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论语》里孔子被描写成一个教育家。从某种观点看来，也的确如此。他期望他的弟子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成人”（《论语·宪问》），所以教给他们以经典为基础的各门知识。作为教师，他觉得他的基本任务，是向弟子们解释古代文化遗产。《论语》记载，孔子说他自己“述而不作”（《论语·述而》），就是这个缘故。不过这只是孔子的一个方面，他还有另一方面，这就是，在传述传统的制度和观念时，孔子给予它们的解释，是由他自己的道德观推导出来的。例如在解释“三年之丧”这种古老的礼制时，孔子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论语·阳货》）换句话说，儿子的一生，至少头三年完全依赖父母，因此父母死后他应当以同样长的时间服丧，表示感恩。还有在讲授经典时，孔子给它们以新的解释。例如讲到《诗》，他强调它的道德价值时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这样一来，孔子就不只是单纯地传述了，因为他在“述”里“作”出了一些新的东西。

这种以“述”为“作”的精神，被后世儒学传之永久，经书代代相传时，他们就写出了无数的注疏。后来的《十三经注疏》，就是用这种精神对经书原文进行注释而形成的。

（摘编自冯友兰《孔子：第一位教师》）

材料二：

“述”的内涵非常丰富。《说文解字》将“述”解释为“循”；在现代汉语中，“述”可以理解为“叙述”“陈述”“讲述”“论述”或“阐述”等等。

在《中庸》中，儒家德行“孝”的定义和“述”是相关的。《中庸》：“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如果我们将“孝”的这种解释和孔子在《论语·述而》第一章中的自我描述联系起来，“述”的深层含义便跃然纸上，也就是“述”表达了“孝”的德性。

孔子践履“孝”这种德行的对象是天。《论语·八佾》讲到，“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孔子道德追寻的是天的使命。对于孔子而言，他的工作就是传天道，兴天道。在《论语·阳货》第十八章中，孔子说他不想再说话，但是他的弟子子贡说：“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孔子回答：“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从这段话中可以得出两点：第一，孔子述的是天道，天是最终的创造者；第二，孔子认为自己是天道的述者，子贡则将自己看作是孔子思想的述者。孔子践履德性的活动表达了对天的“孝”，而子贡践履德性的活动则表达了对孔子的“孝”。

因此，孔子将他对经典的传承比作一个孝子做的事情。儿子对父亲最大的孝是对父亲志向、事业、梦想的继承、实现和发扬光大。同样孔子述的天道也是对天的孝。对于孔子而言，他的智力活动是恢复天道，这就是对天尽孝。在孔子那里，“孝”的含义涉及了延续文化传统和历史传承的义务。

孔子不是唯一把哲学活动与“孝”联结起来的人。孔子与柏拉图早期的作品《游叙弗伦》对“孝”的定义殊途同归。苏格拉底的诘问对象游叙弗伦得出“孝”是公正的一部分，“孝”是人类对上天的侍奉。苏格拉底认为自己的哲学活动就是对神灵的侍奉，自己的问答法就是对神灵的侍奉。基于苏格拉底对上天侍奉的论证，苏格拉底提供的答案就是进行哲学活动是对上天真正的“孝”。对哲学活动与孝的密切联系，亚里士多德也有所表述。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说，“孝”要求更加尊重真理而不是尊重你的朋友。他认为“孝”的对象是真理，而不是上天。践行“孝”这一德性活动是追求哲学的严肃义务，因为追寻哲学是为了探寻真理。

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把哲学活动和“孝”联结起来，尽管每一个人对“孝”的理解不同，这也反映了他们做哲学的方法不同。苏格拉底通过诘问的方式审查人的信念；亚里士多德更多地是通过对前人理论的考察、批判发现真理；孔子则认为从事“孝”的活动就是对天道的传承。

（摘编自余纪元、金小燕、韩燕丽《“述而不作”何以成就孔子？》）

材料三：

“述而不作”的信条影响深远，达两千年之久，成为风气。自孔子以后，儒家教育多遵从这一原则，以传授、注解经典为己任。要从事这一学问，必然燕记经文才能言而有据。因而，熟记经典成为学生的基本功。

孔子教育弟子是为了让他们从政，用子夏的话说是“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隋唐以后，科举盛行，官方明确规定了读书人的出路，只有为官一途。学校成为向科举输送考生的途径之一。科举使用八股文体，专以四书五经命题，以儒家经典考学生，答案阐释以经典为准，不允许有超出范围的见解。

可以说，孔子“述而不作”的信条，使得他在教学中有偏重继承、轻视创新的倾向；伦理关系与师生关系的结合，造成学生对教师的依赖，这使人们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减少或部分失去了探索未知的兴趣。这样使得传统教育以教师解释、学生背诵为基本方式，因循以往，缺乏创新精神。

（摘编自李杨《“述而不作”与传统教育》）

浣溪沙

苏轼

风压轻云贴水飞，乍晴池馆燕争泥。沈郎^①多病不胜衣。

沙上不闻鸿雁信，竹间时听鹧鸪啼。此情惟有落花知！

【注】①沈郎：苏轼自比南朝诗人沈约，沈约体弱多病。

材料一：

近几十年来的“红学”研究，绝大多数集中在人物、医药、法律、饮食、服饰、园林等等微观方面。而《红楼梦》作为经典名著，我们的阅读和研究更应该着眼于文学本身，更应该立足于小说的社会背景、情节故事和人物命运。对《红楼梦》进行重新审视和思考，认识《红楼梦》的意义不仅仅是理想世界和现实世界，也不仅仅是“有情之天下”以及对个体命运的体验和感叹，而且是存在于多重世界和生命历程之中，存在于观照现实生活之中，这是超越种族和国度的。《红楼梦》中有生活世界、艺术世界和哲学世界三重世界，《红楼梦》还写了希望、烦恼和无奈失落三个生命历程。

(摘编自成中英《<红楼梦>的世界、人生和艺术》

材料二：

《红楼梦》的诞生，给我们提供了一部可借鉴的艺术典范。在中国古典小说乃至世界文学史领域里，它达到了高峰。《红楼梦》的创作登峰造极、出神入化、浑朴天成。小说中表现出的唯物观、辩证论、发展论是历史发展的趋势，是必然的，也是客观的。

《红楼梦》成书迄今已200多年，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小说之一，它不仅感动了中国人，而且也得到其他民族的重视与喜爱。《红楼梦》有各种不同的版本，数十种续书，被翻译成各种文字，流传到世界各国，感动了不同民族的读者。

其《红楼梦》即梦断红楼、梦逝红楼之意，《红楼梦》的创作以贾、史、王、薛(谐音理解为假、死、亡、血)四大封建贵族大家庭为背景，叙写了四大家族的兴衰。曹雪芹试从时代精神演进及其与社会实践互动的角度切入，把握当时的历史发展的主线与脉络，达到了对艺术性、文学性、思想性协调统一的全新理解和深刻把握。《红楼梦》融政、经、文、艺、史、哲、理、法、医、社会、建筑、音乐绘画、舞蹈、戏剧、孔儒、李道、释佛、玄学以及伦理于一炉，既是思想小说，又是社会、经济、政治小说。可以说是中国18世纪中叶封建社会发展到高度文明的产物，是中国18世纪中叶封建社会的大百科全书。《红楼梦》不是死的小说，而是有时代精神活跃其间的“活”的化身。

“红学”与“甲骨学”“敦煌学”，并称东方三大显学。红学的可贵之处，在于它“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谓三教九流、五花八门、一览无余。

(摘编自李海林《<红楼梦>赏析》)

材料三：

《红楼梦》是可以读一辈子的书。我们不只是在读《红楼梦》，我们也是在阅读自己的人生。许多人把《红楼梦》摆在床头，每天晚上睡前读一段，若有所悟，每次感觉都那么不同。

许多人会问《红楼梦》十二钗，你最喜欢谁？最不喜欢谁？林语堂说：最喜欢探春，最不喜欢妙玉。每个人心中或许都有“最喜欢”和“最不喜欢”。反复看了二三十次《红楼梦》，我不敢回答看起来这么简单的问题。

探春是贾政的女儿、宝玉的妹妹。她的母亲赵姨娘，一个丫头出身的妾。因为卑微的出身，赵姨娘似乎总是愤愤不平，嫉妒他人，总觉得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她也把这委屈转化成报复他人的恶毒言语或行为，连自己亲生的女儿探春，也不例外。探春聪明，大器，极力想摆脱母亲卑贱的出身牵连，她努力为自己的生命开创出不同于母亲的格局。她处事公正不徇私，曾经在短时间内代理王熙凤管理家务，有条不紊，兴利除弊，展现了精明干练的管理才能。

林语堂深受欧洲启蒙运动影响，重视个人存在的自由意志，重视个人突破环境限制的解放能力。林语堂一定喜欢探春，探春是他尊崇的生命典型。

但是妙玉呢？妙玉是一个没落的官宦人家的女儿，因为家道败落，不得不出家为尼，她寄养在贾家的寺庙中，看来是修行，心中却积压着不可说的郁浊的苦闷。妙玉孤傲，看不起俗世的人，对乡下来的刘姥姥嗤之以鼻。她孤芳自赏，这样的性格，即使在今日，恐怕也很难有朋友，在世俗社会，总是招人嫌怨。我们能够“不喜欢”妙玉吗？我们能够嘲笑妙玉吗？

《红楼梦》的作者，没有“嘲笑”，只有“悲悯”，没有“不喜欢”，只有“包容”。《红楼梦》的作者引领我们去看各种不同形式的生命：高贵的，卑贱的；富有的，贫穷的；美的，丑的。

宝玉关心每一个人，关心每一种生命不同的处境，他对任何生命形式，都没有“不喜欢”，都没有恨，包括地位卑微的丫头、仆人。在他的心目中，她们都是应该被尊重的对象，都是可以被欣赏的。他在繁华的人间，看到芸芸众生，似乎每一个人，每一个生命，都像自然中的一朵花，他没有比较，只有欣赏，只有欢喜与赞叹。

多读几次《红楼梦》，回到现实人生，看到身边的亲人朋友，原来也都在《红楼梦》中。每个人都背负着自己的宿命，走向自己的命运，或许我们会有一种真正的同情，也不会再随便说：喜欢什么人，或不喜欢什么人。

(摘编自《蒋勋说<红楼梦>》)

临江仙•惠州改前韵

苏轼

九十日春都过了，贪忙何处追游。三分春色一分愁。雨翻榆荚阵，风转柳花球。

我与使君①皆白首，休夸少年风流。佳人斜倚合江楼② ，水光都眼净，山色总眉愁。

材料一：

古诗是古人心声的真实记录，是展现先民人生态度的可靠文本，正如清人叶變所说：“诗是心声，不可违心而出，亦不能违心而出……故每诗以人见，人又以诗见。”读诗就是读人，阅读那些长篇短什，古人音容笑貌如在目前，这是我们了解前人心态的最佳途径。清人沈德潜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中国古人评价文学家时有一个优良传统，就是人品与文品并重。经过历代读者集体选择，凡是公认的大诗人，往往都是具备“第一等襟抱”的人物，其作品必然也是第一等真诗，从中可以感受真实心跳和脉搏，从而沦肌浃髓地领会传统文化精神。从《诗经》《楚辞》到明清诗词，都具有很高的阅读价值，如果兼顾作品的经典意义、阅读难度等因素，唐诗宋词应是我们的首选阅读对象。

唐诗宋词对于现代读者到底有什么价值？我们先来看唐诗宋词到底写的是什么内容。中国古典诗歌有一个最古老的纲领，就是“诗言志”。到了西晋，陆机在《文赋》中又提出“诗缘情”。有人认为二者是对立关系，但是初唐孔颖达在《左传正义》中说得很清楚：“情志一也”。情志就是指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包括对生活的感受和思考，也包括对万事万物的价值判断。唐诗宋词的内容跟现代人没有距离，因为诗词中表达的那些内容都是普通人的基本情感、基本人生观和基本价值观。比如喜怒哀乐，对真善美的追求，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对保家卫国英雄行为的赞美，唐宋人如此，现代人也如此。所以唐诗宋词中典范作品所表达的内心情感、思考和价值判断可以传递到今天，启发我们更细致地品味人生意义和美感。

当然，唐诗宋词对于现代人的最大意义，是其中的典范作品可以提升我们的情操、气质和人格境界，有深远教育作用。且举李、杜、苏、辛为例。李白热情讴歌现实世界中一切美好的事物，其诗中蕴含强大精神力量。杜甫诗中充满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和热爱天地万物的仁爱精神，是儒家思想积极因素的艺术表现，也是中华民族文化性格的形象凸现。苏轼在词史上首先打破晚唐以来词专写艳情的局限，他不但大量写作抒情述志、咏史怀古等题材，使词从音乐歌词向抒情诗转变，在以柔声曼调为主的传统词乐中增添高昂雄壮的因素。到了南宋，以辛弃疾为首的爱国词人把爱国主义主题变成当时词坛的主旋律，他们继承苏轼词中始露端倪的豪放词风，并以慷慨激昂和沉郁悲凉两种倾向充实了豪放风格。

总的来说，李、杜、苏、辛的作品，不仅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而且具有提升读者人格境界的熏陶作用。阅读唐诗宋词的典范作品，可以在审美享受中不知不觉受到人格境界的感染，这个过程就像杜甫所描写的成都郊外的那场春雨一样，“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摘编自莫砺锋《在读诗读人中感受万千气象》）

材料二：

在如何阅读和鉴赏唐宋词的问题上，我很认同清末民初词论家况周颐的一席话：“读词之法，取前人名句意境绝佳者，将此意境缔构于吾想望中，然后澄思渺虑，以吾身入乎其中而涵泳玩索之。”这样，便能臻于“吾性灵与（词人之性灵）相浃而俱化”的境地（《蕙风词话》卷一）。照我看来，这种读词之法所重视与强调的，即是读者须与古代词人进行有关人生体验的“交流”与“对话”，如此才能达到两代人之间的精神沟通和心灵契合。此话如何理解？

首先，从唐宋词人来说，尽管他们早已长眠地下，但其凝聚和贮存在那些不朽词篇中的人生体验却至今犹保持着顽强的生命活力。美国优秀作家福克纳曾说：“艺术家的宗旨，无非是要用艺术手段把活动——也即是生活——抓住，使之固定不动；而到一百年之后有陌生人来看时，照样又会活动——既然是生活，就会活动。”虽然唐宋词人在主观上或许并无此种意愿，但在客观上他们又通过写词而把其生命活动和人生体验“抓住”并“固定”了下来；而当后之读者重读这些词篇时，词人的歌哭啼笑，词人的音容笑貌，以及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就都会得到复活和浮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古老的唐宋词其实不老，尤其是它所贮存的丰厚人生意蕴则更保持着“常绿”的状态。故而读词实际就是在人生体验方面向前代词人“讨教”“求援”的过程，也是在古代先行者中间寻觅精神知音和良师益友的文化活动。这时，读者处于“受众”的地位，他们必须澄思渺虑，静静地倾听和深深地思索发自唐宋词人的种种心声。

其次，在此同时，读者在阅读和欣赏唐宋词时，却又会依据自身特定的人生阅历和生活经验对原作的意蕴作出多种多样的诠释和解读，并将自己的独特感悟融入到对原作之“词境”与“词心”的理解之中，这就会进而扩展和拓深原词的思想意蕴。读者在读词过程中并不是处于被动的状态，他们可以且肯定会将其自身的某些人生体验反射给唐宋词篇，缘此就形成了读者与前代词人之间的跨时代“交流”与“对话”。而唯有这样的读词之法——读者尽可能地调动自身的人生经验和艺术想象力，“以吾身入乎其中而涵泳玩索之”——这才能真正把词读深读透。

（摘编自杨海明《唐宋词与人生》）

王国维读李璟词时，对《摊破浣溪沙》中“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两句大加赞赏，认为“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人间词话》）。他选择这首词中意境绝佳的两句鉴赏，不仅读出了萧瑟秋景衬托下女主角哀怨的心境，还因自己多愁善感的性格，得出了词中深寓忧患意识的结论。

材料一

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我们当然记得不少提倡乡村工作的朋友们，把愚和病贫联结起来去作为中国乡村的症候。关于病和贫我们似乎还有客观的标准可说，但是说乡下人“愚”，却是凭什么呢？乡下人在马路上听见背后汽车连续的按喇叭，慌了手脚，东避也不是，西躲又不是，司机拉住闸车，在玻璃窗里，探出半个头，向着那土老头儿，啐了一口：“笨蛋！”——如果这是愚，真冤枉了他们。我曾带了学生下乡，田里长着包谷，有一位小姐，冒充着内行，说：“今年麦子长得这么高。”旁边的乡下朋友，虽则没有啐她一口，但是微微的一笑，也不妨译作“笨蛋”。乡下人没有见过城里的世面，因之而不明白怎样应付汽车，那是知识问题，不是智力问题，正等于城里人到了乡下，连狗都不会赶一般。如果我们不承认郊游的仕女们一听见狗吠就变色是“白痴”，自然没有理由说乡下人不知道“靠左边走”或“靠右边走”等时常会因政令而改变的方向是因为他们“愚不可及”了。

其实乡村工作的朋友说乡下人愚那是因为他们不识字，我们称之曰“文盲”，意思是白生了眼睛，连字都不识。可是如果说不识字就是愚，我心里总难甘服。“愚”如果是智力的不足或缺陷，识字不识字并非愚不愚的标准。智力是学习的能力，如果一个人没有机会学习，不论他有没有学习的能力还是学不到什么的。这样看来，乡村工作的朋友们说乡下人愚，显然不是指他们智力不及人，而是说他们知识不及人了，乡下人在城市生活所需的知识上是不及城市里人多，这是正确的。

（节选自《乡土中国·文字下乡》，有删改）

材料二

礼治社会并不是指文质彬彬，像《镜花缘》里所描写的君子国一般的社会。礼并不带有“文明”、“慈善”或是“见了人点个头”、不穷凶极恶的意思。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礼却不需要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

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礼是可以为人所好的，所谓“富而好礼”。孔子很重视服礼的主动性，在下面一段话里说得很清楚：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这显然是和法律不同了，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谓道德。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所加之于个人的。人可以逃避法网，逃得脱还可以自己骄傲、得意。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吐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这是个人习惯所维持的。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即是在没有人的地方也会不能自已。曾子易簧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礼是合式的路子，是经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

（节选自《乡土中国·礼治秩序》，有删改）

材料三

家庭在西洋是一种界限分明的团体。如果有朋友写信说他将要“带他的家庭”一起来看你，你就知道要和他一同来的是哪几个人。在中国，这句话却模糊得很。在英美，家庭包括他和妻以及未成年的孩子。如果他只和太太一起来，就不会用“家庭”。在我们中国常用“阖第光临”，但是很少人能说出这个“第”字究竟应当包括些什么人。

提到用字，“家”字可以说最能伸缩自如了。“家里的”可指自己太太一个人，“家门”可指叔伯侄子一大批，“自家人”可以包罗任何要拉入自己的圈子、表示亲热的人物。自家人的范围是因时因地可伸缩，大到数不清，真是天下可成一家。

为什么我们这个最基本的社会单位的名词会这样不清不楚呢？在我看来却表示了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是不相同的，西洋的格局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我们的格局（实际上就是差序格局）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

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物。我们俗语里有“一表三千里”，就是这个意思，其实三千里也不过指其广袤的意思而已。这个网络像个蜘蛛的网，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个以亲属关系布出去的网，但是没有一个网所罩住的人是相同的。在一个社会里的人可以用同一个体系来记认他们的亲属，所同的只是这体系罢了。天下没有两个人所认取的亲属可以完全相同的，以亲属关系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的网络来说，是个别的，每一个网络有个“己”作为中心，各个网络的中心都不同。

（节选自《乡土中国·差序格局》，有删改）

材料一：

管子曰：“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法之盛衰关乎政之治乱，良法向来是治国之重器、善治之前提。从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拟系统的成文法典《法经》问世，到代表中国古代历史上最高立法水平的《唐律疏议》出台，再到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公布，彰显了中华民族对法治的不断探索和追求。民法典汲取了中华民族5000多年优秀法律文化，借鉴了人类法治文明建设有益成果，系统整合了新中国70多年来长期实践形成的民事法律标准。它的诞生宣告中国迈入“民法典时代”。可以说，编纂民法典是我国走向繁荣强盛的象征和标志，是我国法律传统和法治信仰的生动写照，映射出中华民族在法治道路上的不懈奋进。

在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曾10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收到42.5万人提出的102万条建议，可以说，民法典诞生的过程就是充分尊重民意的过程。遵循同样的逻辑，民法典要实施好，就必须让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不管是遇上高空坠物，还是碰到遗产纠纷，抑或遭遇隐私泄露，都需要从民法典中找到解决问题的依据。只有全体社会成员以民法典为遵循，养成自觉守法的意识，形成遇事找法的习惯，培养解决问题靠法的意识和能力，才能让民法典真正成为老百姓保护自身权益的法典。

（摘编自阿斯力格《以民法典实施提升“中国之治”》）

材料二：

民法典是一部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开展思想、保障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大法。民法典的精髓和要义就在于“民”字，坚持以民为本、以民为上的立场，饱含爱民、护民、利民、惠民的情怀，促进民权保障、民生改善、民业兴旺、民心和顺、民风文明，让人民群众有更多公平感、获得感、幸福感。民法典秉持对人的全生命周期保护理念，确立或完善了胎儿利益保护、未成年人利益保护、老年人利益保护、死者利益保护等规则，形成了从摇篮到坟墓、从抽象人到具体人的全方位保护体系，为人民安居乐业编织了立体化的平安保障网。

民法典是一部推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促进社会和谐有序的大法。社会治理的要义在于多元主体的合作共治。民法典不仅为合作共治提供了所需的大量规则，而且通过公平分配合作过程中的权利、义务、风险、责任，给合作过程注入平等相待、尊重权利、信守契约、诚信无欺、公序良俗等精神元素，推动合作产生最优效果。同时，民法典赋予和保障了社会主体广泛的选择自由、契约自由、行为自由，鼓励社会主体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自己的问题，激活社会自治、自主、自律的能量，实现治理成本最小化、治理效果最大化。

民法典是一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保障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大法。民法具有鲜明的价值导向、道德取向、文化指向，与道德建设、文化建设息息相关。民法典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继承重家庭、讲仁爱、守诚信、尚公平、促和谐的传统法律精神，展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民法典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写入法律文本之中，融入民事法律标准之中，让主旋律更响亮、正能量更强劲。民法典注重运用法治手段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保护善行义举、惩罚丑行恶举，有利于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实现法治与德治相得益彰。民法典关于生命无价、人身自由、人格尊严、性别平等、尊重隐私、环境正义、英烈保护等内容，丰富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内涵，有利于推动社会道德观念的进步。

（摘编自黄文艺《民法典是经世济民、治国安邦之重器》）

材料三：

民法典其体系包括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侵权责任编等，是民事领域的根底性法律，也是检察机关开展民事诉讼监督工作的重要实体法律依据。民法典的出台将会给民事检察工作带来怎样的影响？

冯小光：民法典公布以后的溢出效应，必然对行政机关、司法权产生影响。首先，民事审判和民事检察适用的最核心实体法律是民法典。此前适用的单行法律和庞大的司法解释规定之间必然存在着不协调、不统一的地方，民法典的体系性、协调性为民事实务提供了统一的适用依据。其次，民法典能够对民事检察官和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进行很好的规制。长期以来，如何规制民事法官和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是一个司法改革的课题，民法典在这方面填补了很多空白。

王利明：民法典是根本的民事法律标准，是根本的裁判依据，将来无论是法官、检察官，还是律师，对话、讨论的平台就是民法典，而不是各说各话。民法典公布之后，就应当从民法典中寻找法律依据；而且规定非常清晰，所有的规则都在这里面了，已经消除了不一致、不统一的现象，就要在这里找统一的裁判依据、裁判尺度。另外要有体系思维，民法典是体系化的产物，为法官、检察官、律师提供了体系化的思考方式。法典就是要求援引多个条款，这是我们在适用民法典时必须要注意的新现象。

王轶：在这个问题上，我只有一个建议，就是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应该是实力相当的，监督才能够有效地进行。疫情期间，我写了篇文章，主要讨论行政许可的民法意义，着重从民法的角度分析，行政许可应该做什么样的类型区分，对民事法律行为、合同行为的效力判断究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发现，相关司法解释中，较为集中的问题是没有处理好行政法与民法的交叉问题，这可以成为未来工作的着力点。如果我们能够重点突破，充分树立监督自信，慢慢地，会与被监督者之间形成一种良好、互动的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

（摘编自龚云飞、关仕新《王利明、王轶、冯小光“三人谈”》

材料一：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各自时代的偶像。对才华出众、外形靓丽、造型时尚、为人友善、个性独特的明星产生倾慕心理，恐怕是每一代青少年必然经历的心理体验。由于所处的文化环境、传播渠道、审美标准的不同，每一代人对偶像的认知自然会有所差别。然而，在差异化的表象之下，不同时代的人们又会对偶像的概念达成一定的共识，那就是任何优质偶像、大众榜样都应该具有过人的艺术才华、执着的敬业精神和良好的公众形象。

（摘编自杨洪涛《文艺界需要真正的优质偶像》）

材料二：

当前文化领域，仍存在一些病态审美现象，这些现象有的不仅是“颜值消费”和“眼球经济”跑偏的结果，更是文娱圈子奢靡浮夸之风的新变种。

一个开放多元的社会，审美自可参差多态，各得其所。然而，凡事都应有度，越过底线就会走向反面——不是审美，而是“审丑”。热捧“小鲜肉”等娱乐造势传递出让人担忧的倾向：在“论美貌你赢不了我”的喧嚣中，演员的自我修养显得无足轻重，一些人演技不好却拿着天价片酬，各种任性都被惯出来了；在“娱乐至上”“流量为王”的误区中，一些影视作品、网络平台、综艺节目刻意迎合低俗口味，消费各种“奇葩”“怪咖”，为博眼球甚至不惜挑战社会公序良俗，散发着猎奇、拜金、颓废的气息。

以文化人，更在育人。这些现象之所以引发公众反感，还因为这种病态的文化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一个社会和国家的流行文化拥抱什么、拒绝什么、传播什么，确乎是关系国家未来的大事。培养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需要抵制不良文化的侵蚀，更需要优秀文化的滋养。

（摘编自辛识平《“娘炮”之风当休矣》）

材料三：

伟大的队伍孕育伟大的精神，刚毅的品格塑造独特的气质。军人气质，是英雄主义的血性，是集体主义的奉献，是永不言败的刚毅，是为国为民的担当。新时代“最可爱的人”身上那种气质之美，为浮躁的社会打开了另一个审美维度，理应引领时代潮流。

而当下，受商业炒作等影响，社会上渐渐刮起一股“阴柔之风”。一些“小鲜肉”“花美男”充斥屏幕，他们看起来弱不禁风却妆容精致，说起话来有气无力且矫揉造作，没有一丝阳刚之气，却被扭曲的“眼球经济”推波助澜。不少人担心，这种反常现象的泛滥，容易影响大众尤其是青少年的审美观和价值观，进而销蚀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追求。

一个健康的社会，一个向上的民族，应该有昂扬雄健之气概，有敢于开拓之勇力，有青春勃发之精神。如果放任“阴柔之风”劲吹，让不良文化侵蚀人们的思想，血性阳刚之气和尚武精神就会消退。改变病态审美，扭转矫揉造作，不妨给社会多注入军人气质，把优秀文化品格灌入以青少年为主的大众群体。唯此，方能塑造刚健勇毅的时代气质和自信自强的社会风尚。这一点，也应该永远是公共传播中的主流。

（摘编自王宁《用军人气质激扬民族雄风》）

材料四：

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过美学和美育高潮后，学校美育越来越被分工细密的现有课程体系边缘化了，我们看到的常常只是偏重技能、缺失审美内蕴的“艺术课”或者仅剩知识、脱离现实生活和主体精神世界的所谓“美学课”，而少见品位高雅、内涵丰富、陶冶学生身心的“美育课”。社会转型期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有损美育实施的生态。转型过程中，整个社会难免产生许多浮躁、趋利、庸俗等负面情绪，使得校园文化生态异化，更使得青少年人格发育趋向“空心化”，即愈来愈缺失崇高、阳刚与雄壮的美感元素。不少学生更多沾染的是经济意识、“小我”考量和感官愉悦，对美的发现、追求和创造的自觉精神日趋稀薄。“走偏”的文化消费与“病态”的审美创造互为因果，值得忧思。

（摘编自潘涌《美育为何难落实》）

月白湖荡

余显斌

六月，湖里绿了一片，绿的是苇草，是荷叶，是其它水草。水草下当然有鱼，有虾。水面有菱角，青嫩嫩的，随手捞起一个，洗一洗就可以生吃，味道青鲜鲜的。水下呢，还有嫩嫩的藕。这儿的湖泥很软，提一根荷梗，轻轻地扯起来，就带出一根藕来，白嫩嫩的。用水一洗，吃上一口，满嘴都是莲藕的香味。

棒子捞了几个菱角，还有几个嫩藕，不是自己吃，是给小王叔叔的。

每次等待小王叔叔时，棒子都会这么做。等到芦苇那边传来两声鸟鸣，小王叔叔就会出现，来时，骑着匹大白马。小王叔叔吃着菱角，还有嫩藕。棒子就跑过去，羡慕地摸着大白马的鬃毛。

小王叔叔笑道，想骑？

棒子点点头，当然。

小王叔叔就老气横秋地说，小鬼，太矮了，脑袋高过马背时，才能骑。

棒子噘着嘴，暗地里和白马比比，头刚刚挨着马背。

他想，再过一年就高过马背了，就可以了。

可是，离开后，小王叔叔却再没有来过。那天，棒子撑着一只小划子，藏在苇草里，等着小王叔叔送信来。没有等到，几声鸟鸣后，他等来的是一个陌生人，是张叔叔。棒子忙问，小王叔叔呢？

张叔叔红了眼圈，轻声告诉他，小王叔叔遭遇了小鬼子，牺牲了。

棒子眼睛顿时模糊了，远处的天，近处的水，还有苇草、荷叶、荷花，都一片朦胧。他喃喃地道，怎么会？小王叔叔有大白马，又高又大，跑起来飞快。

张叔叔叹息，小鬼子的东洋马比新四军的马更高更大，跑起来比小王叔叔的大白马快多了。

棒子咬着牙，狠狠地道，东洋马，真可恨！

张叔叔也点点头咬着牙说，我们要报仇。

报仇的机会就在眼前。原来，张叔叔这次来，是传达上级命令的，最近，一支新四军骑兵营要经过这儿，准备和湖东新四军二团会合，端掉小鬼子的碉堡。张叔叔告诉棒子，骑兵营来时，希望棒子能给带路。

棒子高兴极了，说声是。

张叔叔拍拍棒子的肩膀叮嘱，小鬼，注意安全啊。

棒子点点头，送走了张叔叔，撑着小划子，出没在密密的苇丛里，等着骑兵营的到来。

骑兵营来时是在一个晚上，月光水亮亮的一片，笼罩着湖面。湖面浮荡着淡蓝的雾，苇草和荷叶在雾里如淡墨画的一般，朦朦胧胧的。

张叔叔带头，将骑兵营长介绍给棒子。

骑兵营长笑着夸棒子是好样的。

棒子很高兴，看看这匹骏马，又摸摸那匹。骑兵营长开玩笑说，没骑过吧？棒子使劲地点头，傻乎乎的样子，逗得骑兵营长笑了，张叔叔也笑了。

湖里芦苇丛中隐藏着一条暗道，在湖中间，有新四军的监察哨把守着，有可疑人经过，监察哨马上鸣枪报警，对岸的新四军二团听到枪声，立即做好战斗准备。因此，鬼子几次来袭，都大败而归。

棒子当然能带人顺利通过，因为棒子是新四军的通讯员啊。

他手一挥，带着骑兵营出发了。

已经是后半夜了，湖上月光变得更亮更白。苇草深处，不时传来露珠滴落声，还有“咚”的一响，是青蛙跳水的声音。棒子带着部队，静静地走着，沿着那条路走着，新四军监察哨看见了，没有阻拦。棒子带着骑兵营走到一处湖湾处，将两根手指插入嘴里，“嘘”地吹响一声口哨。在其他人还没反应过来时，他已抱着身边的张叔叔，“噗通”跳入湖水深处的苇草丛里。

湖里的月光顿时碎了。枪声响起，打破湖面的寂静。

骑兵营士兵一个个在枪声中倒下，不一会儿，全被消灭。

新四军战士划着水，从苇丛里浮出来打扫战场，同时寻找着棒子。一片荷叶下，一个声音道，在这儿呢。随着声音，棒子浮出水面，拖着肚子已经灌满水的张叔叔。

张叔叔不是什么通讯员，是日军间谍大木三郎。

大木三郎一直想破获新四军的交通线，就悄悄盯上了小王叔叔，摸清一切后，他枪杀了小王叔叔。然后，自己扮成通讯员，哄骗棒子，准备带着日军特种部队，假扮做新四军骑兵营，将湖东新四军一举歼灭。

他最终自投罗网，却弄不清自己究竟在哪儿露了马脚。

棒子得意地说，是你自己吐露了真相的。

棒子说，大木三郎曾告诉自己，东洋马比小王叔叔的大白马高大。当骑兵营出现时，自己走过去，站在马旁暗暗一比，那些马都高过了自己的脑袋，而大白马和自己脑袋齐平。他终于清楚，他遭遇了日军。因此，发出信号，让提前防备着的新四军出击。

大木三郎一听，傻了眼。

棒子随着新四军战士押着垂头丧气的大木三郎，迅速消失在月光下的苇丛中。月光慢慢变淡了，照着湖面，苇丛里有只小划子，如一牙月亮，一晃一晃的。

（选自《小小说月刊》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