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一〕

宁国府、荣国府是贾氏先祖宁、荣二国公在世时，官造留下给他们嫡系子孙的，依明律“其父祖有官身殁，非犯除名不叙，子孙许居原造房屋，不得以无官违式论”，清律“父祖有官身及，虽曾经断罪者，其房仍许子孙居住”。事实上，房屋之外，其他车马、衣服等物也不禁止子孙及其家属使用。这些在生活享受上的特权，使得官吏的家属成为社会上一个特别的生活群体。而府第、高墙、豪门自然亦成为一般百姓眼中敬畏策妒之位势财富的象征了。

大门，堪称整个府第对外极具象征性的部分了。所谓“侯门深似海”，除了门饰、间数制度之外，平常正门又不开，只留两旁东西角门出入，只有喜丧、年节或迎送高官时，才打开直通到底，这都增加了神秘感及庄严气氛。譬如：第五十三回除夕祭宗祠，二府正门大开一路直到正堂。两门间的街上也设着二府的仪仗执事乐器，来往行人皆不准过。第七十五回尤氏由荣府返家，夜里省得套车，徒步过去时，两边的门子也把行人断住。这些事例都可见得二府正门甚至面临的街道，也都成为二府的外围领域，含有威吓的意味。

给秦氏办丧事，在会芳园围墙开了一门，起宣坛乐台，尤二姐丧事停灵梨香院，临时开了对街一门。这都是因为年轻媳妇、贱妾之丧不能由正门出灵，这也可见正门的庄严性不容破坏。

〔二〕

园林的性质比宅第更近于艺术，也因此园林布景更可以供小说作者驰骋想象。《红楼梦》的结构有两大脉络：一是家族兴衰，另一是宝玉心性之旅。家族兴衰的脉络与府第的场景关系最直接，宝玉心性之旅的“园地”则由大观园来成就。

在大观园中，不仅各钗的生活空间扩展了，而且私密性增加了，这些在传统宅第中是很难得的。因为传统宅第的房子里外之门，通常是不关的，除非要睡觉了。而且所有的主子都有奴婢、小厮“贴身”侍候。这两项加起来，个人私密性就难得了。

为什么传统宅第没有个人私密的空间呢？因为儒家思想不在培养“独立的个人”，而在造就一个作为典范的君子。既然没有“个人”，那么，反映位序观念的传统宅第就不必提供实质的个人私密空间，而是用许多暗示如门帘、屏风等，来引发人“依礼举止”，希望由人的修养，来达成“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动”的私密。

然而，在读书人的仕途上，理想是君子修身治国平天下，现实里，多的却是听命木讷以及钻营功名利禄这两类人了。小说的主人贾宝玉关于前者没有兴趣，对追求名禄更是不齿，唯一的出路只有展开个人心性的探究，尝试去寻找一些终极的目的与价值。很自然的，此项探究在位序严谨的宅第是无法展开的，府内的园子才可以担负起这个责任。

〔摘编自关华山《<红楼梦>中的建筑与园林》〕

材料二：

人类建筑，有两个目的：其一为生活所必需，其一为娱乐所设置。就我国历史而言，其因形式而分类者，如平屋，乃生活所必需也；如台楼阁亭等，乃娱乐之设备也。其因用途而分类者，如城市宫室等，乃生活所必需也；如苑囿园林，乃娱乐之设备也。中国文化，至周代八百年间而极盛，人为之势力，向各方面发展，大之如政治学问，小之至衣服器具，莫不由含混而分明，由杂乱而整齐。而生息于此世界者，长期束缚于规矩准绳之内，积久亦遂生厌，故春秋战国之际，老庄之学说，已有菲薄人为返求自然之势，人之居处，由宫室而变化至于园林，亦即人为之极转而求安慰于自然也。

〔摘编自乐嘉藻《中国建筑史》〕

材料三：

在一座中国房屋中，花园以及人工景色是基于与所有建筑根本不相同的原则。我们曾经指出过中国的思想受到儒家和道家的双重影响。这种相反的二重性清楚地表现在中国房屋和中国花园，城市和园林之间互相对立、互为补充的关系上。房屋和城市由儒家的意念所形成：规则、对称、直线条、等级森严条理分唱，重视传统的一种人为的形制。花园和风景由典型的道家观念所构成：不规则的、非对称的、曲线的、起伏和曲折的形状，对自然种种神秘的、本源的、深远和持续的感受。即使规模不大，中国的园林都在追求唤起对原始自然的联想，以由此而引导出来的原则来模塑园林的风格：避免笔直的、一览无遗的园径和视线，尽量不致千篇一律。园林成为一种成功的事物，它就是游山玩水经验的反映和模拟的创作。当人置身其境时有如在最荒寒的山水画中，其间差不多经常都有一些人物、茅舍、山径和小桥。建筑和自然之间是没有被分割开来的，这种合而为一的东西是中国传统上的一种伟大的成就。

〔摘编自李允鉌《华夏意匠：中国古典建筑制定原理分析》〕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学习国文就是学习本国的语言文字。语言人人能说，文字在小学阶段已经学习了好几年，为什么到了中学阶段还要学习？这是因为平常说的语言往往是任意的，不免有粗疏的弊病；有这弊病，便算不得能够尽量运用语言；必须去掉粗疏的弊病，进到精粹的境界，才算能够尽量运用语言。文字和语言一样，内容有深浅的不同，形式有精粗的差别，小学阶段学习的只是些浅的和粗的罢了，如果即此为止，还算不得能够尽量运用文字；必须对于深的和精的也能对付，能驾驭，才算能够尽量运用文字。

语言文字的学习，就理解方面说，是得到一种知识；就运用方面说，是养成一种习惯。这两方面必须联成一贯，就是说，理解是必要的，但是理解之后必须能够运用；知识是必要的，但是这种知识必须成为习惯，语言文字的学习；出发点在“知”，而终极点在“行”；到能够“行＂的地步，才算具有这种生活的能力。

要从国文科得到阅读和写作的知识，养成阅读和写作的习惯，阅读是“吸收”的事情，从阅读，咱们可以领受人家的经验，接触人家的心情；写作是“发表”的事情，从写作，咱们可以显示自己的经验，吐露自己的心情，在人群中间，经验的授受和心情的交通是最切要的，所以阅读和写作两项也最切要，这两项的知识和习惯，其他学科是不负授予和训练的责任的，这是国文科的专责。

知识不能凭空得到，习惯不能凭空养成，必须有所凭借，那凭借就是国文教材。国文教材中排列着一篇篇文章，使学生试着去理解它们，理解不了的，由教师给予帮助（教师不教学生先自设法理解，而只是一篇篇讲给学生听，这并非最妥当的帮助）；从这里，学生得到了阅读的知识。更使学生试着去揣摩它们，思虑要怎样地结构和表达，才正确而精密，揣摩不出的，由教师给予帮助；从这里，学生得到了写作的知识，如果不试着去理解，试着去揣摩，只是茫然地今天读一篇朱自清的《背影》，明天读一篇《史记》的《信陵君列传》，那是得不到什么阅读和写作的知识的，国文课也就白上了。

教材无非是个例子，单凭一部国文教材，是不够的。要养成一种习惯，必须经过反复的历练。必须在国文教材以外再看其他的书，越多越好，应该用研读国文教材得来的知识，去对付其他的书，这才是反复的历练。

现在有许多学生，除了教材以外，不再接触什么书，这是不对的。为养成阅读的习惯，非多读不可；同时为充实自己的生活，也非多读不可。只要你存心读书，完全可以就自己所好，就各科学习上的需要，就解决某项问题的需要，从各处找到书来读，这是应该而且必须做的。

写作的历练在乎多作，应该用从阅读中得到的写作知识，认真地作。写作，和阅读比较起来，尤其偏于技术方面。凡是技术，没有不需要反复历练的。为养成写作的习惯，非多作不可；同时为适应生产的需要，也非多作不可，作日记，作读书笔记，作记叙生活经验的文章，作发内部情思的文章，凡遇有需要写作的机会，决不放过，这也是应该而且必须作的。

（摘编自叶圣陶《略谈学习国文》）

材料二：

在以八股取士的时代，很多人读书就是为了写文章，应科考。许多读书人专门找“周墨”“墨卷”来读，揣摩人家是怎样中了举人、进士的，以便自己去模仿，找到捷径。如果今天还以为读就是为了写，试问：读报纸的通讯是不是为了当记者呢？读小说是不是为了当作家呢？很少需要写文章的人还读不读书呢？这道理不是很明白吗？读书可以提高思想认识，增长见闻，汲取精神食粮。对任何人来说，读的能力是十分重要的。不能认为只要识了字就会读，读，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读得好，更不简单。人与人之“间，读的能力是大有高低之分的。在语文教学中，训练读的能力，本身是个目的。一个人理解得好，理解得快，记得牢，说明他读的能力高。

写，当然也是目的。读与写既要配合，又要分别处理，不能混为一谈，分、合之间，关系要处理好。有内在联系的两个事物，把它们截然分割开来，认为互不相干，固然不对；把各有特点的事物不加区别，纳入一个模子里，也不行。互有关联的事物，应当结合处理，但是结合要适当，否则，不适当的“结合”会造成互相牵制，互相干扰，当合者合，当分者分，分中有合，合中有分，读与写的关系怕也要做如是观。

写作水平的提高，要靠多方面的配合，如：观察力的提高，思想的提高，知识的积累，语言的不断丰富，等等。这些都同读有联系。读可以促进写，“读书破方卷，下笔如有神”，说的就是多读对写的帮助。反过来，写也可以促进读，自己有了写的体会，自然就提高了理解、欣赏的能力。语言训练首先是技能的训练，提高技能要靠反复实践，必须有一定的量，少了不行。但是，也应该有个限度。

（摘编自张志公《关于阅读教学和写作教学的几个问题》）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材料一：

当今中国正处于从传统“熟人社会”向现代“陌生人社会”转变的过程中。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生产方式的转变。市场经济的发展赋予人的自由、独立、平等品格以越来越突出的地位，契约的普遍建立和契约精神在全社会的被尊崇使得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人际交往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人们不再固守传统的乡村生活和熟人圈子，而是走进城市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在大规模的人员流动中，人与人之间也由封闭的熟人关系转向了开放的陌生人关系。

在“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的过程中，自由受到越来越充分的重视和强调。“陌生人社会”是一个以陌生人关系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彼此陌生，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在这个社会上的位置，而“所有人都有一个共同的位置，这就是自由”。因每个人都是自由者，所以就注定了人与人之间必然选择无差别的相互尊重和平等相待。

但陌生人之间因自由而生的相互尊重和平等相待，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的彼此信任。信任通常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确定性关系的基础之上。确定性意味着可预期性，而信任则是可预期性的“自然而然”的结果，这在环境相对稳定和流动性较弱的“熟人社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在“熟人社会”中，失信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将“信”作为一个人安身立命之本亦不为过。而在“陌生人社会”中，这种信任得以确立的确定性客观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或者说根本不复存在。陌生人的自由是以牺牲其完整人格为代价的，而“熟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正是建立在对彼此完整人格较为熟悉的基础之上的。自由增加了人的流动性，“从社会学上解释，流动性造成了人的存在的碎片化，使每一个人与不同的人交往时所展现的都只是自己的某一个或某一些方面，从而使他们根本不具有相互熟悉的基础”，因此，要在陌生人之间建立彼此信任的关系无疑面临诸多挑战，其首要挑战来自人作为自由的存在所产生的不确定性的增加。然而，“不确定性增加了信任的难度，并未消除信任的意愿”。没有人愿意因自身的自由导致人与人之间相互否定、相互异化。

（摘编自冯庆旭《自由与信任：“陌生人社会”的伦理视点》）

材料二：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描述的“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形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正是对中国传统熟人社会的完美诠释。在陌生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置身于更开放的现代社会中。

“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对疫情期间的公众心理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法律在熟人社会中多是作为一种潜在威慑而存在，个体的行为更多地受道德约束。然而，在向陌生人社会转型时，道德、价值观、伦理等结构要素逐渐衰落，陌生人社会背景下疫情控制更多依靠法律。熟人社会中，人们获取的信息多是源于自身所处的熟人圈内，信息有限且容易验证。如今，互联网成为陌生人社会主要的沟通渠道，公众接触的信息繁杂且真假难辨，加剧了公众的心理负担。疫情发生后，熟人社会的情感信任能够给成员带来安全感和归属感，减少负性情绪的产生和传播。陌生人社会则完全不同，排斥、猜疑、缺乏信任会让身处疫情中的公众情绪变得更加焦躁。

诸多研究表明，焦虑、恐惧、疑病等负性情绪在陌生人社会的疫情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焦虑是个体因对未来事件潜在的负性结果过度担心而伴随的生理上的过度唤醒和躯体的紧张状态。恐惧情绪主要源于对实存危机的本能反应，以及对群体性的盲从。在疫情的高传染性以及焦虑、恐惧等负性情绪的共同作用下，疑病心理也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现代化进程中，陌生人社会已经建立了基本的生活秩序，来满足人们对日常生活的确定性需求。然而，疫情爆发后，其不确定性、不可预知性等扰乱了公众“例行化”的日常生活模式，原本有序的生活陷入混乱，使个体产生严重的挫败感。疫情居家使得生活、学习、工作融为一体，生活的无序使人丧失控制力，从而产生负性情绪。

负性情绪感染是重大疫情中负性情绪传播的主要途径，包括个体感染和群体感染。个体间感染通常在个体或小群体直接接触的过程中将负性情绪感染给其他人，熟人社会情绪传播正是以此模式进行。随着陌生人社会的到来和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以辐射面广、速度快捷的“虚拟群体”为中介进行负性情绪传播变得更为广泛，个体受到他人情绪感染后，形成循环反应，进一步强化他人情绪。

（摘编自向利君、杨秋玲、甘俊伟《“陌生人社会”背景下重大疫情中负性情绪应对：基于公众心态的角度》）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离不开文化的基础性作用：产业兴旺需要农民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掌握基本的科学知识、熟悉现代市场经济的运作。生态宜居需要农民树立环保意识、培养绿色生活习惯。乡风文明需要农民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移风易俗。治理有效需要农民具备法制观念、掌握法律常识。这些美好的目标如果没有文化作支撑，是不可能实现的。

乡村振兴需要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消除落后文化的不良影响。在脱贫攻坚工作中，不少扶贫干部发现，落后的文化观念所带来的思想保守落后是造成贫困的重要原因。有的贫困群众缺乏劳动技能，难以开展劳务输出；有的长期享受扶贫待遇，“等靠要”思想严重……可以说，根深蒂固的落后文化观念是脱贫攻坚的一大障碍。“十三五”时期，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但要巩固这一来之不易的成果，实现乡村振兴，还要我们久久为功，消除落后的文化观念，普及先进文化，用先进文化培育新一代农民。

乡村振兴需要用文化凝聚人心。乡村振兴的主体是农民，只有充分调动起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才能使乡村振兴战略落到实处；只有农民人人参与，才能使乡村振兴的具体措施生根发芽、产生实效。这就需要我们发挥文化在统一思想、凝聚人心、鼓舞士气上的独特作用，让农民真正了解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措施，明白做什么、如何做、怎么做，懂得自己既是乡村振兴的参与者，也是受益者，增强自觉性。通过文化“铸魂”，使广大农民群众在思想观念上、在生活方式上、在价值追求上统一到中央乡村振兴的战略部署上来，为巩固脱贫成果、建设幸福美好的新农村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乡村振兴需要发展文化产业。农村是乡土文化和农耕文化的发源地，拥有发展特色文化产业的丰富资源。多彩的非遗技艺、古朴的古村古镇、独特的民俗风情、优美的自然景观……都是文化产业的要素，经过产业化开发就可以成为致富之源。位于成都市附近的明月村现在每到周末和节假日就会游客云集，热闹非凡，因为这里拥有数十座风格各异的非遗工作坊，聚集着上百位来自全国乃至海外的艺术家，成为远近闻名的非遗村、文化村。通过开展乡村旅游，明月村迅速脱贫，不但村民家家住上小洋楼，村容村貌也大为改变，绿水青山、翠竹鲜花，处处透露着优雅整洁，让明月村赏心悦目，成为度假胜地。

乡村振兴需要移风易俗、树立文明风尚。古人说：“蓬生麻中，不扶而直”，在一种良好的文化熏陶下，即使是落后分子也会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影响、发生改变。当前农村地区还存在各种不良风气和陈规陋俗，如婚丧嫁娶大操大办，人情往来负担沉重，封建迷信活动有所反弹，流行打牌搓麻将等娱乐活动……迫切需要加大农村文化建设力度，大力弘扬文明新风，倡导现代文明理念和生活方式，摒弃传统陋习，自觉抵制腐朽落后文化侵蚀，为乡村振兴提供良好的人文环境。

（摘自人民日报《加强文化建设促进乡村振兴》2021.10.04，有删改）

材料二：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作为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社会服务的重要阵地，高校要主动服务党和国家重大战略部署，明确自身责任、发挥自身优势，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服务支撑。

提高教育水平。乡村振兴离不开知识和人才，需要大力发展教育。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实行扶贫和扶志扶智相结合，推动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阻断贫困代际传递。高校要瞄准乡村产业发展和转型升级需要，将教育资源转化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动能。一方面，探索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有效途径。广大高校尤其是师范院校要持续开展支教行动，逐步提升乡村基础教育质量。深度推进校地合作，拓宽教育扶贫途径，借助信息技术加快数字化学习资源库建设，促进乡村基础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另一方面，挖掘和利用乡村教育资源。鼓励高校师生开展农耕文化、民间文化研究，继承创新优秀传统乡土文化；引导学生利用寒暑假赴乡村开展体育、美育活动，送文艺演出下乡，丰富农民文化生活。此外，还要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借鉴乡村教育发展的国际经验，引进先进教育理念和手段，提高农村教育资源的供给质量。

强化人才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农村是充满希望的土地，是干事创业的广阔舞台，需要更多优秀涉农人才。高校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培养一大批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乡村振兴人才。一是培养涉农综合型人才。在教育部门指导下，将招生计划适当向农村地区倾斜，用好专项计划招生政策，扩大面向贫困地区农村招生规模。优化学科结构、专业设置，完善课程体系和培养方式，加快培养创新型、复合应用型、实用技能型人才。二是引导师生服务乡村。配合有关部门组织实施好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计划、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和农技特岗计划等项目，推动各类人才资源向基层下沉。选送一批政治素质高、综合能力强、工作作风过硬的中青年教师、科技服务团，投身乡村、建设乡村。三是提升基层人才综合素质。统筹规划高校教育资源，发挥学科优势，建立更加开放灵活的培训机制，提升基层干部、农民、教师、医生等群体的素质能力。

（摘自人民日报《为乡村振兴提供服务支撑》2021.09.29，有删改）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中国文字相传是黄帝的史官叫仓颉的造的。典籍记载，黄帝时代的史官仓颉曾经发明文字。仓颉的传说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广为流传，他被奉为创造汉字的神，尊称为“字祖”。至今在中原地区的濮阳南乐、开封、鲁山、虞城、洛宁、新郑等地，还可以看到仓颉庙、仓颉祠、仓颉造字台、仓颉墓冢等遗存。

关于仓颉其人，我们已不可确知。不过，文字的产生和发展，肯定经过了一个由无序到有序，由少到多，由表意到意音兼备，约定俗成，逐步系统化的过程。文字系统的形成不可能由一个人或一个时代来完成。我们推测，大约在黄帝时期，可能确实存在过史官仓颉这样身份的人。他不一定独自创造了文字，却可能是最初对文字萌芽进行整理和传播的代表性人物。历史上对文字最早进行规范化整理的人还有李斯。他身为秦相，作有秦刻石和《仓颉篇》字书，曾辅助秦始皇统一文字。历史上最早把古汉字作为知识体系进行全面解说的是东汉许慎。

从文字学史的角度看，东汉许慎所撰写的《说文解字》，这是一部划时代的字书。经典和别的字书里的字，他都搜罗在他的书里，所以有九千字。而且小篆之外，兼收籀文、“古文”；“古文”是鲁恭王所得孔子宅“壁中书”及张仓所献《春秋左氏传》的字体，大概是晚周民间的别体字。许氏又分析偏旁，定出部首，将九千字分属五百四十部首。书中每字都有说解，用晚周人作的《尔雅》，扬雄的《方言》，以及经典的注文的体例。这部书意在帮助人通读古书，并非只供通俗之用，和秦代及西汉的字书是大不相同的。它保存了小篆和一些晚周文字，让后人可以溯源沿流；现在我们要认识商、周文字，探寻汉以来字体演变的轨迹，都得凭这部书。而且不但研究字形得靠它，研究字音、字义也得靠它。研究文字的形、音、义的，以前叫“小学”。现在叫文字学。从前学问限于经典、所以说研究学问必须从小学入手；现在学问的范围是广了，但要研究古典、古史、古文化，也还得从文字学入手。《说文解字》既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解释古代汉字的重要字典，也是一部总结自春秋战国以来有关经学、小学的研究成果，进而探究汉字字源，并根据汉字的构形特征从理论上加以阐发的经典性文字学著作。自《说文解字》问世以来、历代都有学者致力于汉字的研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字学。

《说文解字》最大的发明是对“六书”的阐述，即造字和用字的六个条例。一是“象形”，象物形的大概。二是“指事”，用抽象的符号，指示那无形的事类。三是“会意”。会合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为一个字，这一个字的意义是那几个字的意义积成的。四是“形声”。也是两个字合成一个字，但一个字是形，一个字是声；形是意符，声是音标。象形、指事、会意、形声，都是造字的条例。五是“转注”，就是互训。两个字或两个以上的字，意义全部相同或一部相同。可以互相解释的，便是转注字，也可以叫作同义字。如“考”“老”等字。六是“假借”，语言里有许多有音无形的字，借了别的同音的字，当作那个意义用。如代名词，“予”“彼”等。假借本因有音无字，但以后本来有字的也借用别的字。所以我们现在所用的字，本义的少，引伸义的多，一字数义、便是这样来的。

除了传世字书《说文解字》之外，中国文字学的发展还得益于考古发现的出土资料。

据统计，目前海内外刊布的各种殷墟时期的著录刻辞甲骨已达90000余片，历代出土的相当于殷墟时期的青铜器铭文多达6500多件。以这些甲骨文、金文为典型代表的商代文字符号，是我国迄今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古汉字系统。殷商文明是在吸收、借鉴夏代文明的基础上形成的。商代文字当承自夏文化，而且在殷墟时期尤其是从商王武丁以后有迅速发展的迹象。那时候，文字载体的门类已经很多，时人大多是用毛笔书写在简册上，可惜今天已不易见到，其他的主要手段就是刻写在龟甲兽骨、陶器、玉石上以及翻铸在青铜器上。今所见殷墟时期的单字字目已达4100余个，可释字目在1340多个。这些存活着的古汉字多为人、首、口、大、小、山、川、木、虫、鱼之类的基本字，它们是汉字的基础，后世通过它们又不断地孳乳出新字。

秦以后，在文字学发展上更多的表现为书体的演变。秦灭六国，此时天下“言语异声，文字异形”，演变的主因是应用，演变的方向是简易。许慎《说文解字·叙》载，“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合者……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这是历史上一次意义重大的文字改革，也是第一次有法律明文规定的文字规范。始皇用小篆统一了文字，不久便又有了“隶书”。文字学里一般把自甲骨文至小篆的汉字演变称为古文字阶段，而隶书以后的文字称为今文字阶段。“隶变”成为了汉字古今文字的分水岭。

汉初还有草书，从隶书变化，更为简便。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民众急于将汉字进一步简化和书写便捷化的愿望，但由于字体较难辨认而不能广泛使用，隶书方整，去了挑笔，又变为“正书”。晋代也称为“楷书”。正书本也是扁方的，到陈、隋的时候，渐渐变方了。到了唐代，又渐渐变长了。这是为了好看。正书简化，便成“行书”，起于晋代。大概正书不免于拘，草书不免于放，行书介乎两者之间，最为适用。但现在还通用着正书，而辅以行、草。一方面却提倡民间的“简笔字”，将正书、行书再行简化；这也还是求应用便利的缘故。

（选自朱自清《经典常谈·<说文解字>第一》，有删改）

材料二：

汉字由于是一种意符音符文字，具有结构复杂、异体众多和容易发生讹变等特点，在生活中实践和文化传播过程中，对于汉字发展规律总结有三：

一、汉字形体存在简化趋势。作为一种表意文字，在数千年的使用过程中，汉字经历了一个由繁到简的自然演变过程，简化的途径大致有以下几种：变图形为符号，删减多余和重复的偏旁，用笔画简单的字体代替笔画复杂的字体，截取原字的一部分代替本字等等。在历史上，汉字的简化主要是民间自发进行的。解放后，人民政府非常重视文字改革工作，一方面积极为汉字拼音化做准备，一方面对现行汉字进行了以简化字形、精简字体为主的大规模的整理工作。

二、汉字形体趋向规范化。早期的汉字形体没有一定之规，偏旁位置不固定，或左或右、或上或下，同字异体现象也相当严重。汉字在简化的同时也不断地进行着规范化。汉字规范化主要由政府完成，当然，个体也可能影响汉字的规范化，例如撰写《说文解字》的许慎。

三、汉字形体存在形声化趋势。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甲骨文中主要是象形字和会意字，形声字所占的比例仅为20%，到了许慎《说文解字》，形声字已占80%，今天汉字中的形声字所占比例更高达90%以上。可以看出汉字的发展存在一个形声化的过程。

可见，汉字是一种与时俱进、能适应现代化要求的、不断自我调整的文字。

（摘编自徐光春《汉字文化》，有删改）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宋祁《玉楼春》有句名句：“红杏枝头春意闹。”李渔《笠翁余集》卷八《窥词管见》第七则别抒已见，加以嘲笑：“此语殊难著解。争斗有声之谓‘闹’；桃李“争春’则有之，红杏‘闹春’，余实未之见也。‘闹’字可用，则‘吵’字、‘斗’字、‘打’字皆可用矣！”苏轼少作《夜行观星》有一句“小星闹若沸”，纪昀《评点苏诗》卷二在句旁抹一道墨杠子，加批：“似流星。”这表示他不懂苏轼那句，以为它像司空图所写:“亦犹小星将坠，则芒焰骤作，且有声曳其后。”宋人诗文里常把“闹”字用来形容无“声”的景色，不必少见多怪。宋祁的词句和苏轼的诗句都是“通感”或“感觉挪移”的例子。

在日常经验里，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往往可以彼此打通或交通，眼、耳、舌、鼻、身各个官能的领域可以不分界限。颜色似乎会有温度，声音似乎会有形象，冷暖似乎会有重量，气味似乎会有锋芒。诸如此类在普通语言里经常出现。譬如我们说“光亮”也说“响亮”，把形容光辉的“亮”字转移到声响上去，正像拉丁语以及现代西语常说的“黑暗的嗓音”“皎白的嗓音”，就仿佛视觉和听觉在这一点上有“通财之谊”。培根的想象力比较丰富，他说：音乐的声调摇曳和光芒在水面荡漾完全相同，“那不仅是比方，而且是大自然在不同事物上所印下的相同的脚迹”。这算得哲学家对通感的巧妙解释。

(摘编自钱锺书《通感》）

材料二

阅读《荷塘月色》，我们感受到诗情画意。朱自清先生以诗人的心去感受荷塘月色，不但游目骋怀地观察，而且严辨淄渑地品味，从而细致地描绘了令人“惊异”的“无边的荷香月色”。

作者所写的月色是荷塘里的月色，所写的荷塘是月光下的荷塘，层次里复有层次，使整个画面有立体感、渗透感；其中动静、虚实、浓淡、疏密，是画意的设置，也是诗情的安排。这样的描写，离不开作者娴熟而有个性的艺术技巧。有鲜明的比喻，有明显的对比，有强烈的衬托，有生动的拟人。但更令人赞赏的是，由于作者对描写对象有极其深刻的体会，因此突破一般经验而产生一种奇特而新颖的手法，即古典诗歌中常有的“通感”，这种出神入化的艺术处理手段，在现代散文创作中是不多见的。

描写的细，来自作家对客观物象观察的细，体味的细。仅以对蝉声这一细节的描写就足以说明问题。由于有些读者提出异议，以为月夜不应有蝉鸣，因此他请教了好些人，最后还是亲自体察，“又有两回亲听到月夜的蝉声”，才打消了本想修改的念头，因此他深深地体会到“观察之难”，以为不能“由常有的经验作概括的推论”(《关于“月下蝉声”》）。整篇《荷塘月色》均体现了作者这种缜密审察的创作精神，他不但对荷塘作整体的揣摩，而且作局部的审视，时而以荷塘为主景，月色为背景，时而以月色为主景，荷塘为背景，时而摹写花叶，时而描绘岸柳，时而淡勾云彩，时而轻描树影，层层铺陈，步步开拓，细腻地展现了荷塘月色令人“惊异”之美。朱自清还认为“花和光固然有诗，花和光以外还有诗”“山水田园固然有诗……仅一些颜色，一些声音，一些味觉，一些触觉，也都可以有诗”(《诗与感觉》）。艺术家的任务就是要以敏锐的感觉去发现这些“诗”。从《荷塘月色》里不难发现，作者正是这样努力去发掘蕴含在大自然里的这些“诗”，运用各种艺术手法极力摹写了月夜荷塘的声、光、色、味，从而创造了使人沉醉的意境。

除了描写技巧有独到之处外，语言也有突出的特色。朱自清语言的最大特点是自然新颖，如他自己所主张的，“新而不失自然”。他常常成功地以“不欧化的口语”来绘神状态、表情达意。优美的艺术境界是要通过高质量的语言来实现的，所以凡杰出作家无不重视语言的锻炼。《荷塘月色》的语言艺术确是达到了如作者所追求的“顺口”“顺耳”“顺眼”的境地(《诵读教学与“文学的国语”》)。

《荷塘月色》之无限动人，还在作者融情入景，即景抒情，那轻纱般掩映下的荷塘景色，反映的恰是作者当时微妙的心思。作者缘情写景，以景衬情，不仅使作品具有绘画美，而且富有情趣美。

(摘编自刘泰隆《荷香月色诗情画意——读<荷塘月色>》)

材料三

1927年7月，在清华大学任教的朱自清想回扬州，他的两个孩子在扬州他的父亲那里。但他与父亲的关系由于种种原因闹得很僵，他怕回去之后难以和父亲和解，犹豫不决。这样的心情表露在《荷塘月色》中，就是开头的一句话：“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而这证明朱自清在漫步荷塘时感到的自由，在性质上是一种伦理的“自由”，是摆脱了作为丈夫、父亲、儿子潜意识里的伦理负担，向往自由的流露，和政治性的自由是没有直接关系的。这样的解释，如果不是更加贴近朱先生的本意，至少也是比较深刻地揭示了心理和艺术的奥秘。朱自清自己曾说：“只有参加革命或者反革命，才能解决自己的惶惶然”“只是在行为上主张一种生活的中和主义”“妻子儿女一大家，都指着我生活”“还是别提超然为好”“最终的选择还是‘暂时逃避’”“这几天似乎有些异样，像一个猎人在无尽的森林里……是一团乱麻。也可以说是一团火。似乎挣扎着，要明白些什么，但似乎什么也没有明白”。这些表明朱自清因为考虑到老婆孩子的责任问题，而不能绝对地作政治的抉择。

(摘编自孙绍振《超出平常的自己和伦理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