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从1933年到1935年，苏联先后同美国、西班牙、匈牙利、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等许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1933年7月起，苏联同罗马尼亚、蒙古、中国等邻国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1935年，苏联与法国及法国的盟国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法苏互助条约》和《苏捷互助条约》。条约规定，缔约一方如受到侵略威胁时，彼此应立即给予援助。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并且成立伪满洲国后，苏联公开宣称将不改变绝对不干涉政策。1935年3月，苏联将中东铁路的权益出卖给伪满洲国。同时，苏联还在库页岛石油开采和渔业协定上对日本作出了让步。苏联还派遣志愿军人直接到西班牙和中国抗击法西斯侵略者。1938年，在德捷危机期间，苏联多次明确表示，坚决履行苏捷条约的义务，支持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进行自卫。苏联认为，英法的“不干涉政策就是纵容侵略，就是策动战争。因而就是把它变成世界战争”。

——摘编自郭美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苏联外交》

材料   1938年9月18日，英法领导人在伦敦举行会谈，法国总理达拉第指出：“德国的真正目的是肢解捷克斯洛伐克并且向东方进军，罗马尼亚是下一个目标，结果是德国很快成为欧洲的主宰，并过身来对付法国和英国”。张伯伦在15日与希特勒的会谈中，已经得到了希特勒关于这将是德国最后一个领土要求的保证，张伯伦同意做出了某种让步，如果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把苏台德人占人口半数以上的所有领土割让给德国，英国同意参与“一项使新的捷克斯洛伐克边界不受无端侵犯的国际保证”。然而，事实证明希特勒只是一个言而无信的人，他提出了更过分的领土要求。

法国人极力主张勇敢地面对独裁者，而英国人——他们既怀疑法国的军事实力，又对本国实力不抱幻想——则倾向于进一步安抚德国避免战争。并且英方获悉“苏联现有的三十个步兵师及大批机械骑兵部队、坦克部队和空军部队在西线做好了干涉的准备”……在法国国内，政府由于受到反战团体的攻击以及军方失败主义情绪的影响也产生了动摇。……当接到希特勒前去慕尼黑参加会议的邀请之后，英法两国都松了一口气，他们为自己又一次避免爆发战争所做的努力感到欣慰。

——摘编自于婧《二战前英法在绥靖战略上的分歧与合作》

材料一   《巴黎和平条约》是依据战胜国的利益对欧洲领土进行重新划分的。但战胜国依据的不是着眼于国际制衡的欧洲传统均势原则，而是不考虑或干脆损坏国际制衡的民族自决原则。巴黎和会上的民族自决权原则是美国从外移植到欧洲大陆上的，将这个高度简单化的原则贯彻于异常错综复杂的东欧，据此划分国际疆界，就必然顾此失彼、矛盾百出。它制造出一些新的民族问题。虽然各新兴国家根据和会要求都签署了保护少数民族条约，实际上，一纸条约并不能解决复杂的少数民族问题。正是这些少数民族问题，日后成为在欧洲不断引起纠纷的一个重要原因。

——摘编自万楚蛟、高英彤《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脆弱性——从体系建制角度分析其弊端》

材料二   二战全面爆发前，本来存在着许多有利于制止或延缓局部战争发展和升级的条件。世界有关大国如果能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采取集体、果断和有力的措施，是可以把大战推迟或阻止于局部战争阶段的。然而就在这一关键时刻，英、法、美等西方大国却推行了一条纵容侵略、牺牲他人、乞求苟安的绥靖政策，延续了国际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对战局的演变起了加速剂的作用。

——摘编自孔庆茵《论国际体系与世界新秩序》

材料   1937年日本发动对中国的全面进攻，严重损害了英国在华的殖民利益。张伯伦抱怨说：“在当前欧洲有两个脾气暴烈的独裁者这种情况下，我们简直经不起同日本进行争吵”。同时他还认为日本不仅可以作为反苏的突击力量，而且可以作为英国在远东牵制美国力量的平衡器。英国报刊不断发表文章，宣扬日本的军事威力，直言日本能够迅速征服中国。英国军队主动从华北和长江流域撤出，把自己所占据的地盘腾出来让给日军，日军很快占领中国的大片领土。1938年，日本20.19%的进口物资来自英国。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奔走于日本侵略军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积极进行劝降活动，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反对，英国的劝降阴谋才没有得逞。中国先后于1937年9月和1938年9月，两次向国联提出申诉，控告日本侵略中国，要求国联对日本实行制裁，英国操纵国联，否决中国要求对日本实行制裁的提案。日本占领广州后，中国与外界的水上交通已基本上被日本封锁，英国开始在缅旬公路上加以阻挠，切断中国从陆上与外界联系的重要交通线，阻止外国货物运进中国，企图迫使中国屈服。英国还大谈中国军事力量的软弱，鼓吹中国难能抵挡住日本的侵略，散痪中国人民的斗志，以免影响英国在印度、缅甸及其他附属国的殖民统治。如果英国不压制中国的抗日斗争，日本不敢贸然扩大侵华战争，更不敢悍然发动太平洋战争。

——摘编自杨湘海《张伯伦的绥靖政策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材料   1935年10月，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战争发生后，埃塞俄比亚一再诉诸国联，期望国联主持公道。在国际舆论的强大压力下，仅仅4天之后，国联就宣布意大利为侵略者，并决议对意大利实行制裁。这是国联在其全部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宣布一个国家为侵略国家，并通过制裁决议，心是国联第一次援引《国际联盟盟约》的规定做出的集体安全的决议。这一行动本身以及它在舆论上的效用和影响应该得到充分肯定，这是一种进步，也算得上是国联的实绩之一，在国际法上开创了具有重要价值的先例。如果这一决议能够在关键点上落到实处，不仅将直接对意大利的侵埃战争起到制约作用，也将对当时正在世界上蔓延开来的法西斯侵略祸水是个严厉的警告。然而，国联虽然禁止其成员国向意大利输出武器装备、提供贷款以及输入货物，但却未把石油等重要战略物资列入禁运清单。同时，国联主要成员国英国亦未对意大利关闭苏伊士运河。

——摘编自杨和平《20世纪：战争、和平与国际法》

材料   1935~1937年美国国会通过的三个《中立法》，是30年代美国国内孤立主义占上风和国际上美英矛盾突出的反映，是美国版的绥靖主义。但是，面对德国法西斯日益增长的威胁，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对外政策逐渐向英法倾斜。1939年3月17日，即德国吞并捷克后两天，他明确对报界表示，过去几天内欧洲事态的发展表明，美国需要修改《中立法》。这些条款对于美国的中立、美国的安全、尤其是美国的和平具有致命的极大危险。参众两院通过《新中立法》，解除对交战国军火禁运，但需“现金购买，运输自理”。1939年《中立法》表明美国对欧政策有所调整，从偏袒德、意转为偏袒英、法。但是美国对欧政策的调整又是有限度的，没有突破美国长期以来中立政策的框架，束缚了给英法以更有力的援助。

——摘编自网络资料《从〈中立法>到<租借法〉看美国在二战中的态度转变》

材料   1938年9月28日，法国总理达拉第一改过去曾表现出来的较为强硬的态度，欣然接受了要他去慕尼黑的邀请。对此，法国公众舆论狂热地表示赞成，并竞相表达喜悦之情。一些知识分子在《黎明报》为慕尼黑会议欢呼“希望复活了”，并呼吁说，必要时可以向希特勒作出进一步的让步。9月30日达拉第在签署了《慕尼黑协定》回国途中，一度担心巴黎人民会耻笑他出卖了一个忠实的盟国（捷克斯洛伐克）。没想到迎来的却是狂热的欢呼声“和平万岁”“达拉第万岁"，50万巴黎人民聚集在机场到总理府的大道上夹道欢迎，达拉第被当做英雄般对待。巴黎的报刊都在狂热地称颂达拉第和张伯伦、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一起“拯教”了和平。10月4日，法国议会以535票对75票批准了《慕尼黑协定》。

——摘编自吕一民《法国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