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时民困饥流散，豪右多有占夺。（李）安世乃上疏曰：“臣闻量地画野，经国大式；邑地相参，致治之本……愚谓今虽桑井难复，宜更均量，审其径术，令分艺有准，力业相称，细民获资生之利，豪右靡余地之盈。则无私之泽，乃播均于兆庶；如阜如山，可有积于比户矣。”

——摘编自《魏书》

材料二多置庄田广修宅，四邻买尽犹嫌窄……

——摘编自[唐]王梵志《提纲》

材料一

在西汉初期社会动荡的背景下，许多农民背井离乡、流离失所，成为流民，这沉重地打击了西汉农业的发展。另外，在小农经济的历史背景下，人类生产力水平很低，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也较低，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十分依赖自然而又受制于自然。同时，一些商人为了发财致富，趁着资源紧缺而囤积物资，并利用自己拥有的财产大肆兼并土地，从而影响社会秩序。西汉时期，汉武帝大力推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其目的之一就是让“鄙夷商人”成为深入人心的思想，从而加强国家对私营工商业的控制。

——摘编自张丽慧、郭家慧《“重农抑商”背景下西汉农业商业的发展》

材料二

在元杂剧《东堂老》中，富商赵国器在临终前将他的儿子扬州奴托付给好友李实（东堂老），但扬州奴在父亲死后肆意挥霍，把家财败光，最终沦为乞丐。之后因艰苦生活的磨练，他痛改前非，变得勤俭刻苦。最后，东堂老把赵家的产业交还给扬州奴。诚然，剧本的基本思想是通过扬州奴“败子回头”的故事，引出俭成奢败的教训，也表彰了东堂老的信义行为，但剧本始终贯穿着更深刻、更值得重视的思想内涵——作者对商人阶层的认可。《东堂老》这种重商、颂商思想的形成无疑与元代的经济发展有重要关联。

——摘编自戴汝庆《从<东堂老>看元代中后期对商人态度的变化》

材料一   明永乐九年（1411年），为了适应日益发展的商品流通的需要，政府令福建布政司开始铸造永乐通宝钱。到了弘治十六年（1503年），其造币量已达到11372400文，造币专用的炉已达到19座之多。与此同时，纸币也普遍使用。洪武年间，明政府大量发行纸币钞，然民间重钱轻钞，多行折使。最初以钞1贯折钱50文。洪武年间，政府更是大量推行纸币，令“各处税粮、课程、赃罪，俱准折钞”，还在福州、建宁商贾所集之处市镇、店肆、门摊税课，增旧五倍，专门推行钞法。其后，各地又设钞关，钞法盛行。

——摘编自唐文基主编《福建古代经济史》

材料二   永乐通宝钱在国内出土的数量不多，乃至很多明清时代的钱币窖藏不见一枚。但在南中国海及环印度洋周边国度和地域，从肯尼亚、坦桑尼亚到阿曼、伊朗，从斯里兰卡、印度到泰国、马来西亚，都有发现出土永乐通宝钱的记载。

材料一   初，蜀民以铁钱重，私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富民十六户主之。

——摘自《续资治通鉴长编》

1522年，不但大宗交易用银，而且连小买卖也用碎银了。……白银作为货币，具有不变质、易分割、价值高等优点。

——摘自钱涛《中国古代经济史》

材料二   海商之舰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料：宋代计量单位，1料相当于今天的120斤)，可载五六百人，中者三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载二三百人。

——摘自《梦溪笔谈》卷12

材料三   新都(属于安徽南部徽州地区)勤俭甲天下，故富亦甲天下。贾人娶妇数月则出外，或数十年，至有父子邂逅而不相认识者。……男子冠婚后，积岁家食者，则亲友笑之。

——摘自顾炎武《肇城志》

材料四

材料一

（说明:1982年，湖北江陵马山楚墓发现一批古丝绸织物。品种极其丰富,包括了春秋、战国时期的锦、绣、编组、针织各个主要门类，而且在工艺技术和装饰艺术方面都具有相当充分的代表性。）

材料二通幅大花纹织锦，过去在东汉织物中曾有发现,而西汉马王堆墓葬中却未见出土，人们曾据此或以为西汉时大花纹织物尚未形成。

——摘编自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材料三春秋战国时期，以丝、麻为原料的一般纺织生产空前繁荣起来，高级丝绸工艺技术突飞猛进，很多高级丝织品流入民间。

——摘编自沈从文《中国服饰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