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艺术家在艺术形象中表现出来的感觉不同于科学家的感觉。科学家的感觉是冷静的、客观的，追求的是普遍的共同性，而排斥的是个人的感情，一旦有了个人情感色彩，就不科学了，没有意义了，可是在艺术家，则恰恰相反，艺术感觉或心理学的知觉之所以艺术，就是因为它是经过个人主观情感或智性的“歪曲”。正是因为“歪曲”了，或者用一个术语来说“变异”了，这种表面上看来是表层的感觉才成为深层情感乃至情结的可靠索引。

有些作品，往往并不直接诉诸感觉，尤其是一些直接抒情的作品，光用感觉还原就不够了。例如“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好在什么地方？它并没有明确的感知变异，它的变异在它的情感逻辑之中。

这时用感觉的还原就文不对题了，应该使用的是情感逻辑的还原。这里的诗句说的是爱情是绝对的，在任何空间、时间，在任何生存状态，都是不变的，永恒的。爱情甚至是超越主体的生死界限的。这是诗的浪漫，其逻辑的特点是绝对化。用逻辑还原的方法，明显不符合理性逻辑。理性逻辑是客观的、冷峻的，是排斥感情色彩的，对任何事物都取分析的态度。按理性的逻辑的高级形态，亦即辩证逻辑，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是不变的。在辩证法看来，世界上没有永恒不变的东西，一切都随时间、地点、条件而变化。把恋爱者的情感看成超越时间、地点、条件是无理的，但是，这种不合理性之理，恰恰又是符合强烈情感的特点。

清代诗话家吴乔把这叫做“无理而妙”。为什么妙？无理对于科学来说是糟糕的，是不妙的，但，因为情感的特点恰恰是绝对化，无理了才有情，不绝对化不过瘾，不妙。所以严羽才说“诗有别才，非关理也。”

当然，情感逻辑的特点不仅是绝对化，至少还有这么几点，它可以违反矛盾律、排中律、充足理由律。人真动了感情就常常不知是爱还是恨了，明明相爱的人偏偏叫冤家，明明爱得不要命，可见了面又像贾宝玉和林黛玉那样互相折磨。臧克家纪念鲁迅的诗说“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这按通常的逻辑来说是绝对不通的。可要避免这样的自相矛盾，就要把他省略了的成分补充出来：“有的人死了，因为他为人民的幸福而献身，因而他永远活在人民心中。”这很符合理性逻辑了，但却不是诗了。越是到现代派诗歌中，扭曲的程度越大，现代派诗人甚至喊出“扭曲逻辑的脖子”的口号。在小说中，情节是一种因果，一个情感原因导致层层放大的结果。按理性逻辑来说理由必须充分，这叫充足理由律。可是在情感方面是充足了，在理性方面则不可能充足。说贾宝玉因为林黛玉反抗封建秩序，思想一致才爱她，理由这么清楚，却一点感情也没有了。

在现代派小说中，恰恰有反逻辑因果的，如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整个小说的情节的原因和结果都是颠倒的，似乎是无理的。情节的发展好像和逻辑因果开玩笑，反因果性非常明显。种种荒谬的情节，仔细研读，你会发现，在表面上绝对无理的情节中，包含着一种深邃的道理。这样的哲学深邃性，就是无理中的有理，这样的无理，比之一般的道理要深邃得多。

（摘编自孙绍振《分析方法的可操作性》）

材料二：

所谓“无理而妙”，所表现的往往是一种特定的微妙的感情，而这种感情正是那种不受控于“理”的主观的情愫。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种感情乃是源于一种心理变态，一种超理智的状态，当人的情感达到相当的强度时，便自然进入物我一体、真假不辨、幻想与现实混淆一类虚幻迷妄的心理变态。所以诗人表现这种特定的微妙的感情，就可以“曲写心灵”（王夫之语）。比如说，边远地区得不到春风的吹拂，那是违背自然规律的咄咄怪事。但欧阳修竟然怀疑起来了，“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这固然写出了山城的僻远和寒冷，更重要的是为了表现一种惆怅之情，而这种感情又是同他贬居生涯心境的寂寞相联系的。

一般地说这类抒情作品的审美价值和艺术生命力，是普遍写常情与写心理常态的作品所不可比拟的。正如袁枚所说“诗者由情生者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有必不可朽之诗”，这里的“必不可解”，大致相当于“无理”。“无理而妙”，或无理而情至，不仅概括了诗艺中的一种特殊现象，一点精微之处，体现了艺术辩证法，而且抓住了诗的审美特质，显示了“情”与“理”的差异性和矛盾性，或许可以称得上古人论诗运用双向思维的一个范例。

（摘编自王文龙《“无理而妙”的现代阐释》）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二次元是当下社会存在的一个亚文化族群。早期的动画、漫画都是由二维图像构成的，其画面是一个平面，所以被爱好者称为“二次元世界”，简称“二次元”。广义上说，各种虚拟世界的卡通、动漫，电子游戏及其相关的核心产品与衍生产品都可以归为二次元的范畴。

为何那么多人痴迷二次元文化？细究起来，主要有两点原因。其一是逃避现实的心理需求。不少青少年沉迷于二次元世界无法自拔，其实是不愿面对充满竞争和纷扰的真实世界。二是寻求认同的心理需求。处于边缘地位的亚文化族群往往要通过对亚文化的集体消费，不断强化着彼此间的认同感，感知个体存在的价值。

二次元文化的盛行，于资本市场可能是利好，但对文化领域是喜是忧，则需要时间的验证。当下二次元文化的各类活动主要是在互联网这个场域完成的。新媒体不仅为二次元作品提供了便利宽广的展示平台，还为网络一代找到了同好聚集、思想碰撞的交流空间。在这种环境下，二次元逐渐跳脱了孤立的虚构故事空间，超越了动漫的艺术形式，形成涉及人群更广泛、内容更丰富的时尚潮流。然而，由于互联网对海量内容的筛选、监管和把控不甚严格，使二次元文化落入野蛮生长、良莠不齐的窠臼。

随着主要受众群体年龄的增长和心智的成熟。二次元文化与主流文化破壁交融的进程将逐渐加速。为了更好地获得年轻人的认同，我们应当通过参与创作或评论引导的方式影响二次元文化，指引其朝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有鉴于此，国产二次元作品，至少应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提升：一是融入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主流文化提倡的要素。二次元这种创作传播方式，须在中华文化内涵的挖掘上有所倾斜，这样才能为青少年亚文化和主流文化的对接打下基础，给主流文化的发展开辟更多维度。二是从注意力经济转向情感力经济。动漫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里面的人物个性鲜明、情感丰富。尚处于发展初期的国产二次元作品却更多地流于肤浅的无厘头搞笑，或一味追求视觉刺激，堆砌俊男美女、宏大场景。试问，如果没有充分的情感张力，又怎能与观众深度互动、引导他们进行理性思考呢？三是取材于现实，靠生活质感打动观众。与其他艺术形式一样，二次元文化唯有回归现实，脚踏大地，才能更加震撼人心，引发共鸣。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

（摘编自宋磊《面对“二次元潮流”主流文化不应缺位》）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那些被称土气的乡下人是中国社会的基层。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这个土字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农业直接取资于土地，种地的人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孤立、隔膜是就村和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用一位外国学者的话说，前者是“有机的团结”，后者是“机械的团结”。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生活上被土地所囿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须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

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磨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这过程是《论语》第一句里的“习”字。“学”是和陌生事物的最初接触，“习”是陶炼，“不亦说乎”是描写熟悉之后的亲密感觉。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

“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

从熟悉里得来的认识是个别的，并不是抽象的普遍原则。在熟悉的环境里生长的人，不需要这种原则，他只要在接触所及的范围之中知道从手段到目的间的个别关联。在乡土社会中生长的人似乎不太追求这笼罩万有的真理。我读《论语》时，看到孔子在不同人面前说着不同的话来解释“孝”的意义时，我感觉到这乡土社会的特性了。孝是什么？孔子并没有抽象地加以说明，而是列举具体的行为，因人而异地答复了他的学生。

在我们社会的急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于是，“土气”成了骂人的词汇，“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二：

改革开放以后，乡村社会中的变化确实如有些学者所观察到的，行政村中的村民之间相互认识而不熟悉，缺乏共同生活的空间，而大批青壮劳动力进城务工更是带来乡村社会普遍的空巢现象。尤其是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以及市场观念的不断深入，熟悉社会中的关系网络开始裂变，既有的伦理观念、道德、价值等正在失去约束力。但是，这可以称之为物、周围环境的变化，而长期浸淫于熟悉社会而习得的“给予”和“亏欠”的人情传统以及思维方式和行为规则等还存在巨大影响。

众多研究表明，生活在乡村社会的农民，虽受到外部条件变化影响，但依旧以亲情纽带和乡土圈子为核心，诚实相待，和谐共处，熟悉社会的亲密关系也由此不断延续下去。而进城务工人员在城市中虽然遭遇到大量陌生关系，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依靠血缘、亲缘、宗缘和地缘等，结成亲密的社会关系网络，并且依此确认其自我身份，进而形成一种新的“地方认同”。可以看出，熟悉社会已遭遇强烈冲击，但在日益变动的社会结构中仍有影响。

（摘编自黄锐《乡土社会是“熟悉社会”》）

材料三：

“熟悉的社会”是对乡村社会的地方性与整体性结构特征的一种概括，而非指微观的、个别的人际关系或社会网络状况。经历经济转型、社会与文化变迁之后，乡村社会中诸多微观结构与行动都可能已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其中就包括人际关系和交往方式的变化。然而，村落共同体的地方性以及共同体的整体性特征依然留存。

在村落共同体中，村民之间的关系是熟悉的。熟悉的关系并非指具体的两个个体间的交往情况和熟知程度，而是指村落社会关系是相互熟知的。熟悉的社会是一种信息非常对称的社会，也是一种信息透明的社会。信息对称指的是自我与他人是知根知底的、相互能达成默契的。不论两个村民个体之间是否有直接的交往和互动，也不论一个人对其他个体具体情况的熟知程度如何，人们都能达到相互熟知或知根知底，因为村落共同体本身就是一个信息透明的社会。在一个固定的场域里，个人及其社会关系的信息其实是有目共睹的，而且人们的行动信息也容易被村里人所知晓，并不一定需要专门的努力就能达到。

熟悉关系仍代表着乡村社会的一种特质，因为这是与城市社会关系有着本质区别的。尽管在城镇化扩张和乡村劳动力流动的冲击下，乡村社会熟悉关系也处于变迁之中，但在村落生活共同体依然存续的情况下，基于地缘和血缘而形成的熟悉社会关系的特征也就继续留存。

（摘编自陆益龙《后乡土中国》）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古代书院，承担着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英才的重任，通常由富商、学者自行筹款，于山林僻静之处建学舍，或置学田收租，以充经费。千余年来，作为我国独特的教育机构和学术机构，书院在历经辉煌、困顿和沉寂中发展着，至今仍然“活着的书院”——岳麓书院就是其中的典范。

岳麓书院位于湖南省长沙市湘江西岸秀丽的岳麓山下，湖南大学校园之中，为我国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它自北宋创始，历宋、元、明、清各代，兴学不变。随着清末改革学制，废书院，办学堂，辛亥革命后改高等学校直至湖南大学，均因旧址扩建，千余年来都是湖南高等学府所在，反映了祖国文教事业的悠久历史，是十分可贵的文物史迹。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岳麓书院经由湖南大学管理和修复以来，书院延续其千百年来的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播功能，成为全国书院中承继其传统功能的典型代表，被外界誉为“千年学府”。

从岳麓书院到湖南大学，千百年来始终坚持成就人才、传道济民的教育理想，高扬爱国务实、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倡导实事求是、学贵力行的治学精神，秉持开放自由、兼容并蓄的办学姿态，培养和熏陶了大批人才。以近代中国为例，先后涌现了以魏源、贺长龄等为代表的经世改革派，以曾国藩、左宗棠等为代表的洋务运动领导者，以谭嗣同、熊希龄等为代表的维新变法志士，以黄兴、蔡锷等为代表的民主革命者，以杨昌济、范源濂等为代表的教育家，以何叔衡、蔡和森、毛泽东等为代表的早期共产主义者。

目前，岳麓书院已经形成从本科、硕士、博士到博士后的完整的人才培养格局，努力推动岳麓书院的全面现代复兴，将其建设为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文化地标。

当下，尽管书院在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上可以给予我们诸多启示，尽管岳麓书院已是湖南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很多书院正在被新建或复修，但它俨然不是现代教育的一个渠道或重要组成部分，不是也不能取代义务教育的主体地位。也就是说，现在的书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书院，而是一个文化传承的载体，应有更多符合时代需求的内容，这是发展理念上应该明晰的。

（摘编自范玉刚《书院的文化传承及精神蕴蓄》，岳麓书院网站）

材料二：

书院是中国古代民间教育机构，是古代东亚教育制度有别于官学的一种独立的教育系统。书院历史非常悠久，其间之形制、规矩多有变化，所以要综括地谈它的精神并不容易。

传统书院有讲会，讲会有高度的仪式性。不是一上来就开始演讲，演讲前要焚香，要击云板，要歌诗。歌诗非常重要，因为儒家的教育要“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还有祭祀，每次讲会前，主持人都要先到孔子像前上香，上香后才开始讲会。所有这一切，都显示了讲会的仪式性。其次还有会约，极细密。如白鹿洞书院的《白鹿洞规约》一类。每个书院在具体运营过程中，还有非常多、非常细的规范，包括怎样吃饭，怎么缴费，每个月聚几次，是朔望集，还是每个月初三初七聚会，每次聚会多少时辰等。这些规定非常详细，否则群体生活便难以进行。

书院精神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质疑、问难、辩论的精神。这种精神是中国学术上本来有的传统，书院继承和发扬了它。那么，这个传统从哪儿来的呢？从汉代的讲经来！当然先秦诸子不用说了，儒家的师弟子之间也是互相辩论的。但汉人讲经学时，把这种辩论的精神制度化了，演讲时规定要安排一位质疑者。这个传统在南北朝期间又扩大了。皇帝也常出来讲经，由大臣问难。到了宋代，这种风气在书院中也得到了体现。所以书院讲会在制度上要设一名质疑者，目的就是用跟你相反的道理和你辩论，以追求真理。

讲会之外，书院山长（院长）还要讲学。这跟讲会不太一样，主要是本门内部的讲习，讲自己的学问。书院山长大概一两个月讲一次，平常并不讲，那么平常书院是怎么学习的呢？是自学！就是你自己学习。书院有个方向，告诉学生应该遵从什么，有个精神上的导引，这些都由山长提点。自己学、自己下功夫，学到某个地步，老师才给个指引或做个印证。书院基本上不考试，你做学问是为自己做的，你学问好不好你自己清楚，我考你干什么呢？你为了考试来蒙混我，有这必要吗？而且也没有年限，你要读几年就读几年，所以有些人一辈子都在书院。自学自律，为己之学，这种精神贯穿于书院中。

另外，还应注意书院的社会性。书院对外另有宣讲，属于社会性的讲学。这种面对社会的讲学，旨在教化，目的是要让社会风俗更为淳美。古代书院的山长们在这方面颇有表现，有很多故事。如清代诗人施闰章（愚山）主持一个书院，有天来了两兄弟，写了状子到书院告状，要争祖产。愚山说：“我这里是书院，是讲学的地方，不是衙门，你们要告状，需到衙门去，但既然来了，那我们也不妨聊聊。”就让两兄弟坐下来，跟他们谈兄弟友爱之道，结果讲得这两兄弟相拥痛哭，当场就把状子烧了，回家去了。

最重要的，贯穿在书院内部的是一种礼的精神或敬的精神。礼的外在是一种典礼、仪式，内在是一种敬的精神。这礼或敬表现在什么地方呢？第一，表现在祭祀上。书院必有祭祀，祭祀是书院非常重要的功能。这种功能在今天的大学里荡然无存。没有祭祀就是没有学术传统，没有学术的传承。我们很多大学只纪念政治人物，立了一堆铜像塑像，但是大学自己学术本身的师承，什么时候祭祀了？其次是斋。书院有斋，我们平时讲心斋、吃斋。斋是什么？是用行动来表现一种对事物恭敬的态度。像祭祀时要斋戒沐浴，要斋心。所以，斋舍不只是回去睡觉的地方，你主要的学习、主要的实践功夫都是在你的斋房、你的书斋里体现的。你大部分的时间并不是到讲堂上听讲，仍是在书斋里自己用功。还有敬师。现在很多学校，老师进教室讲课，学生起来敬礼都不会；下课，学生一哄而散，也不懂得要跟老师敬礼，没有任何仪式。没有礼的精神灌输其中，想要学生守规约，必然引起反弹。

书院属于私学，是一个特别的地方，但它是整个社会共同的事业，其功效也影响于整个社会。

（摘编自龚鹏程《书院何为·书院精神》）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丝绸之路”名称和概念在20世纪上半叶的译介、传播进程，展示出其发展的主要线索和基本样貌。19世纪末、20世纪初，通过译著的介绍，在汉文文献中已谈到丝绸之路。自20年代起，在中文相关译作中已采用了“古丝商之路”“蚕丝贸易通路”“运丝通路”等不同的称呼；至迟于20年代末，已开始使用“丝路”“丝道”等译名。从30年代初起，由于斯坦因、斯文赫定等在西北新疆等地探险活动的直接推动，以及中西交通史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又与这一时期“开发西北”的呼声与思潮相联系，缘此诸因，经学人的译介引进和报刊传媒的作用，“丝路”“丝道”的名称和概念逐渐在中国传播开来，并为国内学界接纳和采用。最初称谓尚不统一，呈现出命名多样化的状态，之后渐而趋向集中于“丝路”“丝道”的名称。一些学人陆续采用了这一外来的新概念和新名称，尤其是1935年之后，运用这一名称的明显增多，并成为学术表述的一种概念工具。

（摘编自邬国义《“丝绸之路”名称概念传播的历史考察》）

材料二：

古代丝绸之路极大地促进了商品大流通，率先实现了东西方商贸互通和经济往来。

丝绸是沿线国家商品交易中最主要的高档货物。原产于我国的丝绸，在古代西方国家十分名贵。安敦尼执政时期，中国丝绸几经转手到了罗马，已是贵若黄金。在阿赫门王朝时期，丝绸产品和生丝是波斯与中国商人交易的大宗商品，波斯人采用萨珊传统纺织方式进行再加工，赋予中国丝绸新的活力。在中亚，索格底亚那的商人精通丝绸贸易，公元4世纪时，我国长安等地集聚着不少以经营丝绸为主的索格底亚那商人。为了争夺对中国丝绸贸易之利，公元571年拜占庭联合突厥与波斯发生了一场长达20年之久的“丝绸之战”。

公元5世纪前后，我国茶叶通过陆地和海上丝绸之路陆续传入南亚、中亚、西亚，15世纪一经传入即迅速风靡整个欧洲。17世纪以前，中亚和欧洲人日常使用的器皿主要是陶器、木器和金银器。随着中国瓷器的大量输入，西方激起了一股“中国热”。

古代丝绸之路推动了科学技术的交互传播，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以及炼铁术等技术，通过丝绸之路相继传入西方，成为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的重要因素。

（摘编自李国强《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价值及对共建“一带一路”的启示》）

材料三：

从2001年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以来，中国和中亚国家的经贸及社会文化关系取得了长足进展。目前，中国是中亚5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中亚油气资源最大的购买国。

中国的兴起在世界历史上的意义，超过19世纪末美国的兴起，堪比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工业革命。其原因在于，到19世纪末西方国家的总人口不过2～3亿，西方工业国的出现，造成少数人口居于全人类产业链与食物链的顶端，全世界的资源与财富多为他们所用，极大地扩大了全球的贫富差别。日本以及后来亚洲“四小龙”的出现，也没有影响这种世界格局，因为它们的体量太小。而中国的兴起，是相当于现存西方社会两倍以上人口的崛起，它意味着原先为西方少数人享用的全球资源要被新来者瓜分，原先已经存在的财富流动渠道和流向要改变。

（摘编自刘迎胜《丝绸之路的未来——当代的新丝绸之路》）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进入新世纪，通俗文学发展进入一个更加广阔的空间，并与网络文学结合，发展出不同类型、不同模式的叙事方式，形成蔚为壮观的网络文学大潮。近年来更借助“网文出海”这一海外传播潮，引起社会各界关注。当前我国通俗文学发展呈现出勃勃生机，显示出巨大优势。据统计，2019年我国网络文学读者达4.3亿人，网络文学作者达千万之多。如此之多的作者同时进行小说创作，为人类历史所罕见，极大释放了文学生产力；近年来，不仅科幻小说异军突起，“新武侠”方兴未艾，而且网络文学也发展出诸多不同类型，在各种大的类型之下又不断细分，读者阅读的“刚需”得到相当程度的满足；代表性作家作品不断涌现，如科幻小说作家刘慈欣、王晋康、韩松，网络小说作家唐家三少、猫腻、天蚕土豆、阿耐等，这些知名作家的出现开创或提升了某一类型的创作，推动了类型文学发展；另外，与读者充分交流互动，并在互动中创造新的文体与新的交流形式。

通俗文学要推出经典，走向高峰，需要汲取历史上优秀通俗文学创作经验。具体说来，就是要有精品意识、创造性和担当精神。

精品意识就是要对创作、对读者认真负责，每一部都倾尽全力去写，争取立得住、留得下。金庸武侠小说一共15部，大多是精品，刘慈欣凭一部《三体》，将中国科幻文学推向世界文坛。现在网络文学创作往往要日更数千字，这使不少作者疲于奔命，顾不上精心构思、细心推敲，与精品追求构成一定矛盾。当年张恨水、金庸等人的小说也是在报刊逐日连载，但他们的创作态度极为认真，金庸小说成书后经历两次精心修改。这种创作态度值得今天的通俗文学作家学习和借鉴。以网络小说创作为例，平台和作者不应一味追求写作速度和数量，而应把创作质量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此外，许多网络小说都会经历实体出版的过程，作者应珍惜这一修改打磨的机会。

创造性就是要有独特发现，并以独特艺术形式表现出来。通俗小说大多是类型化写作，好处在于轻车熟路，有固定模式可循，作者易于创作，读者易于接受，但问题在于缺乏新颖性，读多了难免有雷同之感。类型是通俗文学的重要资产，只有在类型写作中不断进化，通俗文学才能保持持久而旺盛的生命力，于此，作者的创造性便突显出来。如何突破固有模式，融入个人独特创造，考验着一个作家的本事和胆识。这要求作者既对时代变化保持敏感，又广泛吸取严肃文学创作经验，实现新的文学创造。

担当精神就是要有高远文学追求，承担起文学的社会责任。通俗文学的通俗性、大众性，使其易于为读者接受，也易于与影视、动漫、游戏等领域联动而形成文化产业链，进一步扩展通俗文学与大众的沟通和连接。这种严肃文学难以比拟的传播力度和广泛性，对通俗文学提出更高要求。如何以通俗方式回应读者需求，同时保持较高的精神格调，对读者有所引领和提升，是通俗文学作者需要面对和思考的问题。通俗文学作家应努力创作出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俱佳的作品，力求做到思想性、艺术性与可读性的统一。

（摘编自李云雷《打造当代通俗文学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