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18世纪以前，西欧人很少外出就餐，绝大多数人都在家里做饭吃。

1765年，巴黎大街上一个名叫布朗热的男子开设了一家有座位的餐饮店，并称之为“餐馆”。法国大革命爆发后，贵族佣人大批失业。无奈之下，他们掀起了一场餐饮业的变革。1789年，巴黎的餐馆不到百家。随着各地人员流动，越来越多的餐馆出现在巴黎街道。十年时间，餐馆数量已增长至500家，餐馆已变成王公贵族家餐桌的替代品。

19世纪英国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家庭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它们从生产单位变成了消费实体。人们开始离家工作，也在其他地方展开各类社交活动，包括饮酒吃饭等消遣项目。城市中酒店、餐馆、酒吧成倍增长，1818年发表的《伦敦一览》中评价：“也许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这座都市能给予劳动者与中产阶级如此多的生活享受。”

20世纪50年代，美国高速公路不断延展，汽车快餐餐厅的拓展也紧跟其后，把守在各个高速出口附近。很快，快餐就在全美国流行起来。快餐店对产品标准进行数字化管理，任何人只要按照数据操作，都可以炸出味道统一的薯条。

——摘编自[英]威廉·席特维尔著《餐馆：一部横跨2000年的外出用餐文化史》

材料一   1928～1930年间的上海：到处是人潮，在各种交通工具之间，在老式和新式汽车之间，在为争得人力车费而疯狂奔跑的苦力之间，冒险地挤来挤去；远处传来一阵阵清脆的打麻将牌声以及在回力球场和跑狗场里赌博的喧闹声；满街幽微地散发着甘甜而辛辣的鸦片烟气味；无数乞丐及衣不蔽体、蓬头垢面的孩子们哀声乞讨；里弄里，家庭主妇们倒洗马桶的声音和生煤球炉子的青烟以及横跨弄堂的晾衣竹竿上挂着的“万国旗”，使里弄显得狭窄、杂乱和压抑。

——摘编自严昌洪《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

材料二   1934年1月，毛泽东指出：“我们要胜利，一定还要做很多的工作……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

——摘自《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材料三   1945年7月，黄炎培访问延安后在日记中写到：当地老百姓衣服整洁，乡村来的妇女不穿裙，皆是天足，没有发现绅士式的男子和涂脂抹粉、洒香水、高跟鞋等摩登装束的女子，没有褴褛污秽的流浪者，在街上没有看见过面带烟容而颓唐的人。

——摘编自黄炎培《八十年来》

材料   明代中后期，“商贾之家，策肥而乘坚，衣文绣绮……其富与王侯同也”。扬州商人因资本雄厚，更是“无不盛宫室，美衣服、侈饮食、饰舆马及诸摊钱之戏”。商贾们的美衣服风俗很快就蔓延到了整个社会，“中外臣僚士庶之家，靡丽有华，彼此相尚，而借贷费用，习以为常……首饰则滥用金宝，娼优下贱以绫缎为约，市井光棍以锦绣缘袜，工匠技艺之人任意制造，殊不畏惮。虽蒙朝廷禁止之诏屡下，而民间僭用之俗自如”,使得原本民风非常淳朴的地区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晚明服饰的变化中，以苏州为代表的吴中地区，由于得天独厚的经济条件，服饰最为新潮，引起周围地区乃至全国各地的关注，遂成为时代风尚播布的策源地。时人谓苏州“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吴俗习奢华，乐奇异，人情皆观赴焉。吴制服而华，以为非是弗文……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以至于有“吴俗奢靡为天下之最”的说法。

——摘编自毛佩琦主编《中国大通史》

材料一   商代就有关于勤俭节用思想出现。春秋战国时期，虽学派林立，百家争鸣，但勤俭节用思想则是各学派共有的伦理主张，儒家奠基人孔子提出“温、良、恭、俭、让”五大德目；墨子则把俭约和淫奢提升到关乎国家存亡的高度上去认识。在古代自然经济条件下，生产工具简陋，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物质财富匮乏，提倡俭约，有利于缓解社会消费需求和物资短缺的矛盾，可保证社会安定和发展，荀子曾提出“强本而节用”的主张。

——摘编自张元凯《关于中国古代的勤俭节用思想及其现实价值》

材料二   到了近代，中国传统的消费习俗在城市社会生活中逐渐出现奢侈豪华的趋向。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长远方面看，崇俭戒奢的传统观念未必是十全十美的观念和习俗。消费需求的扩大，是刺激工商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近代某些奢侈消费也并非是一种完全正常的消费行为。特别是富商的豪华排场，实际上仍带有一些为了摆脱出身寒微而自我炫耀的成分，许多人还盲目崇拜和模仿西方的生活方式，大肆挥霍。

——摘编自朱英《近代中国奢侈消费面面观》

材料一   在清代，冰嬉是大型宫廷冰上活动的统称，每至冬日，皇帝亲自阅视大规模冰上射箭和冰嬉表演。满族原是我国东北地区的游牧民族，善于北方冰雪条件下的骑射、滑雪冰等，逐渐强大后入主中原、一统中国。乾隆帝曾言：“冰嬉盖以肄武习劳，隐寓练戎之意，不徒供岁时娱玩也。”可以说清代的冰嬉属于一种军事体育的性质。冰嬉仅供皇家娱乐，不允许民间观赏，后随清政府国力日衰而中断……

——摘编自叶榕《弋射、马术、蹴鞠……传统艺术中的竞技与体育》

材料二   溜冰新潮是在清末中西方文化冲突碰撞中形成的……溜冰打破长幼、男女尊卑界限，向所有人开放了一个转向自由、平等、共情、共融的文化秩序。在国势衰弱的背景下，“体格落后的民族”与善于溜冰的西洋各国进行对比，溜冰与否成为民族兴衰的“明证”，被社会精英看做“保国保种”的途径。1922年北洋政府将滑冰（溜冰）等现代体育项目陆续纳入体育课程。“身体——国家”的身体观实则是儒家“修身——治国”的身体观的转译，个人与家国观念从儒家转向了近代民族主义，溜冰将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推进了民众日常生活，逐步形成了国家、社会精英与民众多元社会主体共同参与社会秩序和现代国家建构的文化实践。

——摘编自杨宇菲、张小军《文化共融：中国近代冰雪大众文化与社会转型》

胶济铁路对近代山东的影响

1897年德国借口“巨野教案”出兵侵占山东，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胶澳租借条约》。根据条约规定，德国获得修筑山东境内铁路权，并拥有铁路沿线30华里内地区的开矿权以及为山东省各项工程投资、供货和提供劳务的优先权。1899-1904年，德国修筑了自青岛至济南的胶济铁路。

胶济铁路逐渐取代了原来的鲁中大道而成为山东新的商品流通主干线路。胶济铁路与青岛港直接连接，内陆与沿海紧密联系，内地农产品经由火车运到沿海港口进入销售市场，减少了大车长途运输费用。运河在南北运输及贸易中的地位一落千丈，沿河地区的货物改由铁路运送，愈来愈多的货物流向济南、青岛。铁路沿线许多城镇，特别是设有车站的地方，如胶州、青州、潍县等城市，因运输的便利而成为商品集散地并繁荣起来，还有许多县、镇、村庄，一跃成为商业重镇。

铁路运行和停靠时间的严格规定，迫使人们增强时间观念，提高工作效率，加快生活节奏。长距离的出行，外出经商者屡见不鲜，传统的坐守田园，安土重迁，“父母在，不远游”的观念被打破。人口的流动加快，活动与交往的空间扩展，人际交往渐趋频繁，封闭保守的人际关系得到改善，人们的生活日趋社会化。乘坐火车要男女同坐，传统的“男女授受不亲”逐渐淡化。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和侵蚀下，人们逐渐改变了过去那种“耻于言利”的思想，无论在生产还是生活中，都表现出趋利的观念。伴随近代化的进程，人们的物质生活如衣、食、住、行、娱方面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吃西式牛排、喝青岛啤酒也成为一种新风尚，济南出现了像石泰岩饭店、胶济铁路饭店等30余家西餐厅。

——摘编自《胶济铁路的修建与近代山东经济格局的重构》《胶济铁路与近代区域社会观念变迁》

材料一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公园是由西方列强引入，它既是西方新兴生活方式的体现，叉是殖民主义渗透的重要载体，在一定时期成为中国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集体记忆。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一些团体及个人提出修建中山公园这一永久性纪念场所，促使国人奋发图强，并让外国人明白中国人具有奋争与独立精神。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竭力推行党化教育。中山公园的兴建如雨后春笋，成为各地最具政治色彩的市政工程之一。抗战时期中山公园成为各地宣传抗日的空间，如1938年4月，在周恩来的倡导下郭沫若、田汉等人在武汉中山公园举行万人歌咏日活动，由冼星海担任万人大合唱的总指挥，激发了各界人民抗日救国的战斗热情。

——摘编自陈蕴茜《空间重组与孙中山崇拜一一以民国时期中山公园为中心的考察》

材料二   1949年之后，汉口中山公园经过了多次整修扩建。1951年，由市建设局主持修建沿湖护坡和园内建筑设施。扩建后，新建动物园和苗圃，成为武汉市内的绿色游览“中心”。公园内花卉树木种类众多，成为市民休闲、游玩的胜地，此外，中山公园还是武汉市重大的政治活动、群众集会的中心会场。1950年，武汉市第一次运动会在中山公园举行。1999年武汉市按照山水园林城市的总体部署对中山公园进行改建。改建后的中山公园绿化率提升至91%，新增两大广场、激光水幕喷泉等，公园进出口开敞度增加，园内道路成环，游览线路理顺。群众说，真正体现了市委市政府“更绿、更美、更贴近市民”的理念。

——摘编自刘思佳《汉口中山公园百年回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