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晚清以来，伴随着西风东渐，星期制传入中国。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视星期制为文明之制，主动仿行。而湖广总督张之洞规定两湖书院的学生只准休旬假（十日放假一日），不得过星期日。1902年至1911年夏，由于清政府推行新政，各学堂、中央各部和地方衙门陆续实行星期日公休制度。1912年民国肇建，南京临时政府“期与世界各强国同进文明”，采用了星期日公休制度。与此同时，星期制也在社会上广为流行，渐成都市生活中新的工作与休闲的节奏。合理的休息与适度的休闲，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人的精神面貌。

——摘编自湛晓白《时间的社会文化史》

材料二   1949年之后，新中国沿用近代以来形成的星期日公休制度。1995年3月25日，国务院发布第174号令，规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实行统一的工作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为周休息日”，自1995年5月1日起施行。利用和过好双休日，对于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消费休闲和社会风尚都有很大影响，从星期日公休制到一周双休，体现了社会文明的进步，也为个人自由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摘编自《人民日报》等

材料   东西方服饰文化有着不同的化势和魅力，但是也都有着自家的不足。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服体开始走向创新之略。中国的服设计师们不但继承了传统装造型的简洁流杨、宽松逸的特点，而且还取了西方服饰立体曲线剪的特点，故而新设计的服体变得更有美感、更加贴近身体。当时在“西风东渐”影响下，中西合的服饰或纯中式的服饰逐渐进入中国人的生活，“中山装”和“旗袍”成为这一时期的经典服装。“中山装”一度成为中国学生最喜欢的标准服装之一，而“服饰”则被公认是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妇女服装…中国服饰逐渐改变了原有的弊端。如今，服饰复兴，汉服热兴。服装设计师们越来越重视东方元素在服装设计上的运用，甚至在国际服饰文化平台制起一股迷人的东方风。

——摘编自应品洁《浅谈中西方服饰设计的异同》等

材料一 先秦时期，中国传统社会保障制度已初步形成。汉代政府颁布法令免除老人赋役，设立了常平仓作为备荒仓储，且建立了报灾、勘灾和救灾等基本程序。隋朝设立义仓，南宋时期设立社仓，形成了完整的备荒仓储体系。明清时期在救助社会弱势群体方面，设有养济院、孤老院、惠民药局等救助机构。民间慈善团体也日渐增多，许多慈噩组织规定对“贫困无依的孝子、节妇”要优先给予救济，对“不孝不悌、赌博健讼、酗酒无赖，及年少强壮、游手游食以致赤贫者”一律不予救助。

——摘编自王卫平黄鸿山《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保障事业述论》

材料二 晚清以降，一些有识之士在与西方社会的接触中意识到中国传统救济的弊弊在于“有养而无教”，并认识“重教”的积极意义。晚清政府明确责成地方官绅体察情形，在各种养济院、清节堂中附设工艺所，“兴养立教”。民国政府逐步摒弃传统的慈善观念，代之以先进的国家责任理念，将社会救济视为“集体之生存而当为，不专为人类之悲悯而宜为”的事业。

——摘编自岳宗福杨树标《近代中国社会救济的理念嬗变与立法诉求》

材料一   帝制取消之后，随之而来服饰也发生了重要变革。“西式服装”“随机大畅”，“人士趋改洋服洋帽，其为数不知凡几”，蔚然成为一种风气。“西装东装，汉装满装，应有尽有，庞杂至不可名状”。……中外服饰互相融合，当时在许多公共场合里，常常出现头梳洋髻，身穿高领窄袖长袄素长裙，是登皮鞋的女子，这样的穿着在当时是一种时尚。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等

材料二   革命的风暴在推动政权更替的同时，南京临时政府为推动社会改良采取了不少政策与措施，“……无数头颅所换得来的，除推翻封建帝制以外，广大民众的体格、品格相当提高了”。“所有卑贱、颓度、放荡行为，有些减少，有些完全消灭了”。民国初年，社会上一时出现了朝气蓬勃的新气象。

——摘编自张海鹏、李细珠《中国近代通史》

材料一   中西服饰样式结合的中山装在辛亥革命后和西服一起成为主流正装，中西合璧的改良旗袍成为民国女性的流行穿着。另一方面，当时较保守的中年人及公务人员交际时的装束为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小帽或呢帽，下身着中式裤子，足蹬布鞋或棉靴。这种装束在民国时期的中下层社会有着巨大的市场。

——摘编自张晓瑾《清末到民国的服饰改革与社会心理的变化》等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至60年代前半期，女性以简单朴素的列宁装、布拉吉（俄语连衣裙的音译）和齐耳的短发为时髦装束，男性则以中山装、军装等庄重、朴素的衣服为主。

——摘编自严昌洪《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等

材料三   20世纪80年代初，服装店几乎没有，居民一般都是凭票买布后再自己做。90年代后，人们就只穿买的衣服了，而且衣服的颜色、款式很多喇叭裤的出现是在款式上的大胆突破；穿皮鞋的人越来越多，不仅注重舒适，更注重美观、大方。高跟鞋成为女性展示魅力的最爱。

——摘编自朱汉国等《走向现代化的历程（社会生活卷1949—2000》

材料一   民国的流行歌曲，最早可追溯到清末民初的学堂“乐歌”。辛亥革命时期，广大有识之士积极倡导对音乐进行改良，主张以西乐为本改良中乐，希望在社会、学校、家庭中全面普及音乐教育。除了学堂乐歌，当时还有大量流行歌曲以排遣个体感情为基础，如《夜上海》唱的是歌女的无奈和觉醒，《金丝鸟》唱出被束缚女性的苦恼，《卖报歌》唱的是报童生活，《得不到的爱情》唱的是爱情的追寻。左翼音乐家以民族危机为题材创作了《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等，成为民国流行音乐的另一道风景线。上海的各式饭店、酒吧、咖啡馆等娱乐场所为流行歌曲提供了发展空间。那时的上海是霓虹闪烁、商业发达的远东大都会，是中国的文化艺术中心，还是具有浓厚殖民文化色彩的“十里洋场”，以其独特的社会条件，促进了民国时期流行乐的繁荣。

——摘编自尤静波《中国流行音乐简史》等

材料二   二战后初期美国经济快速发展，两极对峙格局下政治气氛紧张，这一时期青少年群体物质生活条件富足，思想上感到空虚压抑。摇滚乐契合了年轻人的叛逆精神和反权威性心理，他们通过摇滚乐表达感情、交流思想。摇滚乐是黑人音乐家的“节奏和布鲁斯”与美国白人的“乡村和西部音乐”的融合，其对黑人文化的认同和接受使得在后来的黑人民权运动中，很多白人青年与美国黑人并肩作战，要求平等并追求自由。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随着越南战争不断升级， 美国国内对于反战的呼声日益高涨，鲍勃·迪伦的经典摇滚作品《敲响天堂之门》透露出一代人对于和平的向往和渴望。因此摇滚乐一度成为自由、平等与爱的文化标志向世界展示和传播美国的价值观。但与此同时摇滚乐在一些范围之内也成为一种迷乱躁动的象征，如迷幻摇滚常借助毒品增强感知力，运用灯光效果和强劲的节奏使受众进入迷幻状态，以此逃避现实、释放压力。

——摘编自杨斯坦《美国摇滚乐的兴起与社会影响》等

材料一   19世纪60年代后，伴随中西交流的大规模展开，钟表开始作为生活用品在市面流通。1862年，京师同文馆首先采用钟表对学生作息做出精确规定，此后，各大学堂相继仿效。1876年正式通车的吴淞铁路，诞生了首个列车时刻表。1880年代后，钟点时间已被上海、广州、南京等城市的近代企业普遍使用。同时，上海等地的政府机关开始对上下班实行精确的时间规定。到1890年代，钟表在城市的洋行、娱乐房、茶馆等商业机构中，也已被广泛使用。20世纪初，座钟与手表作为时髦的象征已经进入普通中产家庭与内地城市。

——摘编自封磊《晚清都市钟点时间的社会化及其现代性》

材料二   1893年我在乡村私塾读书时，时钟是很难见到的。家塾里当然没有钟……时间是靠日晷来计算的。我的父亲因对西方机械技术感兴趣，1895年在书房置办一座时钟。每当整点报时时，却被当时家里的雇工及村民视为“鬼在作怪”。在乡村，时钟实际上并不必要，因为在乡村里，时间算得再准也没有用处。早两三个钟头，迟两三个钟头又有什么关系。乡下人计时间是以天和月为单位的，并不以分或小时来计算。

——摘编自蒋梦麟《西潮与新潮——蒋梦麟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