考试为政府招募所有贤能的人，以使政府保持清廉。这种考试十分公正，因此即使是国家中最贫穷的人也只能说，如果他命运不济也是“天意如此”，他的同胞并未设置不公平的障碍来阻挠他提升自身的地位。

——摘编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   中国进入近代以来，绵延几千年的考试文化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母体一同开始了近代化的艰难转型。1862年近代学堂及学堂考试的创办，标志着以科举为代表的传统考试开始向近代考试转变。民国时期的考试虽完成了近代化的制度重构，却并未完全实现真正的转型。孙中山批判继承了中国传统考试文化遗产，科学取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公务员考试的观念和方法提出了独特的考试权独立学说，并在南京临时政府和广州革命政府时期对实施文官考试制度进行了全面构划，为民国考试的转型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制度蓝图。

——摘编自胡向东《民国时期中国考试制度的转型与重构》

材料一   伏尔泰十分赞赏中国通过科举和所谓根据个人品德才干遴选官员的制度。他在《风俗论》和《路易十四时代》都有所谓举贤授能的论评,他认为中国皇帝是能洞察下情、任人唯贤的,因此不乏溢美之辞,称颂中国皇帝是:“以善良仁慈、行高德远而驰名遐迩的君主。”总之，“有一个开明的君主,佐以通过考试或由于德行而选拔出来的官吏,奉行完善的法律,并以纯洁的道德来团结人民”,这是伏尔泰从东方世界所看到的中国,确切地说是他从神秘而遥远的东方所“构想”出来的中国,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国。

——摘编自钱林森《伏尔泰与中国文化》

材料二   1901年8月,清廷颁布上谕,承认科举“流弊日深,急宜讲求实学,挽回积习”,明确科举考试，引导士子、官吏重视政治与实事,以求真务实。1903年3月,袁世凯、张之洞《奏请递减科举折》称:“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1905年8月,由于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已成定局,引起中国舆论的.极大关注,立即废除科举制的呼声大涨。由袁世凯领衔会同张之洞等地方督抚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堂,得到清廷的批准。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宣告结束。

——摘编自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等

材料一   两宋政府颁布了多项行政法律以管理庞大的官僚群体。宋朝的科举考试开设了“明法科”，法律成为科考的重要内容。宋朝专门设置审官院负责京官和朝官的考课，还颁行《守令四善四罪》考课法。宋朝扩大了御史的弹奏权和行政监督权，“台谏官许风闻言事”；地方建立监司、通判监察体系，还特别制定《监司互监法》。皇帝亲自掌握御史的任免权，未经两任县令者，不得为御史。还颁发了《名例敕》《职制令》《厩库敕》《杂敕》等，对监察官的职权与活动做出了明确的规范。

——摘编自杨世鑫《法制前提下的宋代公务员管理》

材料二   在西方国家，凡职业文官都要经过竞争考试，而不是靠私人关系或党派背景。文官管理有统一的人事管理机构，如美国和英国的文官事务委员会等；有统一的人事制度和法规对各部门的工作人员实行综合管理，并使他们在各部门之间，在中央和各级地方单位之间转调、轮换、流动等。美国政府还把分类法应用于几乎所有文官职位，文官“无过失不受免职处分”。国家通过立法明确规定：文官必须忠于国家；严守国家机密；文官一律不准从事任何与本部业务有关的盈利事业；文官不得参加政党活动，不得公开发表政见，或对政府施政任意批评，使政府感到为难。

——摘编自焦冠军《西方文官制度概要》

材料一   历史上的科举制度，科谓科目，举谓举士，科举即通过科目考试而取士。这是我国最重要的取士制度。隋文帝废九品中正制度，由州郡岁贡士人，隋炀帝始设进士等科考试取士。入唐，发展为进士、明经、俊士、明法、明某、明学，据说有五十多科，其中最重要的是进士、明经两科。隋唐推行科举制，士人经由考试而入仕，这就结束了魏晋以来凭家世高低取士任官的制度，为底族知识分子开辟了广阔的入仕道路。

——摘编自张样洁《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历史演变》

材料二   唐代的乡责，完全不同于聚举制下的推荐，地方官不再掌握推荐的权力，只是按照中央规定的具你选官标准进行资格审查和预选。从科举制剑立之初起，就着力打破贵族世家情徒门荫资历对官位的垄断，为底族地主以至平民开辟了入仕途径。在唐代实行科举制以前，我育制度主要是为培养官吏服务，学而优则住，隋唐时的科举，凡没有生徒资格者，必须先经过州县考试，宋代以后参加科举考试者必须具有官办学校的生员身份。这样，学校教育成为法定的选官前提，教育制度和选官制度都不能脱离对方而独立存在。

——摘编自刘文瑞《试论科举制对中央集权体制的历史作用》

材料三   线穆说：“失去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信仰和尊重，便意味着最深刻的隐患和危机，信心丧失、心理扇踏实际是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的最大挑战。”在钱穆的心目当中，中国未来斯文化之重建自然应该是一种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的重建，而非抹杀自己个性、自绝传统生命的全盘西化。

——摘编自陈兴德《家国、文化与科举评价——钱穆科举观述评》

材料一   察举制到了东汉末年，已为地方门阀士族所操纵和利用，他们左右了当时的乡闾舆论，使察举滋生了种种腐败现象，即所谓“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曹操在北方稳定统治后，急需人才。曹操死后，曹丕在采纳陈群的建议后，开创了九品中正制，这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的选官制度。所谓中正，就是对某一地区人物进行品评的负责人，也就是中正官。晋以后，中正改由朝廷三公中的司徒选授。在一般情况下，州郡的大小中正官是由司徒举荐的现任中央官员兼任，有时司徒或吏部尚书还直接兼任州的大中正官，这保证了中央对选举的直接控制，避免他人对中正事务进行干扰。

——摘编自张旭华《九品中正制研究》

材料二   魏晋时代，士族势力强大，常影响中正官考核人才，后来甚至所凭准则仅限于门第出身，于是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现象，这不但堵塞了从民间取才，还让士族得以把持朝廷取才。隋朝在结束魏晋南北朝国家分裂局面后，百废待兴，而首先是解决国家所需的用人问题，于是科举制应运而生。科举制度是封建时代所能采取的最公平的人才选拔形式，它扩展了封建国家引进人才的社会层面，吸收了大量出身中下层社会的人士进入统治阶级。特别是唐宋时期，科举制度之初，显示出生气勃勃的进步性，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

——摘编自刘海峰《中国科举文化》

材料一 在唐代，参加体育活动的人数之多，阶层之广，都是中国古代所罕见的，唐玄宗不仅是一个众所周知的马球能手，而且爱好围棋、斗鸡。与前代主要作为宫廷娱乐项目和军事训练为主要目的的体育活动相比较，唐代体育已趋于大众化。足球用球和球门已与现代足球非常接近，除两队角逐、竞争胜负的踢法外，还适应不同参与者产生了其他踢法。女子不仅和男子一样进行打球、骑马、射箭、弈棋等体育活动，而且还创造出一些自己的专运动项目。

——摘编自黄中安《论唐代的体育活动》

材料二 19世纪30年代，英国相继颁布了《公路法》《城市警察法》对城镇中混乱的街头足球运动者进行惩罚，大量以残害动物取乐的娱乐活动在此时也被政府严厉禁止。到了19世纪中叶，人们不仅意识到健康的心智和强健的身体有着很大的关系，也认识到适当的体育运动能够培养人们遵守规则和纪律的习惯，激发团队精神，培养领导能力，甚至可以提高人们为帝国服务的能力。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英国在体育文化领域发展的最显著特征是有组织的体育运动的出现，社会中萌发出了一股竞技热。各个公学、大学之间，社会上各类体育俱乐部之间频繁举办各种赛事。大量的郊区体育运动俱乐部也开始对女士开放，年轻的男女可以自由的共享公共运动，不必担心流言蜚语的纠缠。

——摘编自杨海霞《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英国中产阶级的休闲娱乐》

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选举”可以说是由统治者自上而下地来选择治理者，或者说是以“贤”选“贤”。……西汉时岁举和特举“贤良方正……‘明法”诸科并行，地方官掌握着较大的选举权。魏晋时代，实际选举权掌握在豪门世家手中。唐代选举权收归中央，士民可以自由投考。宋代通过锁院、糊名、誊录等方式形成“取士不问家世”的局面，……北宋入宋史的官员有46.1%来自寒族。

——摘编自何怀宏《选举社会》

材料二   根据1832年改革法令，56个腐败选区被废除，30个较小的选区失掉一个席位在伦敦和其他新兴城市，新设了40多个新选区。仍有一些仅有数十名选民的小选邑被保留下来；一些人口较多的城市依然无权选送代表。改革法案还保留了选举人的财产资格，规定地主或房主年收入达10磅者、租地经营达50磅者才有选举权。全国选民大约增加了30万，即由1831年的51万增加到8万，选民在全国成年居民中的比例由5%提高到8%。

——阎照祥《英国政治制度史》

材料三   选举政治是孙中山及革命党人共同追求的目标。……孙中山指出“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民国初年参议员选举法有44条，众议院议员选举法有121条，国会组织法22条。

——摘编自谢冬慧《我国选举制度的近代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