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19世纪30年代起，英国国内主张放弃贸易保护主又的呼声越来越高。当时，英国生产的产品已有足够的竞争力，企业家因此希望消除国际间的贸易壁垒，他们意识到开放进口，将使外国有财力购买英国产品，进口价格较低的食物和原料也有助于降低工资和生产成本。金融家注意到开拓英国市场有利于提升外国人偿付英国债务的能力。……1846年，皮尔内阁宣布废除《谷物法》，成为英国转向贸易自由化的标志性事件。

1860年，英法双方签约承诺取消或大幅削减进口关税。“此时的英国实际上已实行完全的自由贸易。”19世把60年代以后，大多数欧洲国家也纷纷缔结降低关税的条约。在此之后英国的国际贸易更是以大约10%的年增长率一路飙升。

——摘编自何平（全球化1.0时期英国的全球治理》

材料二近代中国长期实行的协定税则是近代条约制度的伴生物，从《南京条约》签订到20世纪30代，中国各类进口商品的关税长期低于5%，而中国茶叶等商品的出口关税则高达200%。这一方面使得近代历届政府不能从持续扩大的对外贸易中获得相应的财政收入，增加了财政困难；另—方面，也使中国不能对不同商品进行针对性的税率调整，失去了对国内经济的保护作用，致使民族工业面临巨大压力

——摘编自《中国近代关税与经济史论述》

材料一 中国在宋至清代的历史进程中有过三次商业革命：第一次是宋代商业革命，第二次是明代商业革命，第三次是近代商业革命。其中第三次商业革命出现了以通商口岸为核心的近代化商业群落，在对外贸易的刺激下，这些通商口岸成长为近代化的商业城市，包括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牛庄（营口）、登州、烟台、台南、重庆、琼州、汉口、九江、南京、天津、沙市、杭州等。

——摘编自陈锋、张建民主编《中国经济史纲》

材料二   

材料一   （鸦片战争后）随着西学东渐，近代中国人还渐认识到与外国交往的重要。在一系列战败之后，中国读书人逐渐被战胜者改变了思想方式，接受了以强弱分文野的新观念。这类因对抗性互动而产生的概念转移，急剧而彻……对西方的认知，也从“夷务”到“洋务”再到“时务”，由贬义的“夷”到平等的“西”再到尊崇的“泰西”。说是天翻地覆的转变，也不为过。

——罗志田《走向世界的近代中国》

材料二   日本除了把台湾夺到手之外，还拿到了中国2.3亿两的赔款。这等于日本4年的财政收入，等于中国3年的财政收入。日本要是伞这笔款发展经济，用于改善经济发展的环境，用于改善国民的生活，那就很可现了。但它用来扩军，85%的赔款都用于扩军和相关的项目，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只有一部分拿来建了一家钢铁厂.这就导致了日后侵略别国反过来被迫无条件投降的灾难性后果，同样输得很惨。

——袁伟时《甲午战争：没有赢家的结局》

材料三   19世纪70年代，洋务派就不断提出修建铁路的主张。1872年，俄国出兵侵占我国伊犁，李鸿章借机提出“土车为铁路”的主张，指出俄国侵占伊犁，“我军万难远役”，如果不修铁路，新疆等西北边境就无法用兵。而且不仅俄国想侵占西北，英国同样垂涎云南、四川，如果中国自己开采煤矿、修建铁路，则列强将有所收敛，否则中国将面临更加紧迫的局面。

——摘编自雷颐《细说晚清七十年》

材料四   一八七八年，唐廷枢开办开平煤矿时，为了解决运输问题，建议修筑开平至北塘的铁路，由于李鸿章的支持而获批准。旋因守旧派的反对，清政府又收回成命。唐延枢被迫改为开抱运河，由于开把运河失败，再获批准。一八八一年六月，在英人金达指导下，铁路终于通车。但守旧派又群起攻击，清政府逗以“震动皇陵”、“伤害庄稼”为由下令查禁，经李鸿章多方努力，铁路才得以保留。修一条九公里长的铁路，竟然几起几落，中国铁路产生之艰难，实难想象。

——摘编自李开第《论中国近代铁路建设的几个问题》

材料一   那时中国的海关是自主的，朝廷所定的海关税则原来很轻，平均不过百分之四，清政府并不看重那笔海关收入，但是官吏所加的陋规极其繁重，大概连正税要收货价的百分之二十。中国法令规定税则应该公开，事实上，官吏绝守秘密，以便随意上下其手。外人每次纳税都经过一种讲价式的交涉，因此很不耐烦。

——摘编自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材料二   今将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各关英吉利国出进口货物议定应完税则，分类开列于后：……凡出口货有不能赅载者，即论价值若干，每百两抽银伍两。……凡属进口香料等货，例未赅载者，即按价值若干，每百两抽银拾两。

——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南京条约》附约）（1843年）

材料三   鸦片战争后……英货输入总值，1842年为426万元，1845年，达到1053万元。由于运到中国的棉毛织品销路不广……从1846年起，英国输华商品量开始减少。1846年到1855年的十年间，除了1851年、1852年两年外，始终没有达到1845年的水平。

——赵德馨《中国近现代经济史：1842—1949》

材料一 “城市”是由“城”与“市”这两个事物、两个功能要素结合为一的产物。《说文》中载：“城，以盛民地”。“市，买卖之所也。”中国农业时代的城市以政治行政管理功能为主，“城”的分量不仅大于“市”的分量，而且“市”的部分明显从属于“城”的部分。这些传统城市都是以绝对权力为基础，通过强制性贡赋等形式来维持城市运行。

——摘编自唐茂华《东西方城市化进程差异性比较及借鉴》

材料二

材料一   就一般而言，历史事件随着时光流逝而意义日减。鸦片战争则不然。它是中国历史的转折，提出了中国必须近代化的历史使命。中国的现代化一日未完成，鸦片战争的意义就一分不会减。

——摘编自茅海建《天朝的崩溃》

材料二   可恨那满洲政府……死死不肯变法，到了戊戌年才有新机，又把新政推翻，把那些维新志士杀的杀，逐的……及到庚子年闹出了弥天大祸，才晓得一味守旧万万不可，稍稍行了些皮毛新政。其实何曾行过，不过借此掩饰国民的耳目，讨讨洋人的喜欢罢了。不但没有放了一线的光明，那黑暗倒反加了几倍。

到了今日，中国的病遂成了不治之症。

——陈天华《猛回头》

材料三   由于中国人闭关自守、骄傲自满，三次灾难性的战争使他们受到了巨大的刺激：第一次是1839-1842年同英国的战争，第二次是1856-1858年同英、法的战争，第三次是1895年同日本的战争。在这些战争中所遭到的耻辱性失败，迫使中国人打开大门，结束他们对西方的屈尊态度，重新评价自己的传统文明。其结果是入侵和反入侵的连锁反应，它产生了一个新中国，产生了至今震撼着远东和全球的影响。

——摘编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四   凡事都有两面性，尤其在历史这方面，有些事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从直接的影响来看，八国联军屠杀中国的人民，掠夺中国的财物，逼迫中国要战争赔款，还要中国开通口岸以便他们长时期的在经济上压榨中国……但从间接的影响来讲，八国联军的侵略行径也同时惊醒了中国这个东方睡狮。

材料一   据《周礼》记载，在两千多年前，官方规定的跪拜礼仪就有九种不同的名目：稽首、顿首、空首、振动、吉拜、凶拜、奇拜、褒拜、肃拜。但是，这么多种类的跪拜礼仪并不是任何人可以自由选择、任意取之而用的。比方说，“空首”是头不至地的跪拜，最为方便，恭敬程度也就最低，成为君长对臣下的致意之用；头至地立即抬起为“顿首”，恭敬度就高些；而头至地还要稍作停留为“稽首”，恭敬程度最高，用作臣下对君上表达尊敬的礼节等等。在吃饭和喝酒的时候，无论是长辈为其夹菜还是递酒，都要先行跪拜才能品尝。

——摘编自韩鼎赢《传统长幼相见礼仪的终结与现代重建》

材料二   1793 年，英王特使马戛尔尼来华，在谒见皇帝的礼仪上被中方要求其像藩属国一样三跪九叩，马戛尔尼表示可以像觐见自己国王那样行礼，这个答复使乾隆断然拒绝接见该使团。后来，马戛尔尼向乾隆施行的礼仪应该就是“长跪请安”的旗礼形式。同治十二年（1873 年），总理衙门与各国公使商定的《觐见礼单》中表明公使的觐见礼仪为五鞠躬。但是“此次觐见的礼仪规定被强调是一次清帝因各国需呈递国书而准许的特殊优待礼节，仅是一次特例而已，各国使臣以后不得援引为惯例，再行渎请”。

1891年，光绪皇帝接见六国公使。据晚清重臣荣庆记载，“总理衙门带使臣一员及翻译一员入，两大臣带引于前，自东门入，去帽一鞠躬，十二步二鞠躬，至主位三鞠躬，呈国书。”此次的觐见没有再像同治十二年一样进行几个月之久的礼仪交涉，而是作为无需商议的惯例来照行了。

——摘编自韩鼎赢《传统长幼相见礼仪的终结与现代重建》

材料三   1916年6月6日，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去世，6月8日，国务院出台《丧礼大纲》八条，规定“凡官署营舰、海关下半旗，官吏停宴会、缠臂纱……民间辍乐七日，出殡日鸣炮百一响，京校辍课”。经大总统黎元洪与国务院商议后，决定葬礼“参酌中外典章”，中国礼典方面“只可酌采皇帝葬礼斟酌损益”，“其外国礼典则拟搜集德、美两国大总统国及各国元首之国葬礼互相参酌而成”。对此社会舆论极为愤懑，有人认为袁世凯“几如大行皇帝之丧礼”，诚为“民国之怪现象”。有人告诫议定袁氏丧仪诸人“勿忘项城（袁世凯）之死非于洪宪元年”，而是“中华民国五年六月六日”；将来“引项城灵柩出新华门者”，乃是“两行五色灿烂之共和国旗”。

——摘编自李斯涵《民国第一部〈国葬法〉的颁行与民初丧葬礼仪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