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医药从“天人合一”“万物一体”出发，将人的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精神活动与生理活动视作不可分割的整体，凸显神对形的统率作用，因而具有人文与科学相融合的特色。这是西医和西方科学在理论基础上所没有的。

中医敬重人和人的生命，所以从不把病人看作消极被动有待处置的对象，而是看作有人格的能动的主体。诊治处方，一定与病人平等商量，为病人保守隐私，让病人了解病理病机，求得病人的配合。

中医强调，人从事社会活动，有思想感情，处于一定的社会和自然的生态环境，这些对于人的健康状况有重要影响。因此，无论诊断和治疗，中医要求把病人的社会生活和精神因素考虑进去，指出过度的情志不仅会使气运失常，还可能造成器质上的损伤。而恢复和保持健康，则须要提高精神境界，协调人际关系，正确对待生活，使心情平和、恬静、愉悦，还要懂得防病养生的道理，杜绝不利治疗和健康的行为。所以，中医诊疗实行形神合一、以神统形的原则，而不把疾病和治疗看作纯系形体和技术之事。

中医学主张防重于治，注重养生。中医学的养生观博大高远，认为养生的动机和毅力应出自高尚的人生目的和社会责任感。养生的方法以心理卫生和心的调摄为首要，并要求将养自我、养他人、养万物统一起来，讲明此三者相互促进，相互为用。在中医学看来，个人的健康，人类的健康和万物的和谐发展是相需互依的整体。每一个人不仅要自己养生，还要帮助他人养生，还要保护生态环境，这样才能把精、气、神之养统一起来，才是完整的养生。

人是生物机体、心灵道德和审美求真的统一，是形和神的融会。现代医学已开始意识到，医学的职责应当从治病转换成治人。而中医学从来就是按照这样的思想为自己定位。

一些片面受西方科学思想影响的人，鉴于中医药理论与西方科学在形态上迥然不同，坚持不承认中医学是科学。他们的错误在于把产生于西方的科学当作衡量一切认识的标准，而不是把是否获得了理论形态的真理当作科学的标准。他们将科学方法绝对化，认为西方科学采用的方法是获取科学知识的唯一方法，中医学的方法与之不同，因而中医学不是科学。这就颠倒了科学方法为科学认识服务的关系，实际是以科学的非本质特征取代科学的本质特征。还有一些人，虽然承认中医药是“宝库”，但非要将这个“宝库”西化方心安理得。他们既不晓得这条路根本走不通，也不晓得中医的价值正在于中医不是西医。

21世纪，人类会更加关注生命，关注生态，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力求可持续发展……归根到底是要深入开掘时间。中国文化正是时间文化，中医学则是时间医学。生命与时间有更为深刻的内在联系，故中医学更接近生命的本质。而生命本质的揭示，必将带来对宇宙和本体实在的重新认识。

（中医中药网：《中医理论八议之一：中医百年沉浮说明了什么》）

材料二：

胡适除了查证大量史料之外，还熟读了中医经典《黄帝内经》，并以此为立论的基础，对汉代医学的形成乃至中医的基础理论加以简明阐论。在对《黄帝内经》的逐条分析之后，胡适得出阶段性结论说：

“中国医学与药学的基本理论，只是把五脏分配五行，把五味也分配五行，又把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来使用针灸药石的疗法，又把阴阳的观念来总括一切气血、脏腑、药性、针灸。初起时，自然是狠（很）浅陋的迷信。到了后来，虽然经验技术进步了，这些阴阳五行的观念已渐渐的成了医学上一些不可少的符号。有了这些符号，这种学问便更容易领会记忆。所以直到如今，这些观念仍旧盘据（踞）在医学界里……”

在研究者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各式“审查报告”之中，都认为对古代迷信进行批判，是这一运动、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之一。但在这册胡适96年前使用过的讲义本中，古代迷信体系重要概念之一的“阴阳五行”，并非真那么一无是处、百害无一利。胡适没有武断地将这一概念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而是小心翼翼地将其中的“历时性”功用剥离出来，并力图将“中医”这一看似僵死的“共时性”符号重新唤醒。

当时，关涉中国医药业发展的官方意见和上世纪20年代前后的中西医论战中，中医已处于将被西医替代或兼容的难堪境地了。此时此刻，胡适却以世界哲学与科学体系的眼光来观察中医。

胡适所强调的这种学术态度，实际上就是要求人们“中性”地看待历史、“中性”地对待中医，既不能把古代文明成果当做万古不移的神明供奉起来而不求进步，也不能把古代的传统文明与文化一股脑扔进垃圾堆而一棒打杀。现代人以科学理论为基础来评判说这个不先进、那个很落后，但这种评判的客观性是否具有百分百的“科学精神”，胡适为此作出了辩证性的思索与探讨。

（来源：《人民政协报》）

4 . 启动雾霾红色预警的深层意义

12月8日，北京首次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对于事件本身我们不想多说，有些手忙脚乱，这很正常；上次没发布这次发布了，这是进步。但在事件之外，它所包含的意义，很多人可能并没有充分认识到。

不妨从头说起，或许才能看得更清楚一些。最初，是美国领馆人员为了表明生活环境差，故购买设备测量并在网上公布使馆所处地区PM2.5数据，以此要求更多补贴。在全球化的今天，这一数据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迅速扩散，经过了初期的抵制之后，最终被纳入了政府体系，至此，PM2.5正式走进中国人的视野。

从不知道PM2.5数据为何物，到全国各地每天即时公布空气污染指数，再到现在北京首次发布雾霾红色预警，天安门执勤武警带上口罩也不再被视为抹黑中国，这一过程，到底是什么在推动？污染的恶化当然是根本原因，但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毕竟，曾经不乏比污染更严重的事情不为人知。

在现代社会，干净的空气、洁净的水，不再是自然之物，受到人类的生活生产的影响，只有政府才能协调这一庞大体系。所以，空气与水，是一种公共服务的产品，反映它们质量的数据，同样也是一种公共服务。因此，从公布污染指数到启动雾霾红色预警，其实是大众得到提升的知情权与言论权，在一步一步地去推动政府相关部门做改变。这个过程生动地反映了民众权利与民众所能得到的公共服务质量之间的关系。

现在再来说这次雾霾红色预警的意义。红色预警的应急措施包括：全市工业企业停限产、施工工地停工、机动车单双号行驶、中小学和幼儿园停课等。此外，北京、天津、河北三地还首次启动了联动执法机制，截至10日12时，京津冀联动执法共出动执法人员9210人次，检查各类排污单位或点位5700家次，发现并查处环境污染问题或点位259起。在红色预警措施启动30个小时内，北京市停限产企业已经达到2100家，3500多个工地停止了室外施工。

不厌其烦地列举这些数据，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启动红色预警要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正如媒体所分析的，上一轮重污染天气之所以没有启动红色预警，也许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经济损失太大，而这次之所以启动，则让人联想到12月6日环保部部长陈吉宁主持环保部应急应对工作会议时说的狠话：“对应急预案启动不及时、应对工作不力的单位和个人，要严肃追究责任。”

那么问题就来了：此次启动雾霾红色预警之后，标准已经明确了，以后出现同样数据，不预警肯定说不过去；但按照目前的情况，未来空气质量并不容乐观，如果雾霾持续严重，以后岂不是要学校密集停课，企业密集停产？长此以往，不要说政府承受不住GDP的损失，普通老百姓恐怕也未必受得了。雾霾红色预警凸显的不仅仅是污染之重，同时，它也会真实反映避免污染所需要付出的代价。

至此，对于启动雾霾红色预警的意义，我们就能看得很清楚了。它可能带来这样一种后果：不加强治理污染所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有可能比放纵污染带来的收益还要大。请注意，这种经济损失不是发生在未来，它就发生在当下！我们知道污染之所以难以治理，就在于把损失推给未来，所谓“我死后管它洪水滔天”，而启动雾霾红色预警，又把未来的损失拉回了现在。红色预警既不能不发，又不能常发，那么，剩下的选择就只有一个了：必须把空气治理好。

因此，启动雾霾红色预警并不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在攻击中国的发展，“要保卫中国的工业”，这种说法不过是掩耳盗铃而已。只有反映真实情况，并呈现其后果，才能做出符合整个社会利益最大化的选择，才能为解决问题提供足够的政治动力。从公布PM2.5数据到启动雾霾红色预警，它提供了一种解决公共难题的路径——中国在各个方面，都需要类似的过程，而这正是此次雾霾红色预警的深层次历史意义。

材料一：

“智慧城市”的概念最早是由IBM的“智慧地球”概念逐渐演化而来的，它以互联网、信息技术、物理终端设备为基础，强调智能化、便捷化、效率化，最终目的是改进城市管理的方式，节约成本和资源，创造生态宜居的环境，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从概念可以看出来，智慧城市的实质是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实现城市智慧式管理和运行，进而为在城市中生活的居民创造更美好的生活，促进城市的和谐、可持续发展；是以“城市居民”为中心，以信息化来服务大众，进而创造出安全、便捷、高效的人类生存环境。目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加速发展的时期，部分地区“城市病”问题日益严峻。为解决城市发展难题，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智慧城市建设已经成为应对我国城镇化加速发展、城市信息化深入推进和城市经济转型的重要战略举措。

在全球智慧风潮和国家政策的鼓励下，我国很多城市都已经迈开了智慧城市建设的步伐，并且经过一系列的探索，我国的智慧城市建设也取得了阶段性的成绩，而且很多城市已经意识到了从居民的需要出发进行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性。比如，2015年，北京推出了建设“健康北京”“平安北京”“畅通北京”“宜居北京”等重要政策方针，实施“五个北京”的政策方针是为了提高北京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虽然每个“北京”都有自己的中心点，但都是“以人为本”这一智慧城市发展理念的具体体现。还有“智慧天津”形成了“以人为本、技术带动”的建设风格，为了把更多开发出来的智慧应用为居民所用，天津市会在接下来的三年里着重发展智慧医疗、智慧社保、智慧教育、智慧旅游等8个重要项目。广州为了发展好智慧城市这个“智慧”项目，在2011年确立了自己的城市发展理念，即低碳经济、幸福生活、智慧城市，并制定出了相应的“智慧框架结构”。

智慧城市已经逐步成为城市发展的潮流，潜力无比巨大。但是在智慧城市火热建设的表象之下，有些问题也已经逐渐显现出来。

城市中的主休是城市居民，惠及民生应是智慧城市的根本目的，智慧城市建设应利用新信息技术努力为居民服务。但是。当前国内智慧城市建设中同样存在“跟风”问题，不少城市在缺乏对真实需求的判断和对真正建设路径的把握的情况下盲目开展建设，重建设投入，轻绩效提升，缺乏统筹规划和综合协调，一味追求“高大上”，缺乏应用实效。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城市治理的模式也不应再以政府为单一主体，而应更多地吸纳民众以及其他组织共同参与治理。但是目前我国大多数智慧城市的建设依旧是以政府为主体，在制定以及执行政策时，缺乏大众的参与，因此大部分居民对于智慧城市这个概念依旧不了解，大部分人认为这只是政府提出的“噱头”。

在智慧城市建设提速的同时，中国很多城市的个性逐渐被“模糊化”。有很多城市在智慧城市项目的建设中“随大流”的心态严重，只是一味地借鉴国内外优秀城市的技术模式，而忽视了本城市发展的定位和文化特色，主要表现为“千城一面”现象。

（摘编自李琴《我国智慧城市发展的现状和策略研究》，《视听》2017年第9期）

材料二：

在此次抗击疫情的过程中，智慧城市系统充分发挥优化城市管理和服务的作用，其中包括对建筑智能化促进应急医疗基建需求的快速响应，以最短时间、最高效率完成武汉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的建设，以及利用数字化防疫防控解决方案辅助政府决策，实现集中指挥调度。与此同时，远程医疗、5G与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在重大疫情抗击中的应用结合，展示了智慧城市和通信科技的力量。

智慧城市运营管理中心的数据分析及资源整合共享在此次抗击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打破了各部门、各行业的孤岛式运营模式，实现了跨职能跨业务的联动。数字化防疫防控解决方案利用城市各个应用系统采集的大数据，对疫情的发展进行分析，辅助政府决策。例如，数字化防疫防控解决方案利用手机信令数据、移动互联网数据分析人员流动情况；利用公共交通工具实名购票数据分析与感染人员同乘情况；利用视频人脸识别与交通卡口数据发现、追踪感染人员和车辆情况；利用高精仪器热成像技术实现无感、无接触高精度体温检测，识别高温人员并将信息同步推送至控制中心。在发生城市突发公共事件的情况下，把各部门、各行业的数据集中展示在指挥中心大屏上，一方面便于集中指挥调度，另一方面能通过对智能交通设施、智能基础设施的自动控制系统对城市运营进行实时调整和控制。

本次疫情的出现和重大危害也为智慧城市的建设敲响了警钟。在未来，智慧城市解决方案将更加追求人、空间和科技的紧密融合，强化服务职能和增强城市空间规划的协调性、合理性，将会深刻地影响每一个人的生活。

未来智慧城市的建设，应当以人为本，注重公共卫生健康，强化城市的服务职能，建立长期有效的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障机制，惠及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盲目追求经济效益，忽略城市人文关怀，将使城市在遇到突发危机时变得不堪一击。

智慧城市的规划涉及面广、连续性强。因此智慧城市的规划需符合城市长期发展的战略要求。疫情下频频发生的失误正是城市空间规划在顶层设计时未能考虑完全和信息化等方面规划不足引起的。未来智慧城市规划应当合理布局物质生产和流通空间，均衡布局公共资源，与城市整体空间规划相协调。

以新型冠壮病毒为代表的传染病影响了各行各业的正常运行，从一定程度上启示了未来智慧城市各行业间紧密关联的重要性。各有关部门应打破过去各司其职、互不干扰、数据权属不清、共享难度高的现状，利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将触及城市生活各方面的安防、交通、物流、医疗、教育、办公、政务等信息进行全方位整合并实时共享，促使城市更为高效地运行及管控。

（摘编自《共克时艰，智慧抗疫》，搜狐网2020年2月12日）

材料一

2020年1月28日，钟南山院士在广州接受了新华社记者关于新冠疫情防控的专访。以下是本次访谈的部分内容。

问:目前(指采访时间)确诊病例有递增之势，预计什么时间疫情将达到高峰?

钟南山：没有人能够非常准确地预估峰值出现的日期。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现在已经出现人传人的现象了，发病的潜伏期一般不超过14天。

问:与感染SARS相比，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有哪些典型病征?一些感染者的发病症状不典型，是否意味着病毒已经发生变异？

钟南山: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特点与SARS是不一样的。相当多的病人没有高烧，感染初期症状不太严重。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后最突出的是两个症状：一是发烧，一是全身乏力。部分感染者会出现干咳症状，少数感染者有流鼻涕、鼻塞或胃肠道不适的症状，还有个别感染者的心肌、消化道、神经系统出现问题，而感染者的发病症状不典型不代表病毒发生变异，病毒是否变异关键在于其传染毒力是否明显增强。

问:新型冠状病毒究竟源自哪里?

钟南山:从流行病学的角度来看，这种新型冠状病毒，与2017年发现的一种蝙蝠身上携带的病毒是同源的，主要通过中间贮主传染给人，就像SARS通过以果子狸为代表的中间贮主传播。目前我们正通过全基因检测在各种各样的动物中寻找，看看有没有高度的同源性病毒。这个中间贮主从目前看可能还是某类野生动物。

问：目前全国各地已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对此您如何评价?

钟南山:我还是那句话，公共卫生事件，包括过去的鼠疫、流感、埃博拉都是这样，都是不注意人与人之间互相传染的问题。现在启动一级响应，目的就是减少人传人的机会。现在很多人居家、戴口罩外出，这些都是非常有效的防护措施。新型冠状病毒的颗粒很小，普通的外科口罩并不能够有效阻止病毒颗粒的通过，但病毒颗粒要附着在飞沫上进行传播，而戴口罩可以有效防止飞沫传染。所以说戴口罩是有效防护措施。

(摘编自《病例还会不会大规模增加——与钟南山面对面话疫情防控》)

材料二

2020年2月2日，钟南山院士再次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要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进行科学有效的防控，避免不必要的恐慌。

冠状病毒(CoV)是一类有包膜的正向单链RNA病毒，在人类、其他哺乳动物和鸟类中广泛传播。目前已知有七种CoV可导致人类生病，其中四种CoV-229E，-OC43，-NL63和-HKU1在人群中普遍流行，通常会引起普通感冒症状。而其他三种SARS-CoV、MERS-CoV，包括此次的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都可导致重症肺炎甚至死亡。

目前，我国已发表部分针对2019-nCov的研究成果，对疫情防控具有参考意义。流行病研究表明COVID-19患者56%为男性，病毒感染平均潜伏期为5.2天。对2019-nCov的基因组的分析研究表明，其与蝙蝠来源CoV有96%的相似性，基本支持2019-nCov来源于蝙蝠的说法。研究也发现SARS-CoV特异性单克隆抗体CR3022可以与2019-nCov受体结合域有效结合从而中和病毒感染，这为抗体药物的研发提供了思路。

(摘编自《钟南山院士再谈科学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材料三

20世纪50年代，钟南山的父亲钟世藩创办了中山医学院儿科病毒实验室，从事病毒研究及培养研究生。这是全国最早创办的临床病毒实验室之一。那时的科研条件极其有限，为了研究乙型脑炎病毒，钟世藩省吃俭用，用省下的钱买回几百只小白鼠，在家里建起了实验室。钟世藩常常教导学生说，真正献身于科学的人，对待科学研究工作从不会计较时间、条件和报酬。父亲的这种精神一直影响着钟南山，令他也走上了医学研究的道路。

20世纪70年代，中国流行慢性支气管炎。周恩来总理发出号召：“开展群防群治。”但当时的医生都不想参与，为什么?老话说:“名医不治喘，治喘不露脸。”多数医生不愿意去，组织就找到了钟南山，在父亲钟世藩的建议下，钟南山加入了慢支炎防治小组。在五年研究中，他与侯恕合作，写下了论文《中西医结合分型诊断和治疗慢性气管炎》，这篇论文在1978年获得第一届全国科学大会成果一等奖。他从这里起航，一步一步地成了中国顶尖的呼吸内科专家。

2003年，“非典型肺炎"席卷全国，钟南山请求把广东的重症患者都送到他那儿。给非典重症患者做手术都是要把他们的气管切开的，很危险，但他的措施使危重病人的抢救成功率达到87%。

2003年4月12日，北京召开了一场关于非典疫情的发布会，钟南山被要求参加。会前，有关部门让他“不要讲太多”。而当面对记者“是不是疫情已经得到控制”的提问时，钟南山忍不住大声说：“现在病原不知道，怎么预防不清楚，怎么治疗也还没有很好的办法，疫情还在蔓延怎么能说是控制了?我们顶多叫遏制，不叫控制!连医护人员的防护都还没有到位。”现场一片哗然。

钟南山始终不曾远离一线病人，病人与医学研究是他的生命之源。如今他已经84岁，但从未停下。每周四下午是钟南山例行问诊的时间，问诊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

“没什么特殊情况，不要去武汉。”新冠疫情蔓延初期，钟南山向公众发出紧急呼吁。2020年1月18日傍晚，84岁的他却从广州出发赶往武汉……

（摘编自《从钟南山父亲钟世藩看如何教育子女》《医者钟南山》等）

材料一：

在边疆几个县市调研发现，有的地方给钱、建房等物质扶贫比较多，扶志等精神层面的帮扶却比较少，甚至出现贫困户不想“摘帽”的现象。走访一家贫困户，全家人已经住上了由当地扶持一半、自己贷款一半建成的宽敞房屋，但当问及贷款怎么还的问题，“靠政府”的回答令人有些惊讶。事物的发展，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意味着，资金扶持、硬件设施要跟上，身心志向也要跟上。倘若贫困群众在被动扶贫中滋生出“等靠要”的想法，反而会成为脱贫攻坚的思想阻碍。

扶贫要扶志。从“要我富”到“我要富”，涵养贫困户的内生动力，考验一地的扶贫策略，考察扶贫干部的工作能力。总结当地贫困户的致贫原因，有的缺少文化，有的没有技术，有的思想落后，有的不会计划……这就意味着，除了利用政策兜底极少数贫困人群外，必须从转变贫困群众的思想观念入手，培养贫困群众的自信心和奋斗能力，帮助他们克服依赖帮扶的心理，努力做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扶志必扶技。调研中，某县拥有古树茶园十几万亩，却有十几万贫困人口守着绿水青山，找不到金山银山。原来，当地贫困户缺少现代农业种植技术，不掌握市场信息，没有建立销售渠道，缺乏品牌意识。对贫困人群而言，学一技之长以傍身，比给钱给物更重要。针对贫困群众的迫切需求，把扶贫资源投入到文化培训、技术引导、营销知识学习上来，激发贫困户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这才能彻底改变当地的发展面貌。

不久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突出问题导向，优化政策供给，下足绣花功夫，着力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着力夯实贫困人口稳定脱贫基础等具体要求。这意味着，各地在扶贫工作中，要认真反思以往“资金＋盖房”的单一做法，集中力量改善深度贫困地区发展条件，着力解决深度贫困地区群众特殊困难，树立脱贫光荣导向，弘扬自尊、自爱、自强精神，提高贫困群众自我发展能力。如此，方能确保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2020年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

（摘编自《激发脱贫的内生力》，《人民日报》2018年7月12日）

材料二：

扶贫的重点是解决就业，解决就业的关键是发展产业。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要重点发展贫困人口能够受益的产业。根据国家精准扶贫工作精神和保利集团统一部署，目前，保利物业以“就业＋扶贫”为方向，将设置保利星火班。此项目结合河曲县、五台县实际情况，将由保利物业、委培学校、贫困县政府相关部门三方深度合作，展开就业扶贫工作。将就业与扶贫有机结合，在河曲县、五台县精准对接建档立卡的贫困家庭，通过招聘贫困户适龄子女开展中短期技能培训、安排进入物业公司实习就业，最终实现“职教一人、就业一个、脱贫一家”，达成扶贫工作目标。

从7月25日至26日，仅仅两天的时间，保利集团与两县的四个协议接连落地：保利物业公司与五台县人民政府签订战略框架协议和山西德奥、保利物业、保利资本三方合资签约；与河曲县就就业扶贫项目、产业扶贫援建保鲜冷藏库签订协议。

（摘编自《扶贫在精准上发力》，《山西日报》2018年7月31日）

材料三：

究其实，扶贫的真正目的，是要啃下贫困这块“硬骨头”。而脱贫的目的，恰恰又是防止脱贫人口返贫，解决不好会出大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掉队。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关键在贫困的老乡能不能脱贫。”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打赢脱贫攻坚战，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一重要论述告诉我们，帮扶贫困户脱贫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防止贫困人口返贫，只有这样，脱贫才算真脱贫。

脱不脱贫，脱贫质量如何，扶贫干部一面之词显然不够，这事交给老百姓自己说了算，最有说服力莫过于家庭收入。扭住“返贫”这个“牛鼻子”，也就是解决脱贫不返贫的一切后续问题，各级党委政府务必认清国内国际形势，要结合实际立足长远，建立一系列长效帮扶机制，加强经验互动交流，充分发挥可持续发展产业链在脱贫攻坚中的重要作用，确保2020年全面实现脱贫攻坚目标任务，胜利迎接小康社会的到来。

（摘编自《扶贫重在牢牢扭住返贫“牛鼻子”》，“中国网”2018年9月21日）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已进行六次人口普查，获得了翔实的人口基础数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入户摸底已于10月11日展开，将于11月1日起进行正式入户登记。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开展的一次重大国情国力调查，也是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这一关键节点的一次人口全景扫描。这对于准确把握人口发展新情况新特征新趋势、推动我国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及时开展人口普查，全面摸清我国人口数量、结构、分布等最新情况，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需求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产业结构等方面的状况，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持。通过人口普查，科学制定应对措施，优化和提升劳动年龄人口的结构和素质，将为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提供重要信息支撑。完整详尽的人口信息既是制定和完善公共政策的基础，也可以为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布局和建设等提供决策依据。通过人口普查了解人民群众需求，将公共资源分配到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上，才能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

（摘编自殷鹏《人口普查关系国计民生》，《人民日报》2020年10月21日）

材料二：

从1953年到2020年，从第一次到第七次，人口普查见证着时代变迁，记录着社会发展的铿锵脚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后的一次重大调查，我们透过它可以触摸鲜明的时代印记，能感受到浓郁的时代气息。

相比以往，此次调查最明显的变化是在入户调查的基础上全面推行电子化采集方式，首次开发自主填报网络小程序，首次探索利用行政记录和大数据进行比对核查……十年之间，现代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互联网”涌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应该说，人口普查“新”意盎然，正是新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侧影，展现着我国经济的蓬勃朝气、创新动力。

人口普查意在为人口精准画像，涉及范围广、参与部门多，工程量浩大。正因此，其组织动员能力、其间的“绣花功夫”，可视作观察社会治理水平的一扇窗口。此次人口普查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的“大动作”。各项工作有序推进，不同部门分工协作……经过抗疫大考的各地各部门求精、求细、求实，高标准、高质量、高效开展相关工作，展现着基层治理精细化水平的再提升，展现着一个大国治理能力的再升级。

（摘编自夏彬《人口普查见证时代变迁》）

材料三：

中国正在进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而日本刚刚在10月20日进行完五年一度的人口普查工作。日本人口普查工作是通过网络和邮寄人口普查表的方式进行的。据日媒报道，日本进行此次人口普查工作的目的，是为日本制定相关政策提供指导。政府制定防灾政策和应对灾害措施，制定应对高龄少子化的政策、实施育儿支援计划，制定医疗和住宅等高龄者福利计划，都需要更准确的家庭、人口和年龄结构等数据。对于企业来说，需求预测、开店计划等也需要这些数据。人口普查数据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用于计算地方交付税交付额。根据日本地方交付税法，交付税补助额计算依据人口普查得到的人口和户数。

（摘编自王骁《日本完成人口普查》，《中国青年报》2020年10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