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北洋时期的关税收数，海关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912年为3997万余两（关平两），1913年为4396万余两；一战期间收数减少，每年只为三千七八百万两（1915年为3674万余两）；一战结束后，1919年达到4600万余两；此后逐年递增，1926年达到7812万余两，约比1912年增加1倍。

——摘编自汪敬虞《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

材料二   1912-1936年中国钢铁业人均占有量情况表（单位：公斤）

注：1936年在进口总值中，我国钢铁占9.8%，石油、染料、机器、车辆、船舶等的自给率低，需大量进口。

——摘编自赵德馨《中国近现代经济史（1842-1991）》

材料一下表所示为1895年和1931年中国各区域港口进出口贸易值及占全国的百分比。

——摘编自茅家琦等《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

材料二近代中国各区域口岸进出口贸易值在全国贸易总量中所占的份额，可以甲午战争之后的几年（1895-1915年）为界限，分成前后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上海常占全国份额的半数，华南诸港约占40%。甲午战争以后，口岸贸易的发展呈现出北部的华北和东北、中部的长江流域快于其他区域口岸的趋势。到1931年，华北、东北和长江流域的口岸在全国进出口贸易额中所占的比重已有了极大的提高。华北、东北和长江流域商品经济的较大发展以及日本在这些区域政治经济势力的迅速增长，是我国港口格局发生重大改变的主要原因。

——摘编自吴松弟《近代中国进出口贸易和主要贸易港的变迁》

材料一   宋朝时期，小农与市场的关系十分密切。大批农民参与到商品经济活动中，曾一度出现了难以阻挡的“全民经商”的态势。个体小农除了继续从事传统的粮食生产外，还大量地种植经济作物，进行家庭养殖，以及季节性地从事兼业活动，出现了所谓的“小农、小工、小商一体化趋势”。“今时农民多困穷，农业利薄，其来久矣，当藉他业以相补助者，殆不止此。”甚至许多农民以出卖劳动力为生，为商人负担贩运，农民卷入市场活动的现象也十分普遍。

——摘编自王权《小农经济的前世今生》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的小农经济经历了极其深刻和复杂曲折的变迁过程：洋纱洋布的大量进口使农村土纱纺织日渐减少，并最终为洋纱所替代，传统小农逐渐成为世界市场的消费者和原料的提供者。同时，出现“富户不为商贾，有余资则占田招客户耕种”的现象；大量破产的失业小农开始离开土地，要不然进城务工或谋生，要不然闯关东、走西口、移民海外，再或者当兵、乞讨，当流氓、土匪等。在太平天国起义等农民斗争的冲击下，农村原有的社会秩序被打乱，地主为了招徕佃户实行减租的政策或者实行永佃制，这在客观上也弱化了佃户与地主的关系。

——摘编自任保平、朱子凝《近代以来中国小农经济的制度变迁与分析》

材料一1世纪前后至6世纪，中国主要出口黄金和丝织品。由于航海技术难以胜任大规模海运，中国人很少远航，这一时期中国海上贸马主要由印度洋地区的波斯、阿曼商人操持。6-10世纪，阿拉伯商人成为印度洋贸易的主力，中国的陶瓷外销从有限的奢侈品贸易转变为大量的订制生产和出口，海上贸易扩及日本、琥球和朝鲜。10-14世纪许多中国大型船舶停泊于印度西海岸，改变了往日“外商来贩”的局面，中国也成为东海、南海和印度洋贸易的主导者之一。15-18世纪中期，中国的丝、瓷器和茶叶出口贸易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且不再经过无数的中间人和以货易货的方式，而是借欧洲人之手，把中国商品运到欧洲和美洲，换回中国亟需的硬通货白银，中国的海外贸易空间扩展到了全世界。

——摘犏自李伯重<中国海外贸易的空间与时间一全球经济史视野中的“丝绸之路”研究》

材料二 在19世纪后期，出口税高于进口税的协定关税制度，既不能“奖出"，也不能“限入"。在1870——1931年这62年间，中国对外贸易总颏由1，118，988，134海关两猛增至2，342，964，719海关两，增长了19.69倍。其中出口值由55，294，866海关两增至909，475，525海关两，增长了16.45倍，出口商品由原来以制成品和半制成品为主的格局逐渐向原料品转移；同期进口净值由63，693，268海关两增至1，433，489，194海关两，增长了22.51倍。在此期间，众多对外贸易港口中，上海无论在中国总出口还是总进口中始终占据第一位。对外贸易的商品在上海集散，带动了上海对内贸易以及市内商业的发展，使其成为全国商业最繁荣的城市。

——摘编自刘明强《中国对外贸易结构变动趋势研究（1870-1931）》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