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这几次上书的内容，就是他提出变法的总纲领。“富国”的具体主张，就是取消各省原有禁令，允许人民办工厂、制机器、发展铁路、轮船事业。这些事业都要“纵民为之， 由官保护” 。“养民”的重点在于发展工农商业，诸如利用新的科学知识和技术，提高农业生产，讲究制造技术上的发明，给予专利，甚至允许民间制造枪炮，此外还鼓励商会和大公司的组织，并由国家协助……为了推行这个纲领，他在“求人才”的名义下，提出一种代议制度，即由每十万户推出一个 “议郎”，也就是绅商推选的新式议员。
——摘编自翡伯赞《中国史纲要》
材料二 “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 这段话出自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代表了维新派的共识。最后两句，批评了惨淡经营30年的洋务运动；同时，又说明了近代社会演变过程中的质、量、度。洋务运动带来的小变并不是坏东西，但那不过是一种量变……与这种“小变”不同的，是全变。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完成下列要求：
（1）据材料一，概括康有为主张的核心内容，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产生的时代背景。
（2）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论证“全变”与“小变”的关系。
材料一 以英国为首的西方殖民主义侵略者的隆隆炮声，在客观上为中国人推开了一扇观察与了解“天朝大国”以外世界的门窗。中国在与西方世界屈辱的接触过程中，也开始了步履维艰的近代化进程。站在中国近代史开端的中华民族有识之士和广大中国人民，开始反思封建专制主又统治制度的没落与腐朽，为维护民族尊严、捍卫国家主权，与西方侵略者展开了长期的不屈斗争，为挽救民族危亡、探求民族强盛之途，开始了艰难的探索。
——据张海鹏《中国近代通史）等整理
材料二 一般而言，近代思潮主要是以作为时代主导意识的观念形态的变化为其演进标志。在我们看来，将鸦片战争前后、甲午战争之后、五四运动前后和20世纪30年代的理论观念形态的变异或发展，看成中国近代思潮演变的几个阶梯，从其前后的延续和区别中把握思潮的总趋势可能是有意义的。
——摘编自彭明、陈教《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走上了解和学习西方道路的背景及目的。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近代思潮演变的总特征。并选择近代思潮演进的一个事例予以说明。
材料一 在1911年以前约十年间的中国精神生活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外国的影响。中国人对外国生活怀着好奇心理并且倾向于采用外国思想，这种情绪自从1860年前后已在慢慢地增长，到19世纪90年代以后又加速发展了，而在1905年以后达到了发狂的程度。
材料二 士大夫阶级都以为法制是祖宗的法制，先圣先贤的法制，历代相传，绝不可变更的。康有为知道非先打破这个思想的难关，变法就无从下手。所以在甲午以前，他写了一篇《孔子改制考》。他说孔子根本是个改革家，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就是要改革法制……康有为这本书的作用无非是抓住孔子做他思想的傀儡，以便镇压反对变法的士大夫。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材料三 “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来，引到光明世界。 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陈独秀
材料四 杜维明：“五四”知识精英对儒学的创造转化有极大贡献。但对一种源远流长的文明全盘否定，把一个民族的没落，全归结在儒家文化头上，有些粗鲁。不能平心静气地判断传统核心价值的优质部分，就像倒洗澡水把孩子一起倒掉一样残酷。当时的精英认为激烈批评传统文化，即能为学习西方创造条件，还认为西化了，就充分现代化了。今天，最普通的知识人也知道，这种极端心态必须超越。
袁伟时：杜先生曾提出，新文化运动应肯定仁、义、礼、智、信，我赞同，但想补充，五常的道德规范应建立在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基础上。否则，它只能为宗法专制服务。
——摘编自《究竟怎样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杜维明VS袁伟时》
（1）根据所学知识简要分析材料一中“19世纪90年代以后”思想“加速”“发狂”的主要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康有为对孔子的态度，并结合所学知识加以评价。
（3）材料三中的“德、赛两先生”指的是什么？陈独秀思想主张反映的实质是什么？
（4）据材料四概括杜维明与袁伟时的观点，并谈谈你的看法。
（5）结合材料及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主要阶段及其特点。
材料一 近代知识分子不幸生活在一个内忧外患相交织的时代，从传统文化背景走出来的他们带有深深的传统的烙印。勉力经世的社会责任感使他们自觉充当“社会良心”的角色，忧患意识又促使他们自觉入世，进行人生体验。我们把曾国藩和康有为作为近代不同阶段上层知识分子的代表。
——摘编自于淑敏《从人名符号看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材料二 梁启超说：“洋务派译出各书，多二十年之旧籍，彼中人士已吐弃不道，且屡经笔舌，每失其意。”“彼中群学，日新月异，新法一出，而旧论辄废”。他批评一些讲洋务的人，“其于西政非不少有所知也，而于吾中国之情势政俗，未尝通习，则其言也，必窒碍不可行。”康有为想要仿效俄国、日本的“以君权雷厉风行”，至于俄国、日本的变法“条理虽多”，也只是适当进行选择。
——摘编自汤志钧《戊戌维新与学习西方》
材料三 共产党人正因为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和自己的最低纲领基本上相同之点，所以才有可能承认“三民主义为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才有可能承认“三民主义为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否则就没有这种可能了。这就是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在民主革命阶段上的统一战线。孙中山所谓“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
——据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9日）
完成下列要求：
（1）据材料一，概括近代知识分子的主要特点。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些特点形成的原因。
（2）据材料二，分析维新思想相对于洋务思想的进步之处。
（3）据材料三，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民主主义论》发表的意义。
材料一 宋代士人群体急遽发展与壮大，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精神。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胡瑗提倡明体达用之学，把求理致用两者结合起来。司马光修成《资治通鉴》，其旨在“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张载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王禹侮、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对宋在与辽、西夏的战争中失利表示不满，都多次从“忧国”的角度发出改革时弊的呼声。宋儒们在学术上提倡求新，张载认为：“义理有疑，则濯去旧见以来新意”，程颐认为：“君子之学必日断，日新者日进也。”由此两宋儒学形成了理学、荆公学派等诸多流派，异彩纷呈。
——摘编自吴怀棋《中国文化通史·两宋卷》
材料二 甲午战争之后，人们对于儒学的意识形态和帝国统治的信心产生了更加严重的动摇。中国人心中天朝上国的形象受到冲击，士大夫开始非常自觉而积极地改变，以期回应“西潮”的挑战。1895年以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思想，已经“与自强运动时期颇不相同。自强时期的求变求新，尚是相信中国的道统、中国的文化不可变，故其求变求新仅及于器物层面。而他们已经开始相信精神文化层面亦必须同时有所改变”。激进的变法者们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引入了从达尔文、斯宾塞到赫胥黎的进化理论。为自己的政治行为寻找新的正当性依据，也为解释“时势”，顺应“时势”提供了一个历史目的论的参照体系。
——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儒家士人群体的思想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9世纪末“士大夫自觉而积极改变”的表现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在黄宗羲那里，改变君权过重，由于皇帝胡作非为而“丧天下”的办法，已开始放弃了二程、朱、王专门要求“正人心”和“格君心之非”，而企望通过建立现实制度来得到保障，这可以看做“内圣”之学有了向外的新开拓。明中叶以来，无论朱学或王学，都有走向现实世界的普遍趋势。近乎科学的实证之风开始吹起，除学术本身的发展逻辑外，商业都市的高度繁荣，各行各业的分化兴起、众多科学论著的出现等，都表明当时社会结构、时代氛围和意识形态开始有了某种重要的变动，这可能是使理学内部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不但是黄宗羲，还有好些人都有“工商皆本”的观念，与自秦汉以来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开始有了离异。
——摘编自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儒家知识分子群体开始从传统经世的旗帜下走向分化，其派别主要有：试图把经学大义运用到实际政治中去的“通经致用”派；致力于自然科学研究，以科学技术为武器实现富国强兵的“科学技术”派；主张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倡导派留学、译西书、设学堂、兴军工、办实业、练军队，以维护伦纪圣道的“中体西用”派；推行君主立宪，并以此为工具进行变法的“维新变法”派。这一分化，使得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各种思想斗争此起彼伏，影响着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走向与脉络。
——摘编自郭歌《中国近代经世致用思想及其历史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清时期儒学“新开拓”的表现，并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鸦片战争后经世致用思想的特点。
材料一：戊戌学会是戊戌维新时期建立的学会的总称。戊戌时期的学会共计68个，基本都成立于1895﹣1898年，分布在关内18省中的12省，约30个城市，就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来说，确是一种引人注目的社会运动。这些学会，是向不同的方向谋求救国，而以讲求学术为进行之方。它们或偏重结合知识分子谋求变法（政治），或偏重结合同好从事出版业务（文化），或偏重招集生徒施以教育（教育），纯粹的学术团体不多。
﹣﹣摘编自张玉法《戊戌时期的学会运动》
材料二：戊戌时代的知识分子，率先成立强学会，冲破了封建专制政府的结会禁令，使19世纪末资产阶级维新运动﹣﹣戊戌变法成为可能。上海农学会曾翻译和搜集了大批“东西洋农报农书”，其他学会所办的报刊也大量刊登西学科技内容。在学会中，“无论学术之深浅，名位之尊卑”，“概以平等相礼”，鞠躬握手逐渐代替了叩头作揖。
﹣﹣摘编自马振举《论近代学会及其历史作用》
（1）根据材料一，概括戊戌学会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戊戌学会成立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戊戌学会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影响。
材料 同治初年，由奕䜣、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裳领导的“自强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应付大变局的救国救民的方案。这是一个不彻底的方案，后来又是不彻底地实行。为什么不彻底呢？一则因为提案者对于西方文化的认识根本有限，二则因为同治、光绪年间的政治制度及时代精神不容许“自强运动”的领袖们前进。同时代的日本采取了同一路线…… 甲午战争是高度西方化近代化的日本战胜了低度西方化近代化的中国。甲午战争以后，康有为领导的变法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救国救民的第二个方案。这个方案的主旨是要变更政治制度，其最后目的是要改君主立宪，以期民族精神及维新事业得在立宪政体之下充分发挥和推进。变法运动无疑的是比自强运动更加西方化近代化。
——摘编自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根据材料，提取一个观点，结合中国近代史的具体史实，就所提取的观点进行阐述。(要求:明确写出观点，阐述须史论结合。)
材料一 两汉之际佛教文化的输入，对中国造成的影响，几乎遍及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佛教文化的输入，促成了中国文化内容与形式的重大变化。同时，所输入的佛教文化在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交流中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变成了中国化的佛教文化。中国历史上的这次两种文化大交流，虽然也产生过许多纷争，引起过多次冲突，但是从总体上看，它所起的作用主要是积极的。它相当充分地体现出不同文化间交流融会的互补作用，中国文化确因吸取和消化了佛教文化的精华，而进入了一个充满创造活力的繁荣的历史新时期。
——摘编自丁伟志《中西体用之间》
材料二 近代以来，由于欧洲与中国间社会发展程度的拉大，文化交流也因之打破了平等均衡、长短互补的格局；文化交流变成了倾斜的。从一开始就是在欧洲列强对中国侵略和中国反侵略这样尖锐的政治背景下进行的。因此就中国方面而言，这时进行中西文化交流，就不简单是一般意义上的落后向先进学习，而是为着寻求解决中国政治危机，救亡图存而向对手学习。随着对于救国方案探讨的深入，中国的仁人志士们对于欧洲文化的注意力，渐渐便转移到了探讨如何对中国的政治体制、社会制度、经济构成进行改造上。中欧文化交流，自此便无时无刻不环绕着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这个中心议题展开了。值得注意的是，近代以来欧洲文化输入中国，已经不再单纯是中国在一国之内处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关系的事，而是成为全球性文化大交流的一项重要内容，成为世界文化大格局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据丁伟志《近代中国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特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佛教与中国文化交流的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特点，并分析其原因。
| A．体现了晚清腐败统治 |
| B．志在于宣传维新思想 |
| C．有利于平息社会矛盾 |
| D．是晚清大众传媒创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