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阳舟中夜赋

陈与义

游子不能寐，船头语轻波。

开窗望两律，烟树何其多。

晴江涵万象，夜半光荡摩。

客愁弥世路，秋气入天河。

汝洛尘未销，几人不负戈。

材料一：

2022年7月，农业农村部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计划在浙江青田举办首届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大会，这将是青田承办的首个国际性会议。

2022年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倡议提出20周年，浙江青田希望通过承办这次大会实现“十四五”期间青田农业农村工作全面提挡升级并全方位展现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成果。

2005年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成功申请成为世界首批中国首个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同年6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作出重要批示：“关注此唯一入选世界衣业遗产项目，勿使其失传。”稻鱼共生系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稻田养鱼：是一种典型的农业生产方式。在这一系统中，水稻为鱼类提供庇荫和有机食物，鱼则发挥耕田除草、松土增肥、提供氧气、捕食害虫等功能，这种生态循环大大减少了系统对外部化学物的依赖，增加了系统的生物多样性。

青田稻田养鱼至今已有120多年的历史。清光绪《青田县志》曾记载：“田鱼，有红、黑、驳数色，土人在稻田及圩池中养之。”金秋八月，家家“尝新饭”。一碗新饭，一盘田鱼，祭祀天地，庆贺丰收，祝愿年年有余。

悠久的田鱼养殖史还孕育了灿烂的田鱼文化，青田田鱼与青田民间艺术结合，派生出一种独特的民间舞蹈——青田鱼灯舞。每逢喜庆节令，青田的村民们都要进行鱼灯舞表演，青田鱼灯舞已广泛传播至海外青田籍华侨华人社区，具有极高的艺术和历史文化价值。

（摘编自《首届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大会拟七月举办》

材料二：

活态保护是农业遗产区别于其他遗产的最大特点，农业遗产保护的对象是经历千百年自然演变和人为选择而形成的传统作物和传统畜禽。其中的优异品种需要进行活态保护，需要年复一年地耕种牧养。农业遗产可以不断收获农牧产品，不断向市场供应优质食品。这些都是农业遗产的重要价值所在，也是农业遗产需要保护的核心内容。

我国农业遗产的传统动植物种质资源是在不同的生态条件下长期选育形成的，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水稻是我国最早驯化的粮食作物，历代传承下来的品种资源最为丰富。古籍文献记载的水稻品种超过5万种。目前已经进入国家级农业遗产名录的项目中，60%以上的都可看到水稻的身影。南方的梯田遗产都以水稻作为保护对象的主体。小米即粟，也是我国最早培育出来的粮食作物，在农业遗产中也占据重要地位，许多与北方旱作有关的遗产项目都包含粟的优良品种。

动物遗产资源主要采用活体饲养的方式保存。畜禽品种普查数据表明，我国堪称世界畜禽种类最多、品系最丰富的国家。传统品种数量最多的是猪和鸡，猪有98种，鸡有89种。其他的依次是马匹（62种）山羊（53种）、黄牛（51种）、绵羊（44种）、水牛（29种）、鸭（28种）、牦牛（12种）和骆驼（6种），这些畜禽遗产品种大多在原产地饲养。一批优质品种在市场开发和育种利用中得到了较好的保护和传承。我国在畜禽遗产方面所形成的独特资源优势与悠久的历史、辽阔的疆域、多民族的文化信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摘编自《农业遗产的种质资源价值》）

材料三：

中国是个具有悠久农业发展史的文明古国。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轮种套种、保墒防旱、稻田养鱼、生物灭虫、桑基鱼塘等传统农耕技术使农田能做到常用常新，确保了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但是，随着近代工业文明的闯入，特别是化肥农药、除草剂、催熟剂等西方工业产品技术一系列问题已频频出现。我们并非不加选择的排斥一切现代工业给传统农耕文明带来的影响，但严酷的现实告诉人们，我们真的有必要对现代工业文明给当下农业带来的上述后果进行必要的反思。否则，当下农业很可能就会像是一个吸食了毒品的瘾君子，表面上看精神抖擞，但实际上病入膏肓，已经失去了起码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今天我们发掘、保护农业文化遗产，目的就是想通过这样一项工作，将祖先所创造出来的传统农业文明以活态形式传承下去，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多的参考与借鉴。

（摘编自《为何要保护农业文化遗产？》）

文本一：

待书一样预备下四份纸笔，便都悄然各自思索起来。独黛玉或抚梧桐，或看秋色，或又和丫鬟们嘲笑。迎春又令丫鬟炷了一支“梦甜香”。原来这“梦甜香”只有三寸来长，有灯草粗细，以其易烬，故以此烬为限，如香烬未成便要罚，一时探春便先有了，自提笔写出，又改抹了一回，递与迎春。因问宝钗：“蘅芜君，你可有了？”宝钗道：“有却有了，只是不好。”宝玉背着手，在回廊上踱来踱去，因向黛玉说道：“你听，他们都有了。”黛玉道：“你别管我。”宝玉又见宝钗已誊写出来，因说道：“了不得！香只剩了一寸了，我才有了四句。”又向黛玉道：“香就完了，只管蹲在那潮地下作什么？”黛玉也不理。宝玉道：“我可顾不得你了，好歹也写出来罢。”说着也走在案前写了。李纨道：“我们要看诗了，若看完了还不交卷是必罚的。”宝玉道：“稻香老农虽不善作却善看，又最公道，你就评阅优劣，我们都服的。”众人都道：“自然。”于是先看探春的稿上写道是：

咏白海棠

斜阳寒草带重门，苔翠盈铺雨后盆。

玉是精神难比洁，雪为肌骨易销魂。

芳心一点娇无力，倩影三更月有痕。

莫谓缟仙能羽化，多情伴我咏黄昏。

大家看了，称赏一回。又看宝钗的是：

珍重芳姿昼掩门，自携手瓮灌苔盆。

胭脂洗出秋阶影，冰雪招来露砌魂。

淡极始知花更艳，愁多焉得玉无痕

欲偿白帝凭清洁，不语婷婷日又昏。

李纨笑道：“到底是蘅芜君。”说着又看宝玉的，道是：

秋容浅淡映重门，七节攒成雪满盆。

出浴太真冰作影，捧心西子玉为魂。

晓风不散愁千点，宿雨还添泪一痕。

独倚画栏如有意，清砧怨笛送黄昏。

大家看了，宝玉说探春的好，李纨才要推宝钗这诗有身分，因又催黛玉。黛玉道：“你们都不了？”说着，提笔一挥而就，掷与众人。李纨等看他写道是：

半卷湘帘半掩门，碾冰为土玉为盆。

看了这句，宝玉先喝起彩来，只说“从何处想来！”又看下面道：

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

众人看了也都不禁叫好，说“果然比别人又是一样心肠。”又看下面道是：

月窟仙人缝缟袂，秋闺怨女拭啼痕。

娇羞默默同谁诉，倦倚西风夜已昏。

众人看了，都道是这首为上。李纨道：“若论风流别致，自是这首；若论含蓄浑厚，终让蘅稿。”探春道：“这评的有理，潇湘妃子当居第二。”李纨道：“怡红公子是压尾，你服不服？”宝玉道：“我的那首原不好了，这评的最公。”又笑道：“只是蘅、潇二首还要斟酌。”李纨道：“原是依我评论，不与你们相干，再有多说者必罚。”宝玉听说，只得罢了。

李纨道：“从此后，我定于每月初二、十六这两日开社，出题限韵都要依我。这其间你们有高兴的，你们只管另择日子补开，那怕一个月每天都开社，我只不管。只是到了初二、十六这两日，是必往我那里去。”宝玉道：“到底要起个社名才是。”探春道：“俗了又不好，特新了，刁钻古怪也不好。可巧才是海棠诗开端，就叫个海棠社罢。虽然俗些，因真有此事，也就不碍了。”说毕大家又商议了一回，略用些酒果，方各自散去。也有回家的，也有往贾母王夫人处去的。当下别人无话。

（节选自《红楼梦》第三十七回《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蘅芜苑夜拟菊花题》）

文本二：

海棠社只有八个成员，共雅集了两次，但在这弥漫着阳春白雪和骨肉亲情的氛围中，在评谁为第一的关键问题上就形成了三个派别。第一派是李纨、迎春、惜春三位社领导组成的诗作水平略逊的中间派，他们在诗社中和稀泥、搞折中。第二派是宝钗和探春的“含蓄浑厚”派，力挺宝钗摘冠。第三派是黛玉和宝玉组成的“风流别致”派，此派在第二次雅集时又加入了湘云，他们呼吁黛玉夺魁。激烈的桂冠之争至少反映出三个问题：宝钗与黛玉文采相当，矛盾是他们关系的主线，这一矛盾有着不可调和性，所以部分《红楼梦》续书让宝钗和黛玉同嫁宝玉，绝对不符合宝钗和黛玉的性格特点。《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对宝钗与黛玉这两个人物倾注了同样的感情和笔墨，并无明显的抑扬。对人的亲疏好恶，决定着对诗的亲疏好恶，也就是所谓的“人品重于诗品”，竟然也成了海棠社这个远离利禄社会的文化沙龙的评诗标准。

《红楼梦》中的诗社除海棠社外，还有后来的桃花社等，从前到后也有不少作诗、评诗的描写，但都不及海棠社这样剑拔弩张、锋芒毕露，海棠社评诗集中展现了大观园内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深入地研究海棠雅集，对于了解大观园中微妙的人际关系，对于了解红楼人物鲜明的性格特点，甚至对于了解曹雪芹的诗学思想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节选自陈霞、杨桂华《海棠诗社的桂冠之争》）

文本一：

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当下，乡村的“信息闭环”特征发生了显著变化。原先，村民们的主要交流内容几乎仅来自于某个特定村庄内发生的事情。一山之隔就可能使山两边的村落互不相闻，谈话内容毫不相干，这也使村民的社会化过程被缩短与简化，几乎没有逆向社会化与再社会化的过程。因为这片土地上的文化相对静止，礼教与宗族文化从古代传承至今；而在同一村落内，文化背景相同的人的相互交流又在不停地强化人们的文化模式，使其更加固定，就像天坛里的回音壁。如果没有外部的新文化输入，则这片村落中大概只有单向度的社会化存在，就像《桃花源记》里的世外之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从某种程度上说，乡村中的文化环境与当下我们在互联网上所处的文化环境有些相似。在此不妨将乡村中的文化传播环境与互联网上的作一些对比。由于大数据、搜索引擎、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人们愈发受限于“信息茧房”。通过算法分析，应用程序向每个用户精准推送与其偏好一致的内容，推荐与其意见一致的其他用户。在这个“信息茧房”中，尽管我们可以第一时间获知天下事，但手中握着的选择权却使我们更多地关注与自己观点相同的言论和内容。不仅如此，由于碎片化信息能够被快速理解与传播，更适应网络时代需求，网上的表达也趋于简单化。判定一个人说的话有没有道理，不在于他的论据及论述过程，而是他的立场。这样，就形成了文化闭环，相似的声音回荡在其中，使闭环内部人员的文化观念愈发固化，使各种有门槛的、相互之间不甚了解的亚文化社群林立于互联网土壤之上。

这种物以类聚的行为模式也催生着社群语言体系的适应性变化。语言和符号是文化的构成要素之一，人们使用的语言已不仅是属于他们自己的语言，同时也是社会的语言。正如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所说：“要使多数人能对同一象征具有同一意义，他们必须有着相同的经历，就是说在相似的环境中接触和使用同一象征，因而在象征上附着了同一意义。因此在每个特殊的生活团体中，必有他们特殊的语言，有许多别种语言无法翻译的字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农村中出现了属于各村、各个家族的内部话语体系，互联网上也出现了迭代速度极快的网络流行语。网上的各个亚文化圈中也流行着属于自己圈子的“行话”。

综观互联网“信息茧房”与乡村的“文化回音壁”现象，我们会发现两者不仅有着相似的表征，而且在破除限制的方法上也不谋而合，即主体可以通过主观能动性跳出信息限制的怪圈。在互联网世界中，网民个体可以有意识地通过点击新话题，降低“奶头乐”内容点击率等行为自发跳出文化闭环。在万物互联的时代，只要剔除自己精神上“物以类聚”的过度依赖，就可以凭自己的力量，跨过画地为牢的门槛，对于乡村的文化用环，由于其是因血缘，地缘等因素限制而产生的隔膜，在信息传播全凭口口相传的时代。村民们对于这种局面凭一己之力几乎无法改变，但随着乡村振兴的加速、人口流动性的提升、信息技术的普及，常居乡村的人们已经可以挣脱“文化回音壁”的束缚天南海北发生的事情尽在某个小村人们的谈笑间登场，身处任何地方的任何人几乎都对想查找的信息唾手可得。由此，乡村中一些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也被动摇，甚至被打破，人们对于中国乡村所抱有的一些刻板印象已不适用于今日。

在现代化发展帮助人们逐步冲破文化闭环的同时，这片地域上的淳朴亲情与中国乡村的特性并未随之被稀释。村民们会热情接待回乡的游子，乡邻之间会相互邀请对方来自家分享刚出炉的美味。乡村中并未变得人情冷漠。同时，人们的“乡愁”也不再局限于中国乡村而是随着人口的流动扩展到全世界。有中国人的地方，就存在着扎根于中国乡村的乡土性。从这个角度来看，乡村和城市并没有完全割裂。在乡村振兴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过程中，削弱与消失的是封闭、愚昧和落后，存留的是亲情、乡情和家国情。乡土性并不围于“村落”这个物理地域内，乡土性同时也是中国人的民族性。

虽然中国现代化的脚步不可阻挡，但它的乡土性同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难以磨灭——这个国家的根还留存在这片土地上。

（摘编自钰鉴咖《信息时代：乡土中国的存与失》，有删节）

文本二：

在我们社会的急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于是，“土气”成了骂人的词汇，“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

（节选自费孝通《乡土中国·乡土本色》）

材料一：

文化文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华民族有着5000多年的文明史，历史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文化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贯穿始终，一直作为人类灵魂的支撑。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目标，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和强大的精神力量作为基础。文化也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坚持高度的文化自信是提高国家软实力的关键。

希望大家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古人讲：“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所谓“为时”“为事”，就是要发时代之先声，在时代发展中有所作为。在隆重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我们表彰了100名改革先锋，其中就有许多作家、艺术家、社会科学家，像李谷一、李雪健、施光南、蒋子龙、谢晋、路遥、樊锦诗、厉以宁、林毅夫、王家福、胡福明、许崇德、杜润生、郑德荣等，他们都是紧跟时代、奉献时代的优秀代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呼唤着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理论家，文艺创作、学术创新拥有无比广阔的空间。希望大家坚定文化自信，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承担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使命，勇于回答时代课题，从当代中国的伟大创造中发现创作的主题、捕捉创新的灵感，深刻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巨变，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

（摘自习近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

材料二：

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文化，作家生活于时代之中，不能不深受时代气息的感染。作家的文学风格必然要渗入时代文化的因素，表现出时代性。文学风格总是这样或那样反映时代文化的特点，形成文学的时代风格。

所谓文学的时代风格，就是作家作品在总体特色上所具有的特定时代的特征，它是该时代的精神特点、审美要求和审美理想在作家作品中的表现。时代风格主要是指从历史和社会高度把握的、只属于这个时代而不属于其他时代的文学的总体特征。先秦诸子散文感情激越、设想奇特、辞采绚烂，富有论辩性，理当与当时群雄割据、学派林立、百家争鸣、富有创造力的时代特征密切相关。文学的时代特点不是时代印记被动的承受物，它既是时代精神的产物，又是时代精神的发酵剂和催化剂。曹操、曹丕、曹植、孔融、王粲、刘桢等人都是建安文学的代表，他们面对军阀混战、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时代，既敢于正视现实，又富有“拯世济物”的宏愿，因此，尽管这些作家各有各的风格，如曹操的苍凉悲壮，曹丕的通脱清丽，曹植的豪迈忧愤，孔融的豪气直上，王粲的深沉秀丽，刘桢的贞骨凌霜，但他们却都继承和发扬了汉乐府缘事而发、为时而作的文学精神，具有“慷慨以任气”和“志深而笔长”的共同特点。这古今盛赞的“建安风骨”，就是建安文学的时代风格。时代风格又总是发展的，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形成不同的时代风格。比如，在欧洲曾此起彼伏盛行过的古典风格、哥特式风格、文艺复兴风格和巴洛克风格，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时代风格的形成，受时代情境和语境的影响，也离不开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比如，唐代中后期的古文运动所造成的新文风和时代风格，就是一群古文家的有意识的努力创造。唐初文风承六朝骈俪旧习，成为束缚思想内容的桎梏，一些先行者逐渐要求反对骈文，提倡古文。到德宗贞元间，韩愈号称上继三代两汉，以自己奇句单行的散文与“俗下文字”（即骈文）相对立，逐渐有众多文人追随。至宪宗元和间，又有柳宗元大力支持，于是声势更大。古文言之有物，具有批判锋芒，一度压倒了骈文，开创一代新文风。

风格的时代性差异也完全可能体现在同一个作家身上。这在一些跨世纪、跨时代的作家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特别是当时代发生动荡、革命、战乱，改朝换代，或社会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出现重大的变更转型，都会使作家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创作视野、艺术趣味乃至情调语调发生重大的变化，从而导致个人风格的时代性转变。中国的现代作家，大多都经历了个人风格的时代性转换。如丁玲早年接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追求个性解放，却受到了挫折，这在她早期带有自传性质的《莎菲女士日记》等小说中有着明显的表现，作品呈现出一种浓厚的感伤色彩和浪漫风格。在成为左翼作家，特别是进入延安革命根据地后，丁玲的作品和文风都判若两人。1948年她出版的反映土改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具有强烈的社会主义的政治色彩和写实风格。

（摘编自童庆炳《文学风格与时代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