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1945年大选中，提出福利国家主张的工党大胜坚持经济自由主义的丘吉尔和保守党，随后工党政府迅速推出以大规模国家干预为重要手段，以充分就业、福利国家、混合经济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政策。此后，保守党也承认国家干预和市场经济共存，支持充分就业和社会保障政策，即“托利社会主义”。由此，两党政策大体一致，形成“共识政治”。英国经济政策也“重返”国家干预，英国也出现战后20年经济的“黄金时代”。

材料二   20世纪80年代，以撒切尔为首的保守党政府提出必须打破“中央集权管理、官僚体制和干涉主义结合的政府风格”以及“包罗万象的政府措施”的口号，积极推动国企、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的私有化，并鼓励小股东多而资本少的“大众资本主义”。在强化资本的主导地位的同时，废除了大批经济管制，开放市场竞争，取消价格、物价和最低工资的管制，鼓励金融自由化，给银行证券业大幅“松绑”，对企业和富人减税，以刺激投资的积极性。此外，撒切尔政府还改革行政，裁减大批政府雇员，削减包括福利、教育和科技等在内的公共开支。

这些在较大程度上有利于经济发展，但不少中下层人民也因此生活压力增大和缺乏安全感，引发社会一定的不满。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吴必康《变革与稳定·英国经济政策的四次重大变革》

材料一   19世纪80年代，德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保险制度。1935年，美国颁布《社会保障法》，标志着美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最终确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率先构建了包括家庭津贴、养老、疾病、失业、伤残和死亡等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实现了全民覆盖，大大推动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此后，瑞典、挪威、芬兰、丹麦等北欧国家以及法国、德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都建成了福利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基本建立。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全民就业、社会保障和服务等方面的内容，它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时产生的社会和经济制度。但是，过度的社会保障，加大了国家财政支出的负担，容易助长懒惰行为，使得整个社会缺乏工作动力，效率低下。

   ——摘编自齐世荣主编《世界史》等

材料二   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开始向近代转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赈济制度已经衰落，传统的家庭救济模式也无法适应新的社会结构变化。中国近代社会立法工作在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已经略见成效，例如1915年仿照欧美《济贫法》制定的《游民习艺所章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社会福利立法，则以1943年《社会救济法》为其典型，将社会上极度贫困的弱势群体与受灾民众作为优先照顾的对象。由于近代中国复杂的社会环境，社会福利立法产生的实际效果非常有限。

——摘编自聂鑫《近代中国社会立法与福利国家的建构》等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政务院颁布了《劳动保险条例》，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劳动保险法规，至1957年，“初步建成了以国家责任为主体，覆盖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生活方方面面的福利制度”。改革开放后，以城乡统筹为特征的社会福利制度取得了极大的进展。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社会福利制度从城乡分割到城乡全覆盖，努力实现对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保障。

——摘编自胡晓义《当代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等

材料   一位福利母亲的信

（载于《纽约周刊》1988年5月23日）

从离婚以来，我就一直接受“未成年子女家庭援助计划”。我不懒惰，我想去工作，我所希望的就是一份最低收入的工作。写给杂货店里排在我身后的人们：当我使用食品券时，你们通过嘲笑其他人，同时大声议论那些滥用纳税人的钱的人，削弱了我仅留一点的自尊心。我不得不到15英里外的一个镇上购物。写给房东：你们中一些人相信，由于我受领社会福利金，因此我对我的家或我的环境一点不感到自豪。许多次我打电话询问房租费和要求即席见面都遭到拒绝。写给所有社会工作者：当我想自助和工作时，你们为什么要把一切拿走呢?难道你们不能至少让我保留食品券和医疗保险，直到我达到了贫困线之上?

——摘编自【美】威廉姆H·怀特科《当今世界的社会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