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起初，村社除了按比例分摊向国家缴纳赋税、监督农民完租纳税外，还负责国家和地主的徭役。改革后，村社有权对所掌握的共有土地进行重新分配，但重分的周期被延长，有的一直没有重分过。村社在行政管理上被赋予更大的权力，更加正规化，在农民与国家的天平上，出现了偏向国家的倾斜。村社还开展禁止酗酒和各种文化教育活动，拨款兴建图书馆等。但是，农民在改革后，困境并没有得到任何缓解，在暴力夺取地主土地的斗争中，村社逐渐成为了农民天然的组织形式。村社非但没有成为国家理想中维护专制制度的支柱，反倒成了农民反对专制统治的斗争团体和武器。1906年斯托雷平进行改革，企图通过摧毁村社、培植富农，使富农成为农村决定性的经济力量，从而维持沙皇的专制统治，结果失败，更多的贫苦农民成为反对沙皇政府的力量。

——摘编自王文娟《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前后村社职能嬗变的分析》

材料   农奴制改革后，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反对教育中的等级制。1861年，政府在解放农奴的同时，决定发展乡村初等教育。除原属救会的学校外，其余新办学校全归国民长育部管理。亚历山大二世批准了《初等国民学校章程》，地方自治机构、社会团体和个人可以办学，入学儿童无等级、信仰方面的限制。在各省、县建立学校委员会，委员会成员的组成要体现民主的原则。在1861-1871年的10年间，地方自治会小学成为俄国当时最流行的初等学校类型。由于经济发展，七十年代又兴办下许多工矿，交通，农林等专门技术性院校，高级女子专修班在60至70年代得以建立。

——摘编自陈美玲《俄国1861年改革对学校教育的影响》

材料 19世纪60年代开始俄国地方自治改革，地方自治机构从事公众服务和一些慈善事业，各地扫盲委员会举办识字班、开办图书馆等活动来普及教育，提高了地方自治局在民众中的信誉。改革赋予民众参与地方自治的权利，激活了俄国社会的政治生活，人们要求政治自由，要求真正实现自身的利益。亚历山大二世在不威胁专制统治和沙皇权力的情况下，用地方自治方式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地方自治机构既把沙皇政府的合法性作为其发展的唯一动力，但又试图从羽翼丰满的沙皇专制体制下解放出来，真正独立行事。结果俄国中央和地方自治机构之间出现下一种既对立又合作的局面。

——摘编自齐小艳《19~20世纪初俄国地方自治改革的作用及地位》

材料   农村公社是传统俄国的基层组织。农民不但依附于领主，还依附于公社。1861年改革废除了农奴制，但公社保存下来并不断强化。与此前相比，公社有了正式的法律名称“村社”。领主对村社的管辖由国家对村社的管辖所代替，领主管理机构撤出，政府指派的米尔调解员进行监督。村社以上的乡在改革前由国家任命官吏，改革后则改为由各村社推选管理人员。由于赎买土地的契约不是同农户，而是同村社签订并以连环保方式缴纳的，改革后村社的经济职能实际上有所强化。同时由于地主割走大块土地，村社份地减少，随着农户分家现象增多，土地重分越益频繁，农民的份地也越来越零碎。村社强化造成的大锅饭现象严重阻碍了俄国农业的改良，但由于统治者的支持直到1906年斯托雷平改革才最终废除。

——摘编自金雁、秦晖《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

材料 奥勃洛摩夫卡是由三、 四个小村子组成的庄园，离最近的市镇也在30俄里以外。贵族地主奥勃洛摩夫和隶属于他的农奴和仆人就世代居住在这里。这样的庄园随处可见，庄园经济生活完全按照自然经济法则，由农奴种地，养猪、牛、羊、鸡、鹅，酿酒及制作蜂蜜、果酱、腌菜等，很少和外部进行商品交换，有的人一年才赶一次集，此外与外界再无往来。他们很少花钱，并不是因为没钱，而是守财奴心理作祟，认为把钱锁在箱子里更保险。这里的人们什么都信，既信树精，也信僵尸鬼。人们很少读书，把读书只当成消遣解闷，从来没有想到读书会增加知识，使人远离愚昧。人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遵循祖上遗留下来的规矩，认为生活本该如此，别人也一定像他们一样生活着，否则就是罪过了。

——摘编自郝丽娜《俄国农奴制的挽歌——〈奥勃洛摩夫的梦〉的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