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中国式现代美术最鲜明的艺术特征，就是把人民既作为艺术的接受者，也作为艺术的被表现者，使作品所表达的审美价值体现人民的世界观，从而逐渐形成了中国现代美术独特的话语体系。

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为工农兵服务”的艺术命题，“服务”即意味着要表现他们——体现无产者的思想情感；要让他们看得懂——体现无产者的审美精神。“为工农兵服务”的艺术命题，更深刻地指出了中国式现代美术要为无产者服务，这是中国艺术史上从未明确提出的艺术命题。

改革开放时期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改写为“为人民服务”，显现了意识形态领域对阶级斗争概念的淡化。全球化语境的新时代，“人民性”成为一种国家公民的广义概念，从艺术“为工农兵服务”到“为人民服务”，再到“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性”内涵不断适应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而得到不断的丰富与发展，“人民性”从“无产者”到“有产者”再到我国宪法所表述的“公民”，从“服务”那种艺术与主人的主辅关系，到“为中心”强调艺术为民众的中心式结构，中国美术更加开放和多元，勾勒出以“人民性”为现代性内涵的鲜明标志。

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了“转向创作人民可以理解和必要的艺术”的主张。他指出“对艺术作品最有价值、最正确的意见，是工农兵的意见”，因而“艺术家应该努力让他们的作品得到人民的认可”。这便是“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中国现代美术评价标准。“喜闻乐见”这句出自王守仁“仆诚喜闻而乐道，自顾何德以承之”的成语，形象地表达了中国现代艺术作品应具备被人民“喜欢听”“乐意看”的审美特征。也即“人民性”所描述的艺术受众者和被表现者的统一，不仅是人民原型与艺术形象的统一，而且是艺术作品所体现的人民世界观和艺术作品的审美理想、审美品味与审美情趣的统一。

“喜闻乐见”作为“人民性”的评判话语，并不是矮化艺术的创作水准，而是强调雅俗共赏，将艺术的高水准、高品质与广泛的公众接受度相统一，是阳春白雪的艺术高度和下里巴人的艺术接受度的契合。“喜闻乐见”作为“人民性”的评判话语，毫无疑问也更深刻地指引了中国式现代美术不断从中国广袤的民间美术、驳杂的民俗美术中汲取艺术变革精神、获取民族化灵感的艺术探索道路，因此形塑了美术作品质朴刚健的“民族化”特征。

“人民性”诉诸艺术的灵魂，就是艺术表现人民的思想情感并为满足人民的审美需求而创新性发展。在以坚持“人民性”为主导的现实主义精神烛照下，探索的包括意象、抽象、表现、象征等在内的多种艺术形态呈现。其实，西方后现代主义艺术只是通过多媒介的物性，探索了“观念形态”的审美价值，而中国式的现代美术则更偏重“技艺形态”的审美价值和“生活形态”的审美价值。这三者之间，其实并不完全存在艺术的所谓进化时序。相对来说，以“人民性”为话语灵魂的中国式现代美术，更注重对现实之中人民生活的审美发掘，“生活形态”的审美价值也更适应中华民族对艺术的基本认知与审美感知。

（摘编自尚辉《“人民性”——中国式现代美术话语建构的灵魂》）

材料二：

新时代以来，倡导“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观，不仅是一个口号，而是呈现为艺术的实践行动。无论是艺术家致力于中国式艺术语言的探索与建构，还是跨媒介特征愈发凸显，抑或是中国当代艺术以更加积极的姿态介入公共空间，艺术服务大众的人民性特征，在艺术的创新性中不仅未被弱化，反而得到了强化和凸显。

当然，在“人民性”观念的映照下，当代艺术场域和发展过程中也有一些值得关注与反思的现象：一是在近些年的中国当代艺术创作中，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景观化”现象。不少作品回避对现实的关切，在这些作品貌似宏大的景象中，人群仅仅是被摆布的“道具”，图像仅仅是呈现的景观而已。二是情感的疏离化，当下，在关注现实、扎根人民的观念导向下，各地艺术机构也以各种方式组织艺术家深入生活，感受现实。但是，不少都是以“他者”的身份，走马观花，所看所表现的都是“景观”，很难真正体味民众的真实生活境遇和精神需求。三是媒介的娱乐化将艺术场域变成了网红打卡的场地。一些展览以“当代”之名，制造着没有身份特征和现实关切的，仅仅彰显着炫耀式的大众审美消费的“媒介奇观”，炫目的形式遮蔽了应有的人文关怀。

艺术，无论是什么样的媒介和样式、风格，其出发点与归宿，是为了倡扬人性之美，讴歌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呵护人性的尊严与光芒，这也是当代艺术不应缺失的最基本的品格。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在谈及新时代中国美术创作中的“人民形象”问题时就强调，最重要的是体现美术家的人文关怀。“首先，尊重‘人’，肯定个体生存意义及生命的价值；其次，关注人文世界，表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表现文化生成的力量；最后，回到形象，以气息为重，以生动为目的。‘人民形象’不能停留在抽象概念上，而应以人为本。至于艺术表现，就应注意将个体视角与整体表述相结合，注意主体观念的外化和客观物象的内化，解决个别与一般的关系、个体与时代的关系。‘气息’，既是个体的也有时代的因素，是综合性的。‘生动’，涉及主体的情感体验及艺术的表现力，已超越了形象的范畴。”

只有真切深入地贴近生活，才能找准“最广大受众”的共鸣点。多年来，美术创作实践主要聚焦在“为了谁”“表现谁”“好坏谁说了算”等核心问题。美术创作中的“人民形象”则主要涉及题材、风格、趣味三个方面，分别指向“画什么”“怎么画”和“为了谁”的命题。与此同时，今天如何辩证思考艺术性与人民性、学术性与大众性的关系也必须引起进一步的重视。

（摘编自李亦奕《最厚重最温暖的底色——美术创作中的人民性》）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近年来由于多元文化的提倡，不少华裔作家渐渐由美国文化的边缘走向中心的位置，华裔作家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有了戏剧性的提高，然而这种“戏剧性”的改变其实是多年来华裔自己努力奋斗的结果。华裔文学由此兴旺，这也直接导致了另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混血华裔的寻根文学。在这方面，以拥有四分之一中国血统的耶鲁校友刘爱美的成就最为显著：她于1994年出版了一部小说《脸》，书中以纽约中国城为背景，追溯至战前上海的故事，深刻地表达了女主人公生活在两种文化夹缝中所经验的“认同”问题。《脸》一书得到批评界的广泛赞许，被誉为是横跨洲陆、纵跨世代的惊人作品，最近刘爱美的新书《云山》（1997年）以一种跨文化、跨国界、跨种族的主题，把复杂的认同问题赤裸裸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此书尚未正式出版就早已被陈列在各大书店的橱窗中了。

刘爱美的成就反映了美国多元文化的新趋势：所谓“多元”不仅是文化的，也是血统的。就如混血韩裔卡罗尔·卢——史波丁所说，“我觉得描写混血及多种文化交融的主题将在美国文学中扮演极重要的角色，这是因为下一世纪的人口组合会自然产生一种跨种族文化的需要”。与普通华裔不同，混血华裔在文化认同上有较大的选择余地：他们本来就有自由选择和“非中国”的另一半血统认同，尤其美国学校的教育至今仍以白人文化为主。然而我发现，年轻一代的混血华裔常常与他们的上一代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如果说，过去那些人常有企图掩盖自己身上拥有华人血统的事实，则今日的混血华裔却大多采取一种公开与揭露的态度。在“隐蔽”和“揭露”之间，我们看见了两种不同的抉择和认同。以女作家刘爱美为例，她的祖父是中国人，祖母是美国白人，当两人在二十世纪初结婚时，祖母坚持把祖父的姓Liu改成西方文化的Luis，以免遭受其他美国白人的歧视。后来祖父母由于外在的种种压力而分居中美两地。从此以后，祖母就严厉阻止自己的子女公开谈论他们带有中国血统的事实。结果是，刘爱美的许多表兄妹（姑表）多年来一直不知道他们原来是华人的后代。幸而刘爱美的父亲莫里斯后来毅然决然把自己的姓还原到本来的Liu，才终于保住了这个与中国传统的唯一联系。刘爱美的长相没有任何华人的痕迹，自幼又在白人郊区格林威治生活，所以从一开始就认同母亲的英美文化。而且她那生性安静的父亲从不主动向子女谈论过去。如果不是后来有机会到中国游览，因而突然萌发寻根的念头，刘爱美绝不可能写出最近这两部以种族文化认同为主题的小说。对刘爱美来说，寻根是一种渐进的“自我发现”的过程，它需要时间的酝酿，也需要心理空间的重新调整。

寻根的欲望使刘爱美更进一步探求家族的历史：她想知道她的祖父母如何由相遇、相爱、结婚而终于分居的过程……这一连串不断涌现的问题终于打破了她父亲多年来的沉默。在准备《云山》一书的过程中，刘爱美发现了不少宝贵的原始材料。她发现她的祖父就是以《洪宪纪事诗三百首》闻名海内外的刘禺生（号成禺）：当时孙文先生曾为这部脍炙人口的作品写过序词。此外，刘禺生还著有《世载堂杂忆》，在叙述史实和评论人物方面颇有卓见，其中特别记载了他年轻时在香港初遇容闳^【注】时的感人细节，此书1960年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董必武先生作序。面对许多刚被“挖掘”出来的资料，刘爱美衷心为拥有这样一位卓越的中国祖父感到骄傲。她开始想：是什么原因导致祖父母婚姻的悲剧结局？是中西的文化差异吗？是祖母个人成见太深、缺乏容忍精神吗？是外在时局的压力吗？《云山》的写作主要就为了这些问题。

看完这本厚达五百七十五页的《云山》，我觉得仿佛阅读了一部寻根的“历史史诗”，这本书既是文化的，也是历史的；既是关于中国的，也是关于美国的。由一对乱世男女的真实故事，我们可以体验到爱情那种超越种族的原始动力，也可以看到婚姻本身的脆弱——发生爱情那么容易，维持婚姻多么困难。尤其在异族通婚的情况下，男女两人只有在拥有十分成熟的心态下，才能把潜在的文化冲突化解为文化的融合。婚姻的经验有如多元文化的交相碰撞——相互之间，双方必须尽力去了解对方，去灵活地对待危机，共同面对挑战。

我问刘爱美为何把小说取名为《云山》，她说，在中国的国画及古典诗词中，“云山”总是象征离别与思念，而这也正是该书的主题。在这本小说中，庐山代表着作者心目中的“云山”，因为它既给人无穷的美感，也引发惆怅的情绪。

虽然远隔千山万水，许多华人的后裔还是渴望与华夏文化认同一一不论他们身上掺杂了多少异族的血液。

——摘编自孙宜康《细读的乐趣·混血华裔的寻根文化——评介耶鲁女校友刘爱美》

【注】容闳，中国近代第一个赴美留学的学生，185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回国后致力于教育和国家发展，为国家培养了大量人才。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几年间，本书作者（熊培云）陆续接受了《新京报》《南方都市报》《钱江晚报》《湖南经济文化》等媒体的采访，就本书的写作及其他若干问题做了简要的回答。以下是节选的部分问题。

问：最近您就农村问题写了一系列“乡村记事”，在《南方都市报》同步连载。看得出来，您愿意将视线投向“卑微的生命”，既体现了您长久以来秉持的价值观，也体现了您做事的风格，即一点一滴促进这个社会的改良。

熊培云：准确说，我关注的是平凡的生命，而不是卑微的生命。没有谁的生命是卑微的。

问：土地流转改革被称为自实行土地的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以来乡村财产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对农村经济、乡村治理都将产生重大影响。这意味着土地可被农民换成“看得见”的资产，这算是不小的进步吧？

熊培云：有了土地流转，农民可以互换土地、出租、入股，对土地的使用灵活了，这些无疑是有进步的，但进步得还不够。没有土地，农民就没有灵魂。说得多好！凡事都有个根本。就像我们常讲的，一个国家如果不尊重宪法，这个国家就少了灵魂；一个社会如果没有责任与关爱，这个社会也少了灵魂。将土地还给农民本是件很有希望的事情，私有产权不仅可以抵挡权力的入侵，而且可以提高农民的议价权。这些年大家之所以赞美物权法，正是因为受保护的物权不仅保障了民众的根本利益，同时构成了针对权力的防御与分权。如果产权能够得到真正地保护，一个人失去权利也不是一件令人绝望的事情，因为他其他方面的权利是有保障的。______。

有些人总是莫名其妙地担心，认为土地一旦开放，许多城里人就会到农村去买地，然后呢，农民会不顾一切，为了换酒喝或者给孩子交学费把自己的土地卖掉，最后的结果是农民无家可归了，我觉得这个逻辑是有问题的。且不说没几个人会因为买酒喝而卖土地，如果一个国家把人逼到连孩子的学费都交不起，应该反思的不是为什么农民要卖土地，而是为什么农民会穷到要卖土地。上述担心与推理同时有悖于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常识，即个体才是自己利益的最终判断者。

问：越来越多的农村人进入城市，他们当中很多人在城里过得并不好，有的甚至睡在广场上、桥洞下，可为什么他们还要去呢？农民是心甘情愿被城市绑架吗？

熊培云：农民不是被城市绑架了，而是被贫困绑架了。绝大多数农民是因为农村收入低才到城里去，城市只是给他们提供机会的地方，而不是痛苦的源泉。从心理上说，他们背井离乡可不是想在城市里“受虐”。城里的花花绿绿的确足够吸引他们，但我也注意到许多中老年农民更愿意在乡村生活。对于他们（甚至包括一些年轻人）来说，城市只是个开眼界、见世面、多赚点钱的地方，而不是他们生活、更不是养老的地方。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农民赚了钱就回家盖房子。当然，他们多半也没有能力在城里买房子。

问：很多人感慨“回不去故乡”。您也多次著文提到对于故乡沦陷的担忧与伤感。故乡对您意味着什么？

熊培云：有故乡是件美妙的事情。孟子讲：“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意思是说，有一定的财产收入的人，才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没有一定的财产收入的人，便不会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假若没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就会胡作非为，违法乱纪，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

其实故乡何尝不是一种恒产。我讲“有故乡者有恒心”“有故乡者有敬畏”也是相同的道理。利希滕伯格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对于人类来说，天堂也许是最容易的发明了。”托·富勒也讲过，“不知道该如何度过一生的普通人，总想进入天堂。”两句话合起来就是想去天堂的人跟着发明天堂的人跑。结果是我们把有瑕疵的尘世抛弃了，而完美的天堂也没有得到。现在乃至历史上的很多恐剧，就是为了建设一个个天堂，而毁坏了各自的家乡。

完美的世界并不存在，回到故乡，是承认人的条件与局限，承认自然的法则；承认理想的恒久。所以我今天特别想说，有故乡的人不稀罕天堂，也不会跟着别人跑，他只要一点一滴的建设他的故乡。

（摘编自熊培云《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材料二：

当然，我并不是说中国乡村人口是固定的。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人口在增加，一块地上只要几代的繁殖，人口就到了饱和点；过剩的人口自得宣泄出外，负起锄头去另辟新地。可是老根是不常动的。这些宣泄出外的人，像是从老树上被风吹出去的种子，找到土地的生存了，又形成一个小小的家族殖民地，找不到土地的也就在各式各样的运命下被淘汰了，或是“发迹”了。我在广西靠近瑶山的区域里还看见过这类从老树上吹出来的种子，拼命在垦地。在云南，我看见过这类种子所长成的小村落，还不过是两三代的事；我在那里也看见过找不着地的那些“孤魂”，以及死了给狗吃的路毙尸体。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唐代丝路沿线人文遗存与文人活动、文学创作与文化传播的关系研究，可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是唐至北宋丝路沿线的各类遗存古迹对文人活动、文学创作与文化传播的影响。从共时性角度看，又可将此线路切分为三个单元。首先，关中古迹群对文人活动与文学创作的影响。关中古迹众多，其中尤以宫殿、帝陵和宗教遗迹最为有名。宫殿巨丽，与赋之精神相合，其中尤以杜牧《阿房宫赋》最为有名。这些赋作所书写的阿房宫、未央宫、大明宫等宫殿群的历史记忆或现实观照均属唐人的盛世文学书写范畴，包举天地之心，并烛见时代礼治精神。华清宫与兴庆宫则因白居易《长恨歌》在宫殿政治意蕴书写之外，展现出其浪漫唯美的一面。秦汉以来，长安迭为帝都，京城为帝陵环拥，形成别具特色的陵寝文化和陵邑文学圈，游离于京城与地方之间，成就了诸多诗人丰富的内在生命体验。华山、终南山是关中久负盛名的山川，与帝都在空间上形成巨大的张力，王维、李白、杜甫、韩愈等卓绝一代的大诗人在内心对其充满复杂感情，并借此成为他们叩问仙道与天人关系的重要载体和思考人生进退出处的重要场所。其次，河西走廊人文遗存的文学写作。“陇头”是河西走廊上最具影响的文学意象，由于其在人文地理层面富有特殊价值，故使“陇头诗”成为唐诗中的重要题材，也成为中国文学中征人、游子思乡恋家的精神寄托。就其内涵而言，书写内容主要包括边塞战事、征人思乡、大漠风光、陇头风俗等，分别展现出苍凉、悲壮和豪迈三种情感，体现了古代士人对待“家”与“国”的矛盾心理和忠孝观念的碰撞，并最终使其经典化为中国文学写作中的重要意象。最后，西域古迹群对文人活动与文学创作也有重要影响。西域辽阔，民族众多，文化多元。丝绸之路在天山南北两麓共分三条道路向西通行，也因此形成了西域文学创作的绿洲化，体现出交通路线的分异与文学创作和传播的差异。此外，唐代诗歌中大量存在着有关西域的地名、人物、器皿、民俗等，许多诗人都先后有从军西域的经历，但长期以来学界关注的焦点还主要停留在材料发掘与整理层面，而缺乏对其背后机制、关系的深入挖掘，这或许是日后此方面研究的重要抓手。

而另一方面，文学文本又具有主观性，表达出文本作者所理解的地方意义。英国学者迈克·克朗认为，“文学作品不能被视为对地方的简单描述，我们可借助文学作品了解人们想象中的地方……这些充满想象的描述可使读者认识到一个地方独特的风情或特色。由于人们可从各种媒介了解到不同的地方，所以多数人对一个地方的了解在亲眼所见之前就已经形成了”，所以人们透过对这些作品的阅读，可以读出作者对某一特定空间地域之地方性的理解。基于此点可知，唐代文人创作受到丝路沿线人文遗存的潜在影响和制约时，千万个行走其地的文学家也以作品或行动影响着丝绸之路的文学内涵。首先，再现地方典型的景观。例如轮台这一地名，汉“轮台”位于天山之南，而唐时治所则位于天山之北，汉唐轮台县治的巨大差异和唐代前后期统治区域的伸缩，使“轮台”在唐代文学的前后期创作中成为一个悲喜俱存的地理符号和文学意象。其次，文学写作重构丝路遗失的地方文化。楼兰是汉代丝路上的一个邦国，后为黄沙所掩，但唐人却通过反复吟咏书写“楼兰”，最终借助想象与回忆，建构起诗文中的“楼兰”意象，展现出对汉代国力强盛、英雄辈出的崇拜，体现出唐人强烈的功名意识、进取精神和对战争的态度与评价。

（摘编自王伟《丝路人文遗存与唐代文学的西域书写》）

材料二：

西域文化丰富了唐代诗歌创作的内容，西域风光、歌舞、人物、服饰、用具都进入唐代诗人的视野。岑参的70多首边塞诗出现“沙碛、沙、碛”37次，“轮台”18次，“火山”11次，“白草”11次，“热海”4次，“雪海”3次，“胡虏”29次。他两次西北军幕供职，活动地域广阔，超过以往任何一位边塞诗人。这样的经历决定了他的诗中对西域地名多有记录。沟通与防御成为西域历史文化产生时代差异的驱动力。战争与和平成为唐代西域诗歌的两大主题。在战争主题之下，唐代西域诗歌意象主要表现为辽阔苍茫、严寒冰冻、萧瑟荒凉、苍凉悲壮的特点。

从总体上看，边塞诗的战地风光描写，陌生事物出现的多，熟悉的东西相对少些。写入陌生事物使作品带有奇异、浪漫的色彩，熟悉的因素出现诗中则增加亲切感。二者各具艺术魅力，彼此补充，相得益彰。陌生的事物是诗人在边塞才见到的，故冠以“胡”、“虏”等字。边塞诗中汉和胡、虏对举的句子，往往都是把熟悉和陌生的两类事物加以比校。“弓弦抱汉月，马足践胡尘”，“胡霜如剑锷，汉月似刀环。”汉月是熟悉的事物，胡尘、胡霜则属于陌生类。“蒸沙砾石然虏云，沸浪突波煎汉月。”《天山歌送萧治归京》：“能兼汉月照银山，复逐胡风过铁关。”“汉月垂乡泪，胡沙费马蹄。”和虏云、胡风、胡沙相对的都是汉月，前三者作为陌生事物出现，汉月则是作者熟悉的对象。以熟悉的意象写陌生的环境，表达的是心理定势与对家乡的眷恋；在熟悉与陌生的比较中，以倍增其哀乐。

（摘编自郭院林《唐诗中的西域意象及其文化意蕴》）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文学创作中，以大为美的观念由来已久，影响深远。新世纪以来，对鸿篇巨制的重视程度进一步提高，不少作家追求时间跨度的久远、主题的宏大、气势的磅礴，但在趣味的深化、境界的提升、内涵的丰富等方面着力甚少。要靠大部头的创作才能奠定文学史地位，文学界在这一点上似乎形成了共识，为此越来越多的写作者一出手就是长篇小说，却忽略了语言的推敲和结构的斟酌，把细节定位为细枝末节，忽略细节，认为文学细节有瑕疵也是无伤大局的小错误。

在当前文学创作中，细节的雷同已经成为影响文学品质的突出问题。细节的雷同是想象力贫困和创造力匮乏的体现。这些年在婚恋题材的小说与影视剧中，夫妻感情破裂时常会围绕着结婚照演戏，或凝视或拌打，像傀儡一样做出一种按部就班的机械反应。按理说，每个作家观察同一个对象都应该有自己的角度，其笔下的细节能够显现自己的个性，展现自己的修养与魅力。不无遗憾的是，在同类题材的创作中，作品的主题、结构、人物关系、语言风格都如出一辙。

不应回避的是，某些细节在同一位作家的不同作品中也会反复出现。表明在功利化追求的影响下，作家过分看重量化指标，削弱了作品的艺术质量，使得作家的想象力受到抑制，创作出现竭泽而渔的倾向。文学细节的艺术质量和作品总体的艺术水平构成正向的关联，细节失真或者细节移植看似小事，却是作家无法辩驳的硬伤，这也从反面说明了要保证创作的艺术质量，必须重视细节的打磨。

对于文学创作而言，语言既是细节，也决定整部作品的品质。语言的粗糙是近年文学发展中不容忽视的问题，一些作家写得太快，语言泥沙俱下。在图像文化影响日隆的语境中，文学语言的独立性与自主性不断受到冲击。越来越多作家的语言风格呈现出视觉化倾向，强化语言的直观性，不少叙事作品都向剧本靠拢，听觉化的人物对白和视觉化的场景展示成为作品的主体内容。作家语言的辨识度出现弱化的趋势，不同创作者的语言相差无几。文学语言的同质化必然削弱文学作品的文学性，个性化的文学语言是建构文学性的基础。

现在各行各业都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实现文学的高质量发展，应当发扬工匠精神。有些写作者对文学和语言都缺乏必要的敬畏感，总是以赶任务的方式紧跟潮流，敷衍了事。工匠精神包含敬业爱岗的职业精神、追求卓越的创新意识、执着坚韧的专注品质，模范的工匠们精益求精，一生做好一件事，对细节有很高的要求，力争做到完美和极致，把打造精品作为人生目标。有艺术雄心的作家应该写得慢一点，写得少一点，写得精细一点。我想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经得起时间的淘洗，因具有无可替代的独创性而成为文化积累。

（摘自黄发有《论文学细节与文学性》）

材料二：

“太阳之下并无新事”，无非是生老病死、悲欢离合，为何无数作家还在饶有兴致地写，无数读者还会津津有味地品？这是因为，虽然事非新事，但不同的人遭遇相同的事，却有不同的感受、反应和表现。因此，就文学来说，精彩全在过程的褶皱处。而作家的本事，很大程度上也表现在如何将褶皱中的奥妙巧妙地展示给人看。成功的细节描写让人如临其境、感同身受，读者的心神好像被施了魔法般不由自主地被吸引。写不好细节的作家，哪怕思想再深刻，也不能算是个好作家。

塑造形象离不开细节。真正的文学作品，情感性和形象性是不可或缺的，二者依靠细节来显现。假如通篇都是笼统的叙述而没有细节描绘，所有的人、事、物、景都是一掠而过，就必然导致作品情感空洞、形象模糊。“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根本来不及对某一朵花细心观赏，无由体会其独特的美，又怎么可能对其一往情深呢？因此，就文学作品而言，细节就是形象，细节就是情感。

细节凸显与众不同的个性。作家往往将众多人物放进同一个场合里对照来写。《红楼梦》里刘姥姥二进荣国府，在王熙凤、金鸳鸯的撺掇下，她充分发挥搞笑才能，把全场逗得开怀大笑：史湘云撑不住，一口饭都喷了出来；林黛玉笑岔了气，伏着桌子叫“嗳哟”；宝玉早滚到贾母怀里，贾母笑得搂着宝玉叫“心肝”；王夫人笑得用手指着凤姐儿，只说不出话来；薛姨妈也撑不住，口里的茶喷了探春一裙子……一群年轻小姐、公子、贵妇人大笑起来，他们的姿态、声音、动作、神情各个不同，惟妙惟肖。最重要的是，每个人物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一个”，在完全放松状态下，一个个展现出各自的“真我”。

细节引发读者参与感。法国思想家梅洛•庞蒂曾说，“桌子”这个意谓之所以吸引他，全在乎细节之刻画，正是种种细节，体现出它“在场”的状态，“从木头的纤维、桌腿的形状、木头的色泽及年龄，到印证着木头之年龄的某些涂鸦或磨损，都是至关重要的”。文学作品“以一种感性之物的方式存在”，应充分调动读者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功能，从而进入一种沉浸式“体验”，进而达成共情、反思、超越、升华。

总之，文学作品离不开细节，细节写得好，是了不起的才能。

（摘自赵海菱《也说文学作品的细节之魅》）

不想他一步还没走出去，就听见“嘶”的一声，衣服挂住了门钩，在肩膀处，挂下一片布来，口子撕得不小。那媳妇一面笑着，一面赶忙找针拿线，要给他缝上。通讯员却高低不肯，挟了被子就走。（选自茹志鹃《百合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