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朝开创了全国高度统一、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为以后各朝代继承。两汉时期，经过改造的儒家礼教逐渐成为指导立法和司法实践的重要因素。魏晋时期，立法频繁，礼教被确认为立法和司法的基本原则，这一过程在唐代发展到鼎盛，是为中国法律制度传统的确立。宋元明清时期中国的法律制度在总体上不再有重大的发展，唐律先是被宋朝沿用，又被明朝当作立法的蓝本。明律本身被清朝沿用。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再次发生巨变，而法律的变化却相当滞后。直到20世纪初，才开始了根本改革法律制度的尝试，但是这种尝试与空前的民族、政治、社会危机交织在一起，实际影响力是微不足道的。中华民国时期迅速制定并颁布了一批与当时最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接轨的法典，其实际施行的情况相当有限，很大程度上只是“书面法”而已。

——均摘编自叶孝信《中国法制史》

材料一   1922年秋，孙中山修改国民党党纲，在“民权主义”部分规定：“谋直接民权之实现，与完成男女平等制全民政治。”不久，胡汉民等人起草宣言表示：“确定妇女与男子地位之平等，并扶助其均等发展。”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从形式上统一了中国，胡汉民出任立法院院长，在其大力支持下，1930年12月，《中华民国民法》（亲属篇）在立法院获得通过，该篇规定：任何权利，均不因男女而有所区别；无论男女，均有资格担任家长。这部民法是全世界第二部、亚洲第一部明文规定男女平等的民法典。这部民法将近代女权运动、五四运动的社会进步思潮以法典的形式巩固下来，既是对孙中山民权主义的落实，也是辛亥革命在社会领域的延续。一位参与民法制定的官员回忆道：“（立法）应超越现实，以求掖导社会之进步，但又不宜过分激进，致与现实脱节，无法在社会中发生预期之效力。”

——摘编自陈晓平《广府地区的男女平权运动》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邓颖超主持起草了第一部《婚姻法》，在起草过程中针对争议较大的离婚自由问题，邓颖超基于封建宗法社会妇女得不到离婚自由，在离婚方面所受的障碍比结婚还要大的实际情况，反对以引起社会混乱为借口限制妇女的离婚自由权利。《婚姻法》彻底打破了旧婚姻制度，为建立新式家庭提供了法律保障。1956年，邓颖超在中共八大上作了题为《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和发挥广大妇女群众的力量》专题报告，报告中提出：广泛动员妇女参加劳动生产，是“争取妇女彻底解放的关键”，妇女只有投身社会主义建设，才能在政治、经济、人格上获得独立地位，才能彰显自身的价值，这才是彻底的解放。

——摘编自倪婷《奋斗百年路：邓颖超妇女解放思想及其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