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宗教改革前的西欧社会是一个宗教普世主义下的二元政治体制社会，传统的阶层制国家只有边陲而无国界，中央政权对地方控制有限，因而君主一直处于与教权和地方贵族分权的政治斗争中。英国都铎王朝时期的宗教改革破除了基督教神学大一统的局面，将宗教事务变为民族事务，创建了民族教会，推广民族语言，从历史、文化、语言、心态上推动了英格兰的民族认同，催化了民族意识，构建了整合性的英格兰民族。伴随宗教改革的到来，英王亨利八世及其后继者不断健全国家机器以及法律实践，在民族与国家的共同建构、互动中逐渐形成了民族国家这种新型政治共同体。

——摘编自周曼斯《英国宗教改革与16世纪英格兰民族国家的构建》

材料二   在长期的思想启蒙运动风云变化之中，从意大利到法兰西，从德意志到俄罗斯，倡导民族话语，复兴民间文化，注重现实生活，鼓励科学技术等新文化运动事件此起彼伏。这些新.事物的出现标志着旧文化观念的衰落以及新文化观念的形成，这也是各民族身份认同的有力见证。例如。意大利学者维柯的《新科学》，法国学者伏尔泰的《风俗论》，俄国学者罗蒙诺索夫的诗歌，德意志诗人歌德的《浮士德》等都是在欧洲启蒙时代出现的民族文化语言经典之作，对于建构各民族文化认同有重大作用。没有启蒙思想家和文学家的民族语言创作，西方诸民族国家就无法突破古代文化遗产和教会文化霸权的历史局限，西方各国的现代民族文化谱系也就无法建构起来，而各国政治和经济的重大变革也难以持久。

——摘编自江宁康（启蒙运动与西方现代文明的起源》

材料一   在契约生活这一领域，官方主流文化习惯以“义利”关系来衡量人们实际契约生活中的具体交易行为。这种“重义轻利”观念的宣扬使得古代中国契约生活的道德性更为突出，在官方主流文化看来，契约的互惠性应该让位于契约的互助性，他们视契约为老百姓之间相互救助的重要手段。在儒家传统文化和道德的双重“绑架”下，中国古代的契约制度缺少天然的商业属性，其被赋予了更多“救助”的责任。这就使得，如果“义字当头”，“利”就可以让位，甚至可以被忽略。而这种“义”需要到怎样的程度呢？似乎只要有道理就可以了。而助人为乐、与人为善这些传统美德则顺理成章地成为最理想的“借口”，于是白纸黑字契约在“良心”和“道德”面前变得一文不值，你若较真，别人还会倒打一耙。

——摘编自万珊珊《从中西方契约文化看当今社会契约精神缺失》

材料二   地理大发现、封建经济关系的崩溃、罗马教廷的衰落以及新教的出现、宗教信仰的多样化取代信仰的一致性、身份地位被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平等交往所取代，这一切变化导致非常重要的结果：一是个人主义的崛起，对个人的生命、安全、财产、自由等诸项权益的保护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趋势和必然要求；二是民族国家的兴起，以前那种概念模糊的“神授”王权、“天赋”帝国被具体的、强大的国家统治权力所代替。近代最早完整地提出社会契约理论的是荷兰思想家格劳休斯，往后的斯宾诺莎以及英国的霍布斯、洛克，法国的孟德斯鸠、卢梭等，这些人推开上帝、离经叛道，明确反对君权神授，用理性主义代替神秘主义和愚民政策。他们都相继提出了各有独立见解的社会契约理论。在这些思想家那里，有的利用社会契约理论来为君主专制制度辩护，但更多的则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借用自然法和社会契约理论来论证主权在民、主权利民以及自由、平等的政治主张，来论证进步的民主思想。

——摘编自罗国亮《试析近代西方社会契约理论的由来及其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