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 材料一   春秋时期，儒家思想首先确定了“诸夏用夷礼则夷之，夷狄用诸夏礼则诸夏之”的文化认同原则。孔子就主张用西周社会的典章制度和礼仪规范，来作为分辨夷夏的标准，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孟子也沿袭了西周以来将中原以外的文化落后地区和民族称为蛮、夷、狄、戎的说法，并将“夏”与“夷”对举，主张用华夏的农业文明改变蛮夷等落后国家的文化，实现“天下定于一”的目标。在儒家文化中，国家是家庭的扩大，世界又是国家的延伸，因此，用华夏文明的天道教化来慑服周边夷族的初衷，孕育了华夏中心主义的情结。

——摘自《儒家的华夏中心观与文化民族主义》

材料二   十六国北朝时期，匈奴、鲜卑、氏、羌等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政权后，不同程度上都面临着如何处理族群关系的考验。天兴元年（398年），鲜卑贵族拓跋珪正式建立北魏王朝，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同年采用大臣崔宏建议，“自谓黄帝之后，以土德王”。孝文帝迁都洛阳后，积极推进改革，改鲜卑姓氏为汉姓，并将随魏南迁的鲜卑人改为洛阳户籍。太和十六年（492年），文帝下诏祭祀“唐尧于平阳，虞舜于广宁，夏禹于安邑，周文于洛阳”。

——摘编自马溢澳《拓跋鲜卑的“中国”认同》

材料 拓跋鲜卑在正式建立国家之前，存在部落的管理和决策层，“掌事立司，各有号秩”。但这些官员基本上只有治民之事，无守土之责。在建都平城的北魏前期，由于其是半游牧半农耕性质的国家，民众的社会组合分成两种类型，官吏也随之分为“内行与外朝”，显得混杂多变。491年十月，孝文帝“大定官品”，493年与499年，孝文帝又两次颁布《职员令》。这两个《职员令》之发布，对北魏行政制度的变更无疑有着划时代的性质。因为基本上“以统一的标准仿南朝的官制，去掉胡人部落的习惯”，也使南北两边的政权在体制上相差无几，很有利于之后的统一。

——据严耀中《关于孝文帝行政改革的一些新诠释》

材料   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9月29日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曾说“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他进一步强调：“我国历史上演进的这个特点，造就了我国各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错杂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伴随着民族交融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