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落后的边缘地区在从一个历史时期到另一历史时期的转变中居领先地位，在历史上并不是首次。在古代文明时期，中东在农业、冶金术、文字和都市生活方面进行了基本改革，起了发达的文明中心的作用。正是中国、印度和欧洲这些比较落后的边缘地区，在古典时期有创造力的革新中起了先锋作用；革新中涌现的新事物除了包括儒教、印度教和基督教这些新宗教信仰外，还包括对冶铁术、铸币和字母表的有效利用。这一模式表明，历史的发展并不像通常所说的“一事成功百事顺”，人类学家们将此称为“受到阻滞的领先的法则”。
——摘自《历史对今天的启示－发展中的社会与“受到阻滞的领先”》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受到阻滞的领先的法则”。（要求：围绕材料中观点展开评论；观点明确，史论结合，叙述连贯通顺，结构完整。）
材料一 《乾隆御制诗》中有“间年外域有人来，宁可求全关不开”。英国使臣马戛尔尼说：“彼等以为苟不如此，则恐外人之交际频繁，又碍于安谧，而各界人等之服从上命，以维持皇威于不坠，乃中国政府唯一不易之格言。”
——据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二 （19世纪60年代初）恭亲王和文祥首先认识到中西方接触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可以通过谨慎的外交得到很大的好处。他们强烈地感到，西方列强通常能够信守条约。
——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
材料三 下表所列为两位历史学家对清朝与列强签订条约的看法。
| 徐中约 | 费正清 |
| 西方国家通过建立条约口岸和扩展商务，争夺贸易利益和经济特权，俄国人则既强调贸易收益也强调取得领土。从民族危机角度评论，侧重于侵略的负面影响。从南和从北而来的这两股推进势力，实实在在地构成了一种钳形活动，越来越紧地掐住江河日下的清王朝。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西方和俄国是影响中国的两个主要根源。 —《中国近代史》 | 到了19世纪60年代初期，外国商人与外国势力因各种有利条件使中国的贸易与世界市场的关系更密切，从近代化角度评论，侧重于侵略的正面作用。也随世界市场的荣枯兴衰而起伏。外国人因为有治外法权的保护，得以跻身这个帝国的统治阶层。若说这样的结果是把中国当殖民地来剥削，不如说外国人有幸参加了中国企图西化的过程。 —《剑桥晚清史》 |
（1）根据材料一，指出乾隆时期的对外政策，并概括其原因。
（2）材料二反映的清朝统治者对外态度是什么？他们在实践中是如何体现的？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材料中的一种观点。（要求：观点明确；运用材料中的史实进行评析，史论结合）
材料一 18世纪的英国政府依然推行重商主义。为保障毛纺织品出口，政府出台相关法律，禁止羊毛出口，又禁止工匠和技术工人移居国外，并长期禁止纺织机械及其他设备出口。为避免外来竞争，1700年政府颁布法令，禁止丝绸及印染棉布进口，这对于东印度公司的东方贸易造成重大打击，但却促进了国内丝织业和棉纺织业的发展。与进口商品的高关税相对应，英国政府又实施出口补贴政策，以推动对外出口。18世纪末，重商主义受到挑战，英国政府开始尝试自由贸易政策，80年代英国与宿敌法国签订了一份自由主义的商业协定，赋予两国在欧洲商业和贸易中的完全自由。
——摘编自钱乘旦、刘金源《英国通史（四）》
材料二 清朝满族当政，以少制多，更加强了中央集权，经济上坚守重本抑末政策，但康熙也提出“恤商”和“利商便民”口号，清延长期对待工商业既不提倡，也不大禁。清朝废除明朝的匠籍制度，给官营手工业者自由，放弃明代官矿政策，允许商民开矿。政府财政税收也以白银为计算单位。商帮为政府和皇室专卖物质，并兼营典当、汇兑等业务，势力经久不衰。清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国家财税长期主要来源于田赋，海关收入比重在1753年四口通商时所占岁入税额仅四十分之一，乾隆后期进一步改为一口通商；另一方面进口商品除了铜、铅就是一些高档奢侈消费品，对外贸易没有建立在自身迫切需要之上。
——摘编自许涤新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等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18世纪中英工商业政策的异同。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清朝前期的工商业政策。
材料一 明廷三令五申，禁止人民私自出海贸易。然而，屡禁不止，民间开海呼声与违柴出海行为从未间断。海上走私贸易愈禁愈盛，尤其是自嘉靖三十一年起，开始了长达十五年的债患。时人认识到，要消除倭患，保卫海疆安全，最好的办法是疏而非堵。闽、浙、粤三省官员：不断上奏，诸宽海禁，与主张严禁的官员开启了长达数十年的开海与禁海之争。隆庆初年，明廷同意福建巡抚涂泽民所奏，宣布开放海禁，漳州、泉州之民“准贩东西二洋”.开海政策持续五十余年，不仅在明后期福建社会经济发展及对外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是对沿用两百年之久的海禁政策的否定，推动了海外贸易发展。
——摘编自涂丹《明代禁海与开海之争》
材料二 康熙时本有四口通商的规定，但几十年间，外国商船绝大多数开赴广州贸易，形成了固定的贸易路线和惯例。乾隆十二年（1717年），西班牙商船到福建、厦门贸易。当地官吏认为“吕宋（指西班牙）为天主教长，漳泉风俗浇漓（民风不淳朴）。此等夷船终不宜使之源源而来，拟俊夷船回掉之日，善为慰遣，不使复来”.清廷的复示是：“此等贸易，原系定例准行；今若不令复来，殊非向来通商之意.慰遣之处，可以不必。”1757年十一月初十日，乾隆正式颁布谕旨，明确宣布：“嗣后口岸定于广东外来商船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日，乾隆正式颁布谕旨，明确宣布：“嗣后口岸定于广东外来商船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
——摘编自《清世祖实录》
完成下列要求：
（1）据材料一，指出隆庆初年开海的原因。结合所学，评析隆庆年间的开海政策。
（2）据材料二，指出乾隆初年福建地方官员和清廷在对待西班牙商船贸易问题上的分歧。结合所学，分析乾隆后期从“四口通商”转变为“一口通商”的原因。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分析明精时期对外政策的基本趋势。
材料一 1685年，清廷始开海禁。次年，仿明末“牙行”（向政府申请外贸特许经营权的贸易组织），开设“洋货行”，与洋商进行贸易。此后洋货行数目不断变化，但在广州俗称“十三行”。十三行的行商须为洋商提供住所，交易完成后，洋商限期离境。1757年，清廷将广州定为唯一的外贸商埠。“豪商大贾，各以其土所宜（当地特产）相贸，得利不赀，故曰金山珠海、天子南库”。
材料二 1759年，清廷颁布《防范外夷规条》，规定洋商到广州后，应在指定寓所居住，由行商管束稽查。“凡非开洋行之家，概不许寓歇。其买卖货物，必令行商经手方许交易。”清廷还规定，外国商船到广州后，“进口货物应纳税银，督令受货洋行商人，于夷船回帆时输纳（纳税）。至外洋夷船出口货物应纳税银，洋行保商为夷商代置货物时，随货扣清，先行完纳。”《南京条约》签订后，十三行逐渐衰落。
阅读材料，结合所学，评析十三行的兴衰。
番薯于明代万历年间（1573—1620年）由广东、福建人分别从安南（今越南）吕宋（今菲律宾）传入中国大陆。清初番薯入赣。番薯传入湖南始于平江：“平江山中广（东）福（建）客民多种之”。不久推广到邻近县份，嘉庆年间，民“赖以佐食”。后来，闽粤移民在四川建成了规模可观的番薯产区。
——摘编自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简明中国移民史》
人口与粮食问题是明清时期所面临的重要社会问题。试评析材料中所示现象，并得出结论。（要求：现象需描述材料所示主要历史信息；论证充分；结论符合史实；逻辑清晰。）
材料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在《东洋近代史》说：“中国宋代实现了社会经济的跃进，都市的发达，知识的普及，与欧洲文艺复兴现象比较，应该理解为并行和等值的发展，因而宋代是十足的‘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
中国现代历史学家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认为“宋代对外之积弱不振、宋室内部之积贫难疗。”
评析材料中有关宋代的观点。（要求：围绕材料中的一种或两种观点展开评论；观点明确，史论结合，多角度充分论证，逻辑严密，表述清楚。）
材料 中国古代对“本”与“末”的看法和政策
| 秦始皇 | “上农除末。” |
| 汉文帝、汉景帝 | “农，天下之本。” |
| 宋太宗 | “除商旅货币外，其贩夫贩妇，细碎交易，并不得收其税”，“两浙诸州，纸扇芒鞋及细碎物，皆勿税。” |
| [宋]叶梦得 | “出作入息，农之治生也；居肆成事，工之治生也；贸迁有无，商之治生也；膏油继晷，士之治生也。” |
| 明太祖 | “人皆言农桑衣食之本，然弃本逐末，鲜有救其弊者……朕思足食在于禁末作。” |
| 王阳明 | “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 |
| 张居正 | “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本穑以资商，则商病。故商农之势，常若权衡……欲民用不困，莫若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 |
| 黄宗羲 | “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 |
| 雍正帝 | “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平日留心劝导，使民知本业之贵。” |
| 乾隆帝 | “大概市井之事，当听民间自为流通。一经官办，本求有益于民，而奉行未协，转多扦格。” |
——摘编自李伯重《从“重农抑商”到“工商皆本”》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中国传统社会商业观进行评述。（要求：表述成文，持论有据，论证充分，逻辑清晰。）
| A．西周 | B．西汉 | C．秦朝 | D．春秋战国 |
| A．地域性“商帮” | B．统一货币“半两钱” |
| C．纸币“交子” | D．“工官”和“匠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