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把饮食与政治联系起来，是中国古代独特的饮食理念。自古认为治理国家与饮食烹饪的原理是相通的，《老子》曰：“治大国若烹小鲜”（治理大国要像煮小鱼一样，不能多加搅动，多搅则易烂）。《周礼》以“冢（大）宰”为百官之长。因为“宰”有调和膳羞之意，而官长需要具备厨师“调和”五味那样的本领，故“宰”成为官吏的通称。饮食与政治的联系还表现在为官者与民众在饮食上的差别，为官者称“肉食者”平民称“蔬食者”、“藿食者”。

——摘编自黎虎《略论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研究》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西餐馆、西式饭店在中国通商口岸大量出现，用最具体形象和可见、可尝的形式传播了西方饮食文化。同时，一些来华的外交使节、商人等也向西方社会介绍中国的食物原料、菜点及其制法、饮食习俗等。1851—1911年期间的历次世博会上都有中国的茶叶和饮食餐具——瓷器的展示。西方传教士翻译的《保全生命论》《化学卫生论》等书籍，向中国介绍西方营养学、卫生学知识，在当时影响广泛。清末，政府颁布《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明确设立“家事”课，一般都有营养学的内容。1909年，美国基督教会出版的《造洋饭书》介绍了267个西餐菜点成品或半成品的用料及制法。西方国家还将面包、罐头、啤酒等工业食品及其机器、设备和技术输入中国，对中国食品工业的产生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摘编自杜莉《古代中西方饮食文化交流的特色及成因探讨》

材料一   19世纪60年代后，伴随中西交流的大规模展开，钟表开始作为生活用品在市面流通。1862年，京师同文馆首先采用钟表对学生作息做出精确规定，此后，各大学堂相继仿效。1876年正式通车的吴淞铁路，诞生了首个列车时刻表。1880年代后，钟点时间已被上海、广州、南京等城市的近代企业普遍使用。同时，上海等地的政府机关开始对上下班实行精确的时间规定。到1890年代，钟表在城市的洋行、娱乐房、茶馆等商业机构中，也已被广泛使用。20世纪初，座钟与手表作为时髦的象征已经进入普通中产家庭与内地城市。

——摘编自封磊《晚清都市钟点时间的社会化及其现代性》

材料二   1893年我在乡村私塾读书时，时钟是很难见到的。家塾里当然没有钟……时间是靠日晷来计算的。我的父亲因对西方机械技术感兴趣，1895年在书房置办一座时钟。每当整点报时时，却被当时家里的雇工及村民视为“鬼在作怪”。在乡村，时钟实际上并不必要，因为在乡村里，时间算得再准也没有用处。早两三个钟头，迟两三个钟头又有什么关系。乡下人计时间是以天和月为单位的，并不以分或小时来计算。

——摘编自蒋梦麟《西潮与新潮——蒋梦麟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