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农业社会时期的时间观念最初是模糊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公鸡打鸣、以太阳月亮扮演着钟表的角色。从生活经验出发，在长期的劳作中，传统农业社会的先民在观察记录的基础上渐渐发现时间是有周期性的。不同农业文明制作了各种简易计时器以及制定了历法来指导家事。如日程。

——摘编自郭海燕（大众媒介对时间的呈现与影响》

材料二   自工业时代以来，时钟时间就被视作时间的代名词。借助于自然科学的崇高地位以及计时技术本身在工业化生产中的作用，时钟时间在工业社会中获取了无与伦比的绝对权威。时钟技术的核心部分是表针的匀速运动，这使时间在人们头脑中形成了“在流逝”的形象，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树立了“准时、公平”的权威地位。历史必须沿着时钟时间才能继续下去，管理活动也必须严格限制在时钟时间之内。

——摘编自于飞《论时钟时间观念下管理的弊端》

材料三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人类的时间价值观进一步改变。“时间就是金钱”变为“财富就是时间”，时间成为最宝贵的东西。由于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社会财富的增加，劳动者工作日进一步缩短。于是，劳动者拥有的自由时间增加了，可以更多地从事教育、科研、艺术、体育等活动，从而使人的个性得到全面发展，人的本质力量得到充分体现。

——摘编自甘爱平《论近代与现代时间观念的演变》

材料一   河南鹤壁宋元时期的一个古煤井遗址的发掘资料表明，当时已有凿井、巷道布置、凿煤、井下运输、排水、通风、照明等技术门类和成熟配套。从地域上讲，宋元时期煤炭不仅在东北、华北、西北等省份“为用愈益著”，而且在南方的安徽、江苏、江西、四川等省也出现了用煤的证据。就利用的领域而言，在金属冶炼及手工作坊更多地使用了煤炭，尤其在陶瓷业大量使用煤炭。

——摘编自吴晓煜《中国古代煤矿史的基本脉络和煤炭开发利用的主要特征》

材料二   开平煤矿引进了抽水机、提煤机，使得土法之下每人每天采煤四五百斤增至每人每日可出煤四吨多，且挖出的大多为煤块，便于高价出售；开井方法也学习西方，保障井底通风，降低瓦斯浓度；井内安全灯采用玻璃密罩，减少火星触及瓦斯引发危险；人事管理制度采用官督商办，能够初步满足投资者们参与企业管理的愿望，且职员接受监督，任人唯贤，财务公开，深受投资者推崇。

——摘编自孙海泉《唐廷枢时代开平煤矿的投资环境及其优化》

材料一   源于古印度的棉花在公元前2-1世纪进入今中国疆域，但一开始还是停留在西北与西南两个方位。在很长时期内，棉花这个物种并没有进入内地，到了隋、唐，棉布虽然还依赖外部输入，但已为更多的人所知，成为很多诗文的歌咏对象。宋元时期棉花已在内地安家落户，甚至还能够总结植棉的经验。国家层面也开始设立有司征收棉花以充赋税。明初，国家更是立法要求广泛植棉。棉花替代麻布等成为民众的主要衣料，是我国农业发展史和人民生活史上的一大变革。

——摘编自李麦广《棉花传入与中国人口增长》

材料二   明清两代，中国每年生产约6亿四棉布，商品值近1亿两白银，其中超过半数是作为商品生产和销售的，总产量是英国工业革命早期的6倍。在近代相当长的历史中，中国棉布一直是国际市场上的重要商品，极受英国商人和美国商人的欢迎。东印度公司最初从南京附近采购的“紫花布”只有2万匹，很快就增加到20万。这些精美结实的“中国土布”被出口到日本、东南亚、欧洲和美洲等地。这些棉布绝大部分是由一家一户的农村家庭完成的，如此庞大的交易量也是乡村对乡村的交易，并没有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

——摘编自晓婷《棉花的历史》

材料一 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农业发展情况

——摘编自吴宾《中国古代粮食安全问题研究》

材料二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科技支撑。解决吃饭问题，根本出路在科技。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要发挥我国制度优势，让农民能获利、多得利，保护和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多措并举、凝聚合力、久久为功，才能牢牢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

——改编自李浩燃《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

材料一时民困饥流散，豪右多有占夺。（李）安世乃上疏曰：“臣闻量地画野，经国大式；邑地相参，致治之本……愚谓今虽桑井难复，宜更均量，审其径术，令分艺有准，力业相称，细民获资生之利，豪右靡余地之盈。则无私之泽，乃播均于兆庶；如阜如山，可有积于比户矣。”

——摘编自《魏书》

材料二多置庄田广修宅，四邻买尽犹嫌窄……

——摘编自[唐]王梵志《提纲》

材料   中国的市舶制度源起唐、宋。元灭南宋后，沿袭南宋制度，在泉州等四地设立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事物。至元三十年（1293年），元廷颁布市舶法则22条。根据这些法则，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在国家户籍中单列一类，成为舶户或者舶商户。出海贸易时，其人数、船只、货物等情况都要事先上报市舶司审核批准，经发给公凭，方能出行。金银、粮食、兵器等皆属禁物，不得携带出海。返航有规定期限，必须到原出发地的市舶司进行“抽分”，然后才能发卖。外国商船前来贸易，抽分比例相同。市舶司“抽分”所得货物，一部分上供蒙古统治集团享用，其余由市舶司就地出售，换取货币，解送朝廷。元朝时，许多海外“藩客”寓居于泉州、广州等地。

——摘编自张帆《辉煌与成熟——隋唐至明中叶的物质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