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甲骨文是商代晚期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是商王室及其他贵族利用龟甲兽骨占卜吉凶时写刻的卜辞和与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甲骨文的发现证实了商王朝的存在。历史上，系统讲述商史的是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但此书撰写的时代距商代较远，即使公认保留了较多商人语言的《尚书·盘庚》篇，其中亦多杂有西周时的词语，显然是被改造过的文章。因此，胡适曾主张古史作为研究对象，可“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甲骨文的发现，将商人亲手书写、契刻的文字展现在学者面前，使商史与传说时代分离而进入历史时代。特别是1917年王国维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证明《史记·殷本纪》与《世本》所载殷王世系几乎皆可由卜辞资料印证，是基本可靠的。论文无可辩驳地证明《殷本纪》所载的商王朝是确实存在的。

甲骨文的发现也使《史记》之类的历史文献中有关中国古史记载的可信性增强。因为这一发现促使史学家们想到，既然《殷本纪》中的商王世系基本可信，司马迁的《史记》也确如刘向、扬雄所言是一部“实录”，那么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所记录的夏王朝与夏王世系恐怕也不是向壁虚构，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疑古思潮流行时期，甲骨文资料证实了《殷本纪》与《世本》的可靠程度，也使历史学家开始摆脱困惑，对古典文献的可靠性恢复了信心。

甲骨文的发现同时引发了震撼中外学术界的殷墟发掘。“五四运动”促使中国的历史学界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古史辩派对一切经不住史证的旧史学的无情批判，使人痛感中国古史上科学的考古资料的极端贫乏；二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力倡“二重证据法”，亦使中国历史学研究者开始往重地下出土的新材料。这些历史因素对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星期具有催生作用。1928年秋，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发掘殷墟，其最初的目的乃是继续寻找甲骨。而第二次发掘时，已从主要寻找甲骨编程了对整个遗址所有遗存的科学发掘。

甲骨文的发现还大大加速了对传统的中国文字学的改造。汉代以后中国的文字学家崇尚许慎的《说文解字》，传统的文字学主要是《说文》学；但由于北宋以来金石学的发展，特别是对金文的研究，已不断地用商周古文字对《说文》的文字学进行补充。到了清代，对金石学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使《说文》的权威性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甲骨文的发现提供了汉字的早期形式，其构成离小篆甚远，多有象形、会意文字，令当时学者眼界大开。《说文》以小篆为本解释字源的理论难以维持，从此中国文字学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摘编自朱凤瀚《近百年来的殷墟甲骨文研究》）

中华文化历来提倡“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意思是不同因素和谐融合才能产生、发展万物。如和六律才有悦耳动听的音乐，和五味才有香甜可口的佳肴；如果都是同一个音符便不成曲调，都是同一个味道饭菜就不好吃。把一样的东西简单加在一起，不是真正的发展，更不是创新。

西周末年的太史伯阳父首先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这一重要思想。他的这一思想后来为西方学者所认同。意大利理论家恩贝托·埃科1993年访问中国，他在演讲时说：“了解别人并非意味着去证明他们和我们相似，而是要去理解并尊重他们与我们的不同。”他强调他的北京之行，不是像马可·波罗那样，要在中国寻找西方的“独角兽”，而是要来了解中国的龙。这与中国传统文化所强调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正好相通。

文化互通共存已成为21世纪的主旋律。这首先是因为殖民体系的瓦解和经济全球化，造就了全新的国际社会环境，原殖民地国家取得独立地位后，面临着确认自己独立身份的任务，而本民族的独特文化正是确认身份的重要因素，经济全球化又大大促进了各种“统一中心论”的解体，世界各个角落都是联成整体的地球的一部分，而每一部分都有自己存在的理由。

其次，20世纪以来，人类正经历着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大转型，即从逻辑学范式过渡到现象学范式。逻辑学范式关注的是将具体内容抽空后概括成的简约的共同形式，某种形而上的绝对原则，现象学范式研究的对象则不是抽象形式，而首先是具体的本体，是一个不断因主体激情、欲望、意志的变动而变动的开放空间，过去，认知的开始是公式、定义、区分和推论，然后将相对确定的客体定义、划分、归类到我们认识论的框架之中。现象学范式的思维方式强调主体和他者在认知过程中都有所改变并带来新的进展。这种研究方法应用到文化上，就是强调从他者视角观察，而他者首先是不同于自我的、以差别为基础的对象。

当然，文化上的差别共存并不是静态的、被动的、互不相干的。能使物“丰长”的“和”，首先是一种能产生新的理解和认识从而带来新发展的“生成性对语”。这种对话不是各说各话，也不是统一思想，它要求对话者各有其文化主体性。所谓文化主体性，就是文化自觉，即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文化对话的目的不是融为一体，而是进一步发挥各自特长，协调各种不同，达到新的和谐统一。

以“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为重要核心价值的中华文化面对世界的根本态度，应是对自己文化的自觉热爱，对他人文化的尊重了解。唯有各种文化都这样做，才能产生互动和共鸣。在经济和科技全球化大潮中，我们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长处并弘扬自我，也有能力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贡献。

(摘编自乐黛云《文明因交流互鉴而多彩》)

材料一

街头随机问一句，王者荣耀是什么，想必多半人都知道这是一款多人在线战术竞技游戏（即MOBA）。游戏中，五路、三路或一路英雄在地图上施展技能、提升等级、互相厮杀，并以率先摧毁敌方基地的水晶塔为最终目标。时常看到在餐厅、电影院门前，三五个年轻人聚在一起低着头拨弄着手机，那十有八九是一起“开黑”（组队开始游戏）了，并且不时能听到“我一个技能一千血”之类的游戏台词。

根据2017年4月腾讯互动娱乐年度发布会上公布的数据，《王者荣耀》累计注册用户超过2亿，成为全球用户数最多的MOBA手游，根据腾讯方面的数据，其日活跃用户达500万。

厦门海沦延奎小学六年级班主任谢美兰在班上做过一个小调查，发现全班41名同学里，有一半孩子在玩这款游戏。一些家长质疑说，大量中小学生沉迷于这款游戏，甚至有媒体报道称，该款游戏过半用户是中小学生。

腾讯方面对“过半用户是中小学生”的质疑予以了否认。市场研究机构极光大数据发布的《王者荣耀研究报告》显示，14岁以下用户占3.5％；15岁——19岁的占22.2％。

对于记者采访时提出的该游戏18岁以下用户数据信息，腾讯方面未予回复，并表示从未发布过此类官方数据。

（摘自《新华社：“王者荣耀”还是“王者农药”：健康游戏不止于防沉迷》）

材料二

“荆轲就是女的!”

谈及历史人物荆轲，在天津市蓟州区上小学三年级的王龙（化名）言之凿凿，言语间都快跟记者急眼了：王龙对荆轲的了解，基于手机游戏《王者荣耀》。《王者荣耀》作为即时对战类游戏，其中的游戏角色多为历史人物，如荆轲、诸葛亮、武则天等。在使用这些历史人物的同时，这款游戏还给这些历史人物设定了一些新的职位与身份。

在这款游戏中，英雄分为坦克、战士、法师、刺客、射手、辅助六类。不同的历史人物有不同的分类，游戏中可以查看各种英雄角色的介绍。比如，游戏中有名为“李白”的英雄角色，这个角色是这样定义的：李白，青莲剑仙，定位：刺客/战士，擅长：突进/收割。不仅仅是李白，许多历史人物都被重新赋予了新的定位，还有如诸葛亮、扁鹊变成了法师，虞姬、李元芳变成了射手。

《王者荣耀》中的英雄角色还有各种造型，如刘备的造型是使用枪支的“黑帮”教父，刘禅变成驾驶机器人的形象，黄忠扛起了大炮，高渐离拿起了吉他，马可·波罗使用的则是双枪。其中最离谱的，则是将荆轲的角色设定为女性。这也是小学生王龙坚持认为“荆轲就是女的”的原因。

（摘自《法制网》）

材料三

一款游戏成为全民性、现象级的游戏，足见其魅力；又被称为“毒药”“农药”，可见其后果。最近，当《王者荣耀》在一波波圈粉，又一波波被质疑时，该如何解“游戏之毒”令人深思。

作为游戏，《王者荣耀》是成功的，而面向社会，它却不断在释放负能量。从数据看，累计注册用户超2亿，日活跃用户超800余万，每7个中国人就有1人在玩，其中“00后”用户占比超过20％。在此可观的用户基础上，悲剧不断上演：13岁学生因玩游戏被父亲教训后跳楼，11岁女孩为买装备盗刷10余万元，17岁少年狂打40小时后诱发脑梗险些丧命……到底是游戏娱乐了大众，还是“陷害”了人生，恐怕在赚钱与伤人并生时，更值得警惕。

多数游戏是无罪的，依托市场营利也无可厚非，但不设限并产生了极端后果，就不能听之任之。这种负面影响如果以各种方式施加于未成年的孩子身上，就该尽早遏制。以《王者荣耀》为例，对孩子的不良影响无外乎两个方面：一是游戏内容架空和虚构历史，扭曲价值观和历史观；二是过度沉溺让孩子在精神与身体上被过度消耗。因此，既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用户的游戏需求，又要对孩子进行积极引导，研发并推出一款游戏只是起点，各个主体尽责有为则没有终点。

（摘自人民网：《王者荣耀》，是娱乐大众还是“陷害”人生）

材料四

7月3日、4日，人民网针对腾讯旗下“王者荣耀”连续刊发2篇评论，指出“王者荣耀”的危害性并呼吁政府和游戏制作方加强监管。与此同时，7月4日，“王者荣耀”游戏制作人在腾讯公司官方微信公众号刊出的访谈中表示，其实，游戏和其他娱乐方式一样，也能够成为正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会被社会诟病的洪水猛兽，精神鸦片。

7月4日，腾讯公司官方微信公众号消息指出，腾讯将推出史上最严防沉迷措施，以《王者荣耀》为试点，率先实施健康游戏“三板斧”。首先上线的是限制12周岁以下玩家每天只玩一小时，后续还将实现晚上9点后禁止登录；绑定硬件设备一键禁玩；强化实名认证体系——这“三板斧”将逐步、持续推进。

（摘自搜狐网）

材料一：

信息来源广，考验着大众的分辨能力。自网络信息搜索形式发生变化以来，大众获得信息的方式也出现了变化。更方便的信息获取渠道，让民众能轻松地获取信息，几乎一切问题，通过网络都能得到详细、准确的解答，从而也降低了对知识的权威感与信赖感。但多媒体信息便捷复制、及时传播的特点，让民众信息量急剧增加，同时也超出了信息分析与处理能力，纷繁复杂的信息超出了大众理解与分辨能力。

信息传播迅速，容易造成群众情绪失控。随着自媒体的使用，它改变了传统一对多的传播形式，变成多对多的形式，自媒体的草根性决定了人人都能充当信息发布者。大众利用微博、短信、微信、视频直播等方式随时随地传播信息，同时也打破了传统媒体的话语壁垒。自媒体的隐蔽性让传播者处在隐蔽状态，让整个传播更为随意、大胆，让很多谣言、不实信息开始传播，并且一度影响了群众对信息的正确判断，很容易出现群众情绪失控以及网络舆情事件。

《自媒体时代政府所面临的困境》

材料二：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来临，新科技在媒体和受众之间开辟了一条彼此了解的通道，架起了相互沟通的桥梁。媒体领域的市场细分越来越明显，对用户信息的整理、挖掘和分析显得至关重要。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技术处理手段，在增强数据分析和应用能力的基础上，可以根据每个用户的兴趣爱好、受教育程度、经常浏览的页面、停留时长等数据信息，实现对内容的个性化加工、定制服务，并实施及时有效的精准推送，让“你关注的就是头条”从理想状态可能变成现实。在这里，媒体做到了新闻产品的适销对路，受众实现了各取所需，传播力也就得到了真正的体现。

《新媒体时代传播力的影响要素及其建构路径》

材料三：

媒体是否位居主流，最终要靠传播效果来检验。全媒体时代，虽说“酒香也怕巷子深”，但酿不出“好酒”，也难以留住受众。在我们开疆拓土构建的新媒体渠道上，必须不断增强主流价值的内容供给，不断提供充满正能量的优质产能，通过设置公共议题，把握社会重大问题，进行舆论引导和认同构建，实现与受众的有效连接，推动舆论场形成“以主流引领百舸争流”的局面。

《主流媒体如何巩固主流地位》

材料四：

讲真话产生公信力，报道热点产生影响力。这些最基本、最基础的传播规律，在纸媒时代如此，在新媒体时代同样有效。应该看到，我们的主流媒体在尊重传播规律、宣传规律方面，即使在过去纸媒时代，也做得并不够好。远离热点、回避矛盾，枯燥乏味、千篇一律，是多年来我们始终在检讨、却时好时坏从未根治的一些现象。在渠道垄断的纸媒时代，读者别无他选，这种矛盾长期存在却没有过于显现，但在新媒体环境下，不仅十分突出，而且影响到了纸媒的生死存亡。

因此，主流媒体要增强话语权、提升影响力，一个重要的着力点是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上，不回避、不躲闪，讲真话。受众是从平时的点点滴滴中，感受一家媒体的公信力的。只有在日常的报道中，始终关注社会热点，始终满足读者需求，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关键时刻才能产生真正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乃至凝聚力和鼓动力。如果我们在日常的社会热点问题上、在群众关心的问题上，一直采取回避的态度，采取文过饰非的方式，而又寄希望于在重大事件、关键节点上，发挥关键作用，事实上是难以取得满意效果的。

《以优质内容参与传播竞争》

艾青评传(节选)

杨匡汉

年近古稀的艾青，在回顾自己五十年的创作生涯时，常常不无感慨地对人说：“想想我这一辈子，也只是写了几首人们还记得的诗。人民是最公平的。一个人写了点东西，人民总会记得他的。我也是想也不敢想到有今天……”

是的，人民会记得艾青的贡献，承认艾青的成就。他是我国新诗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具有独特风格的现实主义大诗人之一。

艾青的诗，较多地将个人的悲欢融入到时代的悲欢里，反映着自己的民族和人民的苦难与命运，反映着现实的生活和斗争，并由此传达出时代的呼唤和人民的心声。在早年的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中，诗人以真挚虔诚的赤子之心，赞美养育了自己的保姆，为她受尽黑暗年代人世间凌辱的凄苦命运抒发着悲愤、哀恸与不平；它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对中国广大农民的遭际的同情与关切。诗人在另一首名篇《我爱这土地》中发出的“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的倾诉，更是把个人的情感、命运都赋予时代、人民、祖国和土地的明证。

在中国广大读者心目中，艾青诗作中的深沉感情，突出表现为对光明的热烈向往、追求和讴歌。太阳、火把、春天、黎明、生命、火焰，不但出现在他许多作品中，更是他不少篇章集中讴歌的主题，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以不同的新意竞放异彩。在《太阳》《春》《黎明》《煤的对话》等早期作品中，诗人“在东方深黑的夜里”，朦胧又强烈地发出了对光明、对春天、对火焰的热切呼唤。抗日烽火燃遍中华大地后，诗人从浴血奋战的人民中找到光明之所在，创作了充满热情、乐观和希望的长诗《向太阳》及其姊妹篇《火把》。这两首喷射着激情火花和理想光芒的名篇曾鼓舞过不少青年走上革命之路。

艾青曾写道：“一首诗的胜利，不仅是那诗所表现的思想的胜利，同时也是那诗的美学的胜利。——而后者，竟常被理论家们所忽略。”在他的诗歌中，尽管不乏某些或过于切近时事或过于凌虚的篇什，但作为代表他主要成就的诗篇，往往不拘泥于直接地如实地反映生活，那种饱满的进取精神和丰富的生活经验，总是伴着新奇的联想、想象而来，组成鲜明的形象并给读者一定的暗示与启迪。他在抗战前夜作的《太阳》一诗中写道：“从远古的墓茔/从黑暗的年代/从人类死亡之流的那边/震惊沉睡的山脉/若火轮飞旋于沙丘之上/太阳向我滚来……”这融进了诗人深刻的感受和想象，使形象充满血肉，更深刻地显示着光明来自黑暗，需通过流血死亡的代价去换取的生活真谛。此外，艾青还善于从绘画、雕塑、音乐等多种艺术样式以及中外诸多艺术流派中吸取有益的养料，转化为自己诗篇中的艺术细胞。

艾青的诗歌，艾青的名字，在中国当代人的精神生活中扎了根，也在全世界赢得了声誉。美国的学者把艾青和希克梅特、聂鲁达并列为现代世界三位最伟大的人民诗人。

在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艾青是继郭沫若、闻一多等之后推动一代诗风的重要诗人。他对中国新诗艺术的贡献在于：以对现实生活的深入观察和对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注，加强了新诗的时代感和现实性；以来自生活又经提炼而成的丰富、变化、新鲜的语言，增强了新诗的表现力；以在一定规律里奔放的、具有“散文美”的内在韵律的自由诗形式的创造，和众多的新诗人们一起，巩固了自由诗在我国现代诗歌中的地位。艾青还是在艺术上沟通中外诗歌的桥梁之一，他的诗能面对世界发言，他被一些外国学者认为在诗歌难于翻译的情况下最易译介的中国现代诗人。

艾青说：“我的一生都在探索。”在漫长的道路上坚持探索、吹号行进的诗人与作品，尽管常常会几经斫丧，但终将显示其旺盛的活力——因为对于艾青来说，太阳、火把、诗和他同在！

（有删改）

侠的存在及其文学表现是中国古代一个独具特色的社会历史文化现象。

先秦两汉咏侠歌谣时谚是咏侠诗的源头。它们在传唱中为后世咏侠诗创作提供了主题性素材和审美指向；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提供了侠义形象，灌注了人格精神；形成了咏侠诗的文化基质，尤其是“利他”的侠客之义和“士为知己者死”的恩报观念，丰富了侠意识内涵。这孕育了文人咏侠诗最初的艺术体式，带来了清新自然的艺术风格。如，咏侠歌谣《长安为尹赏歌》《时人为杨阿诺号》对乐府咏侠诗《结客少年场行》《游侠篇》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咏侠诗主题题材的确立和创作发展期。曹植《白马篇》首开风气，开启了文人咏侠诗创作。其塑造的边塞游侠儿形象，立体展现了游侠的人格魅力与精神风貌，是诗歌中游侠第一次以正义英雄形象进入文学殿堂。咏侠诗作为新的抒情言志类诗歌样式，融入了中国古代诗歌发展进程中。这一时期咏侠诗出史入文、创新立意，展现了新时代侠意识，文人咏侠诗《白马篇》《结客少年场行》《刘生》等诗题对游侠的集中歌咏，形成了咏侠诗发展史上一个独特文学现象，为咏侠诗创立了乐府模式，形成了诗歌传统。

唐代侠风炽盛，是咏侠诗创作的高潮期。侠的现实存在、形象寄托和精神张扬成为提升文人人格理想的重要因素。唐人咏侠诗内涵深邃，创新层面丰厚。通过挖掘不同类型侠者的人格精神和生命情调，提升了咏侠诗的思想境界，闪耀着时代光芒和诗人理想。通过对边塞游侠、市井游侠少年、文人任侠者、禁军侠少、剑侠等的歌咏，大大拓展了游侠的类型形象。唐人善用雄奇壮阔的意象构织宏大壮美的审美境界，并通过大漠边塞、荒原郊野和胡姬酒肆等场景的设置，在不同层面上表现了不同的游侠形象和任侠精神，开创了咏侠诗描写边塞游侠儿的新模式，即游侠-征战-立功-受赏。发展了借侠（剑）贯输豪情、自伤身世的“士不遇”抒情模式，赋予咏侠诗浓郁的抒情色彩和余味曲包的蕴藉美。

咏侠诗创作进入宋、元、明、清，呈现创作衰变期的特征。宋元时代，咏侠诗创作较少，相对而言，北宋咏侠诗多拟古之作；南宋咏侠诗多现实内容，表现英雄气概和牺牲精神。明代由于都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观念，加之外敌入侵、宦官专权等动荡的现实影响，咏侠诗创作再一次复兴。诗人较为普遍地建立在对个体生命本能的直接体验上，抹去了经世的功业精神，多了世俗化、个性化的真实生命意志，在内蕴上更契合于大众审美趣味。清代文网束密，晚清尤其近代，内忧外患，“乱世天教重侠游”。因时代变幻和抵御外侮、追求变革的时代要求，许多文人和革命志士呼唤尚武精神，使游侠形象又一次活跃于晚清诗坛。诗人借侠之咏，竭力张扬一种勇武精神和游侠的生命情调，用儒墨大义重新诠释侠义精神，为衰败不堪的民族精神注入一股豪气与武力。晚清咏侠诗集中表现着侠义之士视死如归的担当精神及个人英雄主义精神，充满了浓厚的悲剧意识。

                                                （摘编自2018年5月30日《光明日报》）

①孔子创立的儒学，虽然没有忽视人与自然关系的统一，也涉及到老庄“道法自然”的哲理；但更注重现实与期待未来，寻求人与人和人与社会的和谐之道。从汉唐两千余年以来，凡是太平之世，都是儒学盛行之时。因此，有人说，孔子创立的儒学，可以称为是一种盛世之学。儒学所涉的主要内容，简要而言就是隆礼.重仁和尚中道三项论题。

②“隆礼”就是郑重地遵循礼法。礼教不是孔子的创造，是先民的文化积淀。最早形成于文明社会敬天祭祀祖先中，西周时周公制礼作乐，至东周春秋末，社会动荡不安，出现“礼崩乐坏”的社会无序状态，故孔子倡导“复礼”。“不知礼，无以立也”，“三十而立”。孔子认为“知礼”是立足于社会的根本，礼治是社会结构的保证，只有礼治，才能规范人与人和人与社会关系的基本秩序。这充分说明礼制就是社会制度，而礼治则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根据与法则，可见孔子论礼与其政教是合一的，故又有礼教的说法。这种思想对规范汉唐以来的社会形态，促进社会有序发展，曾产生过积极影响，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③“重仁”就是主张人应有仁的品格。孔子认为仁的含义，就是人与人之间具有本能的相互扶持的意义。只有这样，人类社会才能得以形成，所以他说“仁者，爱人”。孟子提出“仁政”的主张，从而说明孔子的仁德，就是“大同社会”的理想信念，这成为自古以来人们追求社会和谐的美好蓝图。

④ “尚中道”的辩证思想，是孔子对自古以来“允执阙中”的发展。中道思想是先哲遗留的闪光思想。唐尧曾对舜说，若执中即信守中道，四海之内便会避免困穷，天禄便会长存的。春秋时代，百家争鸣，集中于一个“治”字，老子倡“守中”，即以柔用中；韩非则倡“法治”，主张以强用中。孔子认为“中行”者最佳，其次是“狂者”、“狷者”。社会中之三种人即左中右者，持中者为最佳。同时，孔子认为事物在发展中又有中庸、过、不及三种形态，而中庸为最佳。而中道是“和”，“和”即事物矛盾之对立统一状态，他表示事物之质的规定性，因此持中的要义，就是要执持事物之质，这也就是“和为贵”之义。

⑤总之，孔子一生做出总结古学、兴办私学和创立儒学三件伟业，他的隆礼、重仁和尚中道的核心思想，均含有积极意义和现代价值，并为国内外有识之士瞩目。1988年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曾说：“人类如果想要在21世纪继续生存发展下去，必须汲取中国孔子思想中的智慧。”这种认识无疑是很有道理的。

A．孔子所推崇的“礼教”是西周时周公所创造的，孔子认为“知礼”是立足于社会的根本，礼治是社会结构的保证，“不知礼，无以立也”。

B．“重仁”就是主张人应有仁的品格。所以孔子倡导“仁者，爱人”，他的“仁政”主张，为我们构建了一幅“大同社会”的美好蓝图。

C．“尚中道”的辩证思想，是孔子对自古以来“允执阙中”的发展。早在春秋时代，唐尧就曾对舜说，若执中即信守中道，四海之内便会避免困穷，天禄便会长存的。

D．中道思想是先哲所遗留的。以后不同流派又不断充实和发展，孔子认为中道是和，提出“和为贵”的思想。

A．孔子礼教体现了孔子论礼与其政教的合一。历史证明这是规范人与人和人与社会关系秩序的唯一保证。在汉唐以来的社会演变中始终起着积极作用。

B．中道思想体现了古代先哲的思想智慧，孔子认为在社会“左中右”三种人中，“中庸”之人为最佳，“过与不及”这两种人不能体现“和为贵”的哲学内涵。

C．有人认为，人类如果想要在21世纪继续生存发展下去，就必须向人们贯彻中国孔子全部的哲学思想。

D．孔子的儒学思想很好地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哲学理念，与其他哲学有着很大的不同，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上，曾经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今天仍会有它可借鉴的现实价值。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垃圾的总量也在不断加大。部分城市在市郊露天堆放垃圾，对大气、土壤、水的环境造成污染。大量餐厨垃圾与其他垃圾混合填埋或焚烧，产生有毒物质，威胁着居民健康。这种现象正在向农村地区漫延。

垃圾分类作为垃圾处理的前端环节，其作用早已得到世界的公认，分类收集不仅能大幅度减少垃圾给环境带来的污染、节约垃圾无害化处理费用，更能使资源得到重复利用。有人将垃圾称为“放错了地方的资源”，据保守估计，我国城市每年丢弃的可回收垃圾价值在300亿元左右。但我国的垃圾分类工作一直难以有效推进。相关调查显示，约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垃圾分类效果不明显或完全没有效果。

(摘编自《垃圾变资源！这不是魔法，而是垃圾分类》，2017年4月5日新华网)

笔者所在的小区，居民楼前三个垃圾桶分别标示出应放置可回收物、其他垃圾和餐厨垃圾。可是大多数居民还是把垃圾混杂在一起，一扔了之。问及原因时，有人说：“我辛辛苦苦分了类，环卫车辆却混在一起运走了，分类还有什么意义？”

这种现象可以说屡见不鲜。垃圾分类处理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各个环节必须配套衔接，才能高效运行。分类投放是居民的责任，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是政府的责任。分类投放的参与率和准确率较低，会影响垃圾分类制度的实施效果；而分类的目标和途径不十分清晰，后端分类处理不到位、不完善，又影响前端居民分类的积极性。

前不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改委、住建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给出了我国推进垃圾分类的总体路线图。但是，这一方案即便再科学合理，如果缺乏全民动员、全民参与，也难以由蓝图变为现实。我们应当认识到，生活垃圾虽然有资源属性，但污染属性更不可忽视。不按要求扔垃圾，并不只是“把资源放错了地方”而已，实际上，那就是随意丢弃污染物、危害环境的行为。垃圾分类是我们作为“污染者”的基本责任，责无旁贷。当然，各地政府同样不能以“居民没有分类”“缺乏资金”等理由拖延、观望，应当落实政府主体责任，坚持政府主导，根据本地特点，做好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设施体系建设，同时制定完善的惩罚和奖励的政策措施。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推进、国民素质的提升和垃圾处理设施的进步，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的条件已经成熟。重要的是，居民和政府快把自家的“门前雪”打扫干净吧！各负其责，各尽其力，形成合力，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垃圾分类前景可期。

(摘编自刘毅《垃圾分类应自扫门前雪》，2017年5月6日《人民日报》)

对诗歌多义性的深入研究，是20世纪以后随着语义学的建立而开展起来的。语义学是符号学的三个分支之一，主要研究语言符号和它所指的对象之间的关系。有人用符号学的理论来研究诗歌，把诗歌也看作是一种符号，叫“复符号”。这种“复符号”所投射出来的语意，只是它所包含的意义的一部分。这就涉及诗歌多义性的问题了。从语义学的角度研究诗歌艺术，无疑是一条途径。但是，决不能用语义分析代替对于诗歌艺术规律的探讨。英国的恩普逊在其《意义暧昧的七种类型》一书中，从语义学的角度研究诗歌里的暧昧语、含糊语，固然有其价值，但这并不等于诗歌艺术的研究。所谓多义并不是暧昧和含糊，而是丰富和含蓄。

诗歌的多义性与词汇学上所说的词的多义性有相通的地方，诗歌可以借助词的多义性以取得多义的效果，然而它们并不是一回事。

按照词汇学的解释，由于语言中词的数量有很，不可能一对一地表示复杂的客观事物和现象，所以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多义词。然而，不管一个词有多少种意义，这些意义都是确定的，而且这些意义都是为社会所公认的。诗歌的多义性与词汇学上所说的词的这种多义性不同。诗人不仅要运用词语本身的各种意义来抒情状物，还要艺术地驱使词语以构成意象和意境，在读者头脑中唤起种种想象和联想，激起种种感情的波澜。诗人写诗的时候往往运用艺术的手法，部分地强调着或改变着词语的意义，赋予它们诗的情趣，使一个本来具有公认的、确定的意义的词语，带上复杂的意味和诗人主观的色彩。而读者在读诗的时候，他们的想象、联想和情感，以及呈现在他们脑海里的形象，虽然离不开词义所规定的范围，却又因人因时而有所差异。生活经验、思想境界、心理气质和文艺修养互不相同的读者，对同一句诗或一句诗中同一词语的意义，可以有不同的体会。同一个读者在不同的时候读同一首诗，体会也不完全一样。可见，诗歌的多义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

另外，词汇学里讲词的多义性，是把同一个词在不同语言环境中的不同意义加以总结，指出它的本义和引申义。如果孤立地看，一个多义词固然有多种意义，但在具体运用的时候，一般说来，一次却只用其一种意义，歧义是一般情况下使用语言时需要特别避免的毛病。

但是在诗歌里，恰恰要避免词义的单一化，总是尽可能地使词语带上多种意义，以造成广泛的联想，取得多义的效果。中国古典诗歌的耐人寻味，就在于这种复合的作用，“诗无达诂”这句话，如果理解为诗是不能解释的，那么这句话自然是错误的，如果从诗歌的多义性上理解，这句话倒也不无道理。中国古典诗歌具有多义性，读诗的时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们有不同的体会和理解，这是很自然的。

（摘编自袁行霈《中国古典诗歌的多义性》）

①中国是诗的国度，诗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但这个成就的取得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②从文学史上说，西方很早就出现了史诗，而中国却没有史诗。既然是诗的国度，为什么没有史诗呢? 是不是缺少史诗的素材呢?不是。《诗经》的《大雅》中就有反映周民族历史的诗歌，《生民》《公刘》《大明》 等记载了周民族源起、发展的重要事件。但它们是祭歌，属于赞美歌的性质，叙事、描写只是粗陈梗概。 如周武王伐殷攻取天下，其中战争场面在史诗中正是可以写得有声有色的，但在《大明》中只用了短短的 十四句就结束了。这就是说，中国虽有史诗的素材，但它们却只构成了诗歌的背景，真正写出来的是抒情 的赞歌。这表明中国的诗歌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抒情的道路，而不是叙事的道路。

③同样的缘故，中国的戏剧也产生得很晚，西方在古希腊时代就出现了戏剧，而中国直到元代才出现。 其实，戏剧的素材很早就有，只是没有发展成戏剧，如《楚辞》中的《九歌》是富有神话性的祭神乐歌，《湘 君》《湘夫人》就是两幕歌舞场面，暗含着湘君、湘夫人悲欢离合的一段过程。这两首诗都用抒情的笔法， 成为《九歌》中最富于抒情性的作品。那么，有神话，有故事，有表演，为什么没有发展为戏剧呢?欧洲的 戏剧就是从酒神节的赞歌中逐渐发展成为戏剧的，而《九歌》却将可以写成戏剧的素材写成了抒情的诗章。 这同样是因为中国诗歌一开始就走上了抒情的道路。

④就文学史而言，这的确是很大的损失，并且没有含有神话的悲剧和史诗，古代神话保留下来的自然 也就较少。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得到是什么呢?那就是以十五国风为代表的抒情传统。

⑤中国长篇叙事诗因此也出现得很晚，而且数量不多。即便有一些叙事诗，篇幅也不算长。西方的叙 事诗动辄千行、几卷，而在中国，《长恨歌》就算是长的了，也不过一百二十行而已。中国真正可算是长篇叙事诗的作品到了明代才有，那就是鼓词和弹词。鼓词大多叙述历史兴亡、战争之事，弹词写爱情故事的 多一些，也有写历史故事的，如《二十一史弹词》。鼓词、弹词都采用弹唱的形式。可是这类长篇叙事诗，篇幅越长，故事情节越多，诗意也就越少，只是具备了诗的形式而已，其实质是小说。可见中国的故事多 是在小说发达以后才大量成长起来的。唐人的传奇几乎不入戏曲的，这说明小说发展了叙事的特长，才带 来了丰富的人物故事情节，于是才有了戏剧和长篇叙事诗。而小说又总是晚出的，中国如此，欧洲也是如 此。不同之处在于，西方的诗歌在小说出现之前承担了一部分叙事的使命，而中国的诗歌一开始就以抒情 为中心，等到小说发达时，抒情诗的传统早已充分发展，诗的国度也早已形成。

⑥从这里，可以得出怎样的结论呢?这就是：中国的诗歌是依靠抒情的特长而存在和发展的，并不因为 缺少叙事诗，诗坛就不繁荣。相反，正因为为走了抒情的道路，中国才成为诗的国度。从文学史来说，付 出的代价是无法补偿的，但就诗歌来说，这个路子走对了。

(摘编自林庚《漫谈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