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当前，国际社会迫切呼唤新的全球治理理念，构建新的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体系和秩序，开辟人类更加美好的发展前景。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明了全球治理、国际合作的新方向，旨在实现人类共同的美好未来，彰显了中国的世界情怀和天下担当。它既尊重和关照个人、国家的利益，又超越个人和国家的界限，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追求实现人类的整体利益。可以说，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价值的彰显，体现了“天下为公”的文化意蕴。
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于中国坚持的正确义利观。讲信修睦、善待他人、兼容并包、世界大同的传统哲学思想，为中华民族塑造了敦厚平和的气质，孕育了推己及人的文化，形成了强不凌弱的禀性。义利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秉持正确的义利观，不冲突、不对抗，立足国内，放眼世界，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的利益汇合点，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这是一种和平绿色的国际发展战略，是一种更加恢宏、高远的国际关系准则。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和合理念，推崇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蕴含着丰厚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基因。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为解决世界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为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增添了发展动力。比如，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旨在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为国家间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创造条件。这些都体现了我们“求同”的决心。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求同”的基础上，还正视民族的多样性、国家的差异性，体现了“存异”的态度。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不同的历史和国情，不同的民族和习俗，孕育了不同文明，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世界因此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着眼于各国共同掌握世界命运，倡导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坚持相互尊重、彼此借鉴、和谐共存，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中共同发展，从而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摘编自贾飞《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文化意蕴》）
材料二：
“天人合一”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强调人要崇尚自然、效法天地。《易经》辩证论述了世界运行的基本规则，提出了天之道“始万物”，地之道“生万物”，人之道“成万物”的观点。天地人三道相互联系，各行其责，缺一不可，表达了对“天人合一”的原初见解。《道德经》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表达的是天与人之间对立而生，统一而化的自然运动规律。中国古代先贤虽然对“天人合一”的表述彼此略有不同，但他们都认为自然和人之间具有内在统一性。
“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新视角。自工业化以来，人类在社会不断进步的同时，不得不面临臭氧层被破坏、有毒化学品污染等一系列问题。无论生活在西方还是东方，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使人类越来越紧迫地认识到人类自身是个整体，也使人类深刻认识到人类与自然是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体，认识到“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它以合理的方式处理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体现出崇尚和谐的价值诉求。
“和而不同”是中华民族一直以来追求的和谐境界。早在西周末年，就产生了“和同之辨”，先贤意识到当时最大的弊端就是“去和而取同”，并认识到事物的发展需要遵循“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道理，只有承认不同事物之间的和谐才能更好地发展。孔子在《论语·子路》中提出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就是认为差异是君子和小人分歧的关键所在。老子认为对立是事物存在的常态，当然对立并不是事物之间的唯一关系，对立的事物也可能相互依存、互为前提，甚至在特定的条件下还能转化为其他事物，事物之间虽然存在对立，但并不影响对“和”的共同追求，因为只有在“和”的状态下事物才能更好地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倡以“和而不同”将不同国家凝聚到一起。“和而不同”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财富，是中国的原创，但其内涵同时也具有世界性意义，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文明财富。建立在“和而不同”基础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承认文明的多样性，不同的文明和种族不仅不会阻碍人类的共同发展，反而会通过彼此间的沟通交流碰撞出更为璀璨的文明成果，并成为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重要因素。
（摘编自孙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统文化根基》）
1．下列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丰富的文化意蕴，顺应了时代潮流，建成了新的更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 |
| B．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旨在实现人类共同的美好未来，它既需要个人、国家舍弃部分利益，又超越个人和国家的界限。 |
| C．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明了全球治理、国际合作的新方向，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就是这一理念的实践。 |
| D．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承认文明的多样性、差异性、不平等性，倡导不同文明沟通交流，碰撞出更璀璨的文明成果。 |
| A．中华民族敦厚平和的气质孕育了推己及人的文化，形成了强不凌弱的禀性，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体现。 |
| B．“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推崇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求同存异，倡导国家之间尊重借鉴、和谐共存、共同发展。 |
| C．《易经》辩证论述了世界运行的基本规则，《道德经》提出了自然运动的规律，二者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大相径庭。 |
| D．“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完美处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体现出崇尚和谐的价值诉求，“和而不同”也体现了中华民族对和谐的追求。 |
| A．《道德经》:“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 |
| B．《庄子·秋水》:“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 |
| C．《孟子·梁惠王上》:“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 |
| D．《荀子·天论》:“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 |
5．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之间有何关系？请结合材料谈谈你的理解。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材料一：
在一个民族的精神发展中，总有一些思想观念受到人们的尊崇，成为生活行动的最高指导原则。这种最高指导原则是多数人民所信奉的，能够激励人心，在民族的精神发展中起着主导的作用。这可以称为民族文化的主导思想，亦可简称为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比较广泛的影响；二是能激励人们前进，有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有哪些思想可以称为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呢？我认为，中国的民族精神基本上凝结于《周易》的两句名言之中，这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孔子赞扬“刚毅”。曾子提倡“宏毅”。《中庸》有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这就是自强不息精神的体现。《周易集解》引干宝云：“凡勉强以进德，不必须在位也。故尧舜一日万机，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尼终夜不寝，颜子欲罢不能， 自此以下莫敢淫心合力，故曰自强不息矣。”后世的有志之士，致力于事业学问，亦莫不尽心竭力，昼夜不懈。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延续发展的思想源泉。
“厚德载物”即以宽厚之德包容万物。这与“和同之辨”有一定联系。西周末年史伯区别了和与同，他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所谓和即包容不同的事物而保持一定的平衡。孔子亦说：“君子和而不同。”厚德载物有兼容并包之意，这对于文化发展是非常必要的。在历史上，中国能接受外来文化。佛教东来，被中国人民容纳；明末西学东传，亦曾受到中国知识分子重视。清末顽固派拒绝西学，事实上是违背了中国文化兼容并包的基本精神。
（摘编自张岱年 《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
材料二：
尚勇，是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传统。盘古开天、女娲炼石、愚公移山、大禹治水，这些言说先民心志的神话传说，都包含着对“勇”的崇仰和赞颂。可以说，一部中华文明史，就是中华民族英勇面对无数困难和挑战的不屈奋斗史。在栉风沐雨一路向前的历史征程中，“勇者不惧” 深深地刻写在中华民族的性格之中，成为珍贵的民族精神基因。
“勇者不惧”之“勇”，是大勇，而非小勇。小勇者，不能忍小辱小过，睚眦之仇必报，这是匹夫之勇。大勇者何？循大义、迎难上，义无反顾、无所畏惧，是为大勇。大勇之“大”，在与“义”融。鲁莽强悍、好勇斗狠，并不是真正的勇敢；真正的勇敢，是指人们在危难面前坚守道义、坚定前行的无畏气概。勇者的无畏气概，产生于道义的感召。如果自己的行为是正确的，哪怕有千军万马的阻拦，我们也要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礼记》有云：“有义之谓勇敢。”我们之所以推崇勇者，就是因为勇者能够无惧地坚守并光大道义。
勇者在道义的感召下能够不惧艰险，甚至不惧牺牲，但勇者并非一无所惧。中国古人向来批评那种什么都不惧怕、什么都不忌惮、什么都不敬畏的蛮勇。可以说，中华文化推崇的“勇者不惧”，实是“无惧”与“有惧”的统一。从大义、大局的角度出发，要藐视一切困难、无惧任何挑战；从具体行事的角度出发，则要心怀敬畏、如履薄冰。此外，在道义感召下不惧外在艰险，却时常忧惧道之不行、义之不彰，这也是勇者内心兼具的“无惧”与“有惧”。
真正的勇者，有锐气，也有静气。孟子与弟子公孙丑讨论“勇德”时曾提到“不动心”的概念。所谓“不动心”，就是指在突如其来的危险面前能镇定自若、岿然不动，“每临大事有静气”。同时，这种不动如山的强大定力、静气，又“至大至刚”“折而不挠”，有着压倒和战胜一切的韧性与力量。沉着的静气，进取的锐气，一同滋养着勇者的不惧品格。
如何培养这种临危不惧的进取锐气与沉着静气呢？中国古人提出了克己与成己的辩证工夫。孔子及其弟子周游列国时，曾在陈、蔡之间被军队围困而一度绝粮。情势危急之下从人忧慌失据，但孔子却始终沉着冷静，“歌两柱之间”“修乐不休”。危机解除后，子贡表示要铭记这场不幸遭遇，孔子直接反驳道：“夫陈、蔡之间，丘之幸也！二三子从丘者，皆幸人也！”孔子为何珍视这场坎坷遭遇？他把艰难困苦当作了成就英勇人格的重要外在条件。当然，困境本身不能成就勇士，真正成就勇士的，是人们面对困境时的修为和态度。《周易》谓：“蹇，君子以反身修德。”面对外在的艰难险境，我们要反求诸己，在克除内心恐惧、忧愁、烦扰的同时，积极自我砥砺、超越突破，并在道义感召下奋发有为。
中国古人常以玉相比相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玉“折而不挠，阙而不荏”的特点与“勇者不惧”的品格高度相似。同时，从石到玉的切、磋、琢、磨过程也与人在困境中锤炼无畏勇气的历程相类似。“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中华民族在数千年风雨征程中，没有被任何外在困难吓倒，而是凭着自己在其间砥砺出的“勇者不惧”的品格，开辟出文明的新天地，书写出发展进步的新篇章。面对当前之新冠肺炎疫情，中华民族强劲地展现着，也进一步锤炼着这一宝贵的精神品格。
（摘编自沈壮海 刘水静《也说“勇者不惧”》）
材料三：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历史长期发展中所孕育而成的意识，是民族赖以生存、共同生活、共同发展的精神支柱。新冠肺炎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而取得这次大考的胜利不能脱离民族精神的强大助力。可以说，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战胜磨难、发展进步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
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随着时代的发展，民族精神又被不断赋予新质。这体现在以爱国主义为内核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和伟大梦想精神之中。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近代中国，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外国侵略者的铁蹄践踏着中国的主权。这不仅没能打垮中国人民，反而极大地激发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热忱，呼唤人们挺身而出，进行救亡图存的抗争。正是民族精神支撑着中华民族从历史的一次次磨难中拼搏奋起。
民族精神也是当代中国奋发图强的不竭动力。在新型冠状病毒肆虐的今天，从耄耋古稀之年的钟南山、李兰娟院士，到许许多多不知名的医护人员；从湖北、武汉当地医院的迎难而上到外省市医疗队的紧急驰援；从广大党员干部的守土尽责到联防联控的人民战争……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全国各族人民心中筑起了坚不可摧的民族精神长城。民族精神是战胜风险挑战的硬核力量，还是中国走向新的胜利的重要保障。为了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国上下以伟大梦想精神为航标，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脱贫攻坚，创新工作方式，发扬奋斗精神。疫情期间，脱贫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新的时代，中国人民正书写着中华民族精神新的篇章。
（摘编自《弘扬民族精神 凝聚抗疫力量》）
1．下列对材料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自强不息”勉励发愤图强，“厚德载物”警醒宽厚仁德，基本上凝结为中国的民族精神。 |
| B．真正的勇者，只要受到道义的感召，就会产生无畏的气概，能够做到无所畏惧、勇往直前。 |
| C．在面对困境时，克服自身烦忧，积极自我砥砺，并在道义感召下奋发有为，真正成就英勇的人格。 |
| D．民族精神随时代发展被赋予新质，依然是中华民族战胜一次次磨难、在历史洪流中屹立不倒的不竭动力。 |
| A．勇者时常忧惧道之不行、义之不彰，这表明，只有加强道义的感召，才能修炼出“勇者不惧”的品格。 |
| B．孔子反对子贡将陈蔡之困铭记为不幸的遭遇的根本原因是孔子有临危不惧的沉着静气。 |
| C．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全国各地的逆行者奔赴抗疫一线，在“克己”中“成己”，是真正的勇者。 |
| D．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也随之发生变化，正被新时代的中国人民书写着新的精神篇章。 |
| A．“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荀子）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 |
| B．“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刘禹锡） “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老子） |
| C．“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苏轼） |
| D．“读不在三更五鼓，功只怕一曝十寒。”（郭沫若）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 |
5．这三则材料论述的内容都与民族精神有关，但论述上各有侧重点，请简要概括。
| A．礼俗社会 | B．法理社会 |
| C．文明社会 | D．现代社会 |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近年来，“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已经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议题，文化强国也成为中国的文化战略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现在国际舆论格局总体是西强我弱，别人就是信口雌黄，我们也往往有理说不出，或者说了传不开，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话语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不少方面还没有话语权，甚至处于‘无语’或‘失语’状态，我国发展优势和综合实力还没有转化为话语优势。”
长期以来，不少从事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的学者认为，有了法国学派所提出的影响研究和美国学派所倡导的平行研究，整个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就是一座完满的大厦。事实是否真的如此？通常，没有学过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人，在比较文学研究中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认为：比较文学是既求同又求异的，比较就是求同中之异，异中之同。这种直觉，实际上是正确的。但是，在欧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比较文学的根本目的是求同的，而不是求异的。
事实上，不承认异质性与变异性的比较文学，不可能是真正的全球性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话语。而对异质性与变异性的重视，也正是比较文学变异学超越前人学科理论的创新之处。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与中外各领域交流的不断深化，比较文学“中国话语”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目前中国学者正在倡导建设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创建比较文学的中国话语。在建构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前，首先亟须解决的问题在于是否承认“异质性”，即跨文明文学间的可比性是否能够成立。在西方话语体系建构下的比较文学理论，一直是以西方求同式比较为框架，东西方不同文明之间文学比较的合法性是受到怀疑的。西方学者认为：如果没有“同源性”和“类同性”，那就不构成可比性。在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中，如果不承认不同文明间的可比性，比较文学就不可能是真正全球性的理论学科。因此，西方学者仅仅强调“同”是远远不够的，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在许多方面存在着不可通约性，这是一个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
（摘编自曹顺庆《建构比较文学的中国话语》）
材料二：
随着叙事学研究对结构主义的突破，探究叙事文本及叙事行为的伦理意蕴已成为叙事研究关注的内容。在叙事转向的背景下，伦理学研究也从叙事中寻找帮助。叙事伦理离不开叙事主体的伦理意图，无论是所叙述的故事还是故事的叙述形式，都是叙事主体（包括真实作者、隐含作者和叙述者）有意为之的结果。隐含作者这一概念是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提出来的。按照布斯的说法，隐含作者是隐含在文本中的作者，这样的作者是真实作者的“第二自我”。说白了，通常所说的某部作品的作者，一般就是指隐含作者，这个作者是通过文本建构起来的，离开文本，这个作者的形象就不存在。
就隐含作者对人物与伦理关系的把握来看，中国古典小说一般是用社会的伦理规范来衡量人物。用伦理规范给人物贴标签，人物不仅有善、恶这样的道德品性，还有忠、奸这样的伦理认知，人物的善、恶和忠、奸联系在一起，有时忠、奸代替了善、恶，这体现出古典小说深入骨髓的历史意识。善恶虽然有公认的标准，但不排除境遇伦理情况下的个性化感受，忠奸则是以儒家的规范伦理为标准，一般是经过时间检验后的对人物的历史评判。另一种表现则是用人物的伦理定位来统率人物行为。古典小说强调人物的道德姿态，隐含作者习惯于对人物进行伦理定位，人物行为基本上被纳入到伦理定位之中。即使在宣扬个性情感的才子佳人小说中也不乏其例。
与中国古典小说相比，西方小说的隐含作者对人物与伦理关系的把握有所不同，不重视伦理规范，而是重视人物性格。如果说中国古典小说是用伦理来规范人物，西方小说则是通过人物来显示伦理。小说中人物虽然难以完全逃离伦理规范的约束，但有时候人物个性还是冲破了这一约束，“冲破”过程既显示出约束人物的伦理规范，也显示出人物新的伦理诉求。如果说中国古典小说用人物的伦理定位来统率人物行为，人物行为被纳入到伦理定位之中，西方小说总体上看则重视人物性格。人物性格千差万别，性格可以有道德寓意，但难以有伦理定位。西方小说对人物性格的重视，与叙事理论对人物性格的关注不无关系。小说重视人物性格，是为了显示该人物的与众不同的个性，而不是为了该人物与其他人物共有的某种伦理品格。
（摘编自江守义《中西小说隐含作者意图伦理之比较》）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建立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并拥有话语权，是避免在国际舆论中处于被动地位的重要前提之一。 |
| B．欧美比较文学缺乏“求异”的理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则重视异质性与变异性，明显优于前者。 |
| C．如果只求“同”，不辨“异”，势必会忽略不同文化的独特个性，忽略文化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
| D．中国古典小说将忠奸善恶交织在一起，显示了隐含作者的意图，有用伦理规范衡量人物的意味。 |
| A．材料一与材料二都运用了对比论证的方法，并且采用了相同的论证结构。 |
| B．如果按照西方原有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东西方文学的可比性是存疑的。 |
| C．隐含作者依托文本而存在，而真实作者可以表现出不同的隐含作者面貌。 |
| D．西方小说对人物性格的关注，导致了对人物的伦理定位难以有共同结论。 |
| A．《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中将岳飞之忠和秦桧之奸进行了对照，鲜明地表达出对岳飞人格魅力的推崇。 |
| B．《好逑传叙》中评价主人公，“爱伦常甚于爱美色，重廉耻过于重婚姻”“尽人伦之乐而无愧者也”。 |
| C．弗吉尼亚·伍尔芙认为：“所有的小说都是写人物的，同时也正是为了表现性格……才发展起来的。” |
| D．《复活》中的众多人物都可从道德方面加以解读，所有这些解读最终可以形成一个统一的道德认知。 |
5．费孝通先生曾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念，这对比较文学的学科建设有怎样的启示？请结合材料一谈谈你的看法。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材料一：
种子是一种最主要的种质材料。贮藏种子的目的在于延长种子寿命、保持活力并保存植物固有种质（基因），而延长种子寿命是最为基本的目标。种子的寿命问题就是种子生命力控制问题，而种子的贮藏寿命与种子含水量及贮藏温度密切相关。哈灵顿认为，在一定的温度范围内（1～50℃），温度每增加5℃，或种子含水量每增加1%，则种子贮藏寿命减半。罗伯茨根据对种子贮藏特性的研究，把种子分为正统型种子和顽拗型种子两类。他进一步研究发现，正统型种子的种子含水量能被干燥至5%以下而不受伤害，并且其贮藏寿命随种子含水量和贮藏温度的降低而加长，大部分栽培作物的种子属于此类型。这一研究使人们开始进行种子的低温干燥保存，从而产生和发展了植物种质保存的基因技术，也即是种子库或种质库技术。
（摘编自植物百科：植物种子和组织的保存技术）
材料二：
绝大多数种子在经过清理、干燥等常规处理流程后，就可以保存在零下20摄氏度的冷库。但是不少种子比较“娇贵”，一失水就会失活，被称为顽拗型种子，传统上要保存这类种质资源，科研人员往往要先“剥栗子”，将胚从种子里挑出来，经过处理后，放入零下196摄氏度的液氮中进行超低温保存。如何破解这类植物种质资源保存难题？科研人员将目光瞄准了植物胚性细胞诱导体系的构建。与传统的组培相比，胚性细胞诱导技术所需的材料不一定是成熟的种子，植物细胞或组织分化旺盛的部分，以及茎尖、顶芽等部位都可以。通过诱导出来的胚性细胞系可以在试管等离体条件下培养出许多胚，从而快速繁育更多植株，并且苗木不带有病原体，未来在农艺、园艺等方面应用潜力巨大。
（摘编自杨文明、李茂颖《用科技解决野生植物种子收集、保存难题》）
材料三：
从2001年起，钟扬每年在西藏进行野外科学考察，利用最现代的分子生物学的方法研究青藏高原上的植物。长时间的野外科考让他意识到，随着人类活动和环境变化，很多物种正在消失，保存种质资源已经成为一项基础性、战略性的工作；西藏独有的植物资源一直未获足够重视，物种数量被严重低估。为国家打造生态屏障，建立起青藏高原特有植物的“基因库”，这不仅是应对当下科研工作的需要，也是这一代生物学家留给未来的一份礼物。在16年里，他带着学生走遍藏北高原和藏南谷地，多次深入阿里无人区和雅鲁藏布江流域，收集了一千余个物种，四千多个标本，四千多万颗种子，占到西藏物种总数的五分之一。
（摘编自李乃清、蒯乐昊《钟扬：种子的意义》）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梳理，不正确的一项是（ ）A． |
B． |
C． |
D． |
| A．种子的贮藏寿命与其含水量及贮藏温度有关，哈灵顿认为在一定的温度范围内，种子的贮藏寿命与含水量和温度成反比。 |
| B．与传统组培方法相比，胚性细胞诱导技术所需的材料包含植物细胞以及茎尖、顶芽等部位，放弃了对成熟种子的使用。 |
| C．钟扬通过长时间的野外科考，深刻意识到青藏高原独有的植物资源一直未被人们予以足够重视，物种数量也被严重低估。 |
| D．无论是对于现在还是对于将来而言，这二代生物学家都有必要为国家打造生态屏障，建立起青藏高原特有植物的“基因库”。 |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在早期中国文明研究中，曾长期存在“中原中心论”，研究者把关注的重心完全放在中原地区，认为似乎只有中原才有文明。但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显示，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更像是“满天星斗”“群星璀璨”。文化生态视域下的四大板块之间密切的互动，构成早期中国文明的基本文化生态框架。
东南板块是农耕文明的核心区域。中国拥有华北的旱作农业与长江中下游稻作农业两个起源区，事实上，在华南地区还发展了园圃农业。东北地区依赖水生资源，发展出来一种定居的狩猎采集经济，又称为“渔猎新石器文化”。尽管东南板块的各个区域农业开始早晚并不相同，农业形态也各有差异，但普遍具有较高的定居性，这是东南板块各个区域显著的共性。
西北板块以草原、荒漠、高原等地形为主，这里的初级生产力水平较低，动物群流动性大。有了马牛羊等物种后，人类稳定利用草原地带成为可能，随后在这一地区青铜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出游牧政权。由于游牧经济并不是自给自足的，一方面需要与农耕群体进行贸易交换，另一方面游牧群体利用骑射的优势常常劫掠，交换与战争构成了西北板块与东南板块互动的主要方式。
西北板块与东南板块的互动并不是直接发生的，而是通过从东北到西南的生态交错带板块实现的，这个地区堪称中国文明演进的“枢纽”。生态交错带同时具有两个生态区的资源，相比于单个生态区的资源种类更丰富，但是由于它处在两个生态区的交界地带，随着气候环境的变化，这个交界地带的位置频繁迁移，因此，其资源供给具有不稳定性。生活在这个地带的早期人群，需要根据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其文化适应方式。这一调整不仅包括生计方式的改变，还包括人群的频繁流动。这一特征在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材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人们在狩猎采集与农业之间徘徊。
相比其他三个板块，海洋板块更少受到重视。有研究表明，早期这个区域是以渔猎为生的复杂狩猎采集者的社会。随着冰期的结束，这些复杂的狩猎采集者向内陆地区迁徙。一方面这会带来人口密度的提高，另一方面他们会把社会复杂性带到内陆地区，使社会竞争加剧，农业起源因此加速。农业是文明的基石，更进一步说，海洋板块也参与了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
长期以来，中国文明都被视作农耕文明，与海洋似乎没有什么关系。文化生态系统成熟后，农耕文化开始扩散。北方地区庙底沟文化的扩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范围。南方地区发生了规模更加宏大的文化扩散，稻作农业与家畜饲养经济先传播到台湾，然后经由菲律宾扩散到大洋洲地区，向西至非洲的马达加斯加，这就是著名的南岛语族扩散事件。海洋对早期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海洋板块也是中国文明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
经过几代考古学家的努力，我们日益认清早期中国文明宏大的格局，其多元一体、开放包容并不限于若干个文明起源中心，而是由四大板块构成的。在新时代背景下，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华文明将历久弥新，取得更大的发展。
（摘编自陈胜前《从四大板块看史前中国文明的演进与互动》）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东南板块由四种区域农业形态组成，其虽开始时间各异，但普遍具有较高的定居性。 |
| B．基于独特的地理环境，西北板块在青铜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自给自足型的游牧经济。 |
| C．生态交错带比东南板块的资源种类更丰富，因位置频繁迁移变动而资源供给不稳定。 |
| D．海洋板块早期的经济社会以渔猎为生，后来狩猎采集者的内迁影响了中国农业的发展。 |
| A．文章针对长期存在的“中原中心论”，采用“总——分”的结构，提出早期中国文明的“板块互动论”。 |
| B．文章谈及辽西地区的考古材料，意在论述生态交错带资源丰富，堪称板块间文明互动的“枢纽”。 |
| C．文章主体部分采用并列式的论证结构，阐述四大板块的区域文明特点及互动演进，结构清晰。 |
| D．文章第六段对比分析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的文化扩散，论证海洋板块是中国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
| A．不同板块的文化生态条件各异，西北板块初级生产力水平较低，对文明演进的促进作用也较小。 |
| B．从更广的视域来审视中国文明，早期中国文明的起源呈现丰富多样的发展模式。 |
| C．早期中国文明是一个存在密切联系的互动圈，具有多元一体、开放包容的基本特征。 |
| D．认识早期中国文明宏大的格局，有利于全面认识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增强文化自信。 |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文艺天生具有某种历史气质，从我国早期绘画半坡彩陶的人面鱼纹，到上古时期流传下来的歌谣“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再到戏曲舞蹈萌芽于远古先民祭祀娱神的典仪活动等，都包含着诉说、回忆、记录历史的功能，从中国的诗歌总集《诗经》、先秦诸子散文，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它们也是不同时代历史变迁的艺术反映。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一次文代会和第十次作代会开幕式上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要“唱响昂扬的时代主旋律”。这里提出“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对当前文艺创作有着重大指导意义。
所谓“大历史观”，就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辩证、发展的眼光透视广阔而深邃的历史时空，不仅分清历史发展的主流与支流、整体与局部、本质与现象、规律与偶然、成功与失误、经验与教训，而且对某段历史、某个事件、某位人物，都能在把握历史走势中对其位置、作用、价值等做出准确判断和定位。树立大历史观，就是要站在高处以宏阔的眼光观察对象，获得高瞻远瞩的境界和效果。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活着的历史，对深沉厚重的历史，对鲜活喧嚣的现实，都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这样才能不被世事变幻和生活表象所迷惑，才能在洞穿历史和现实底蕴的基础上，对历史进程和世道人心做出准确有力的刻画和呈现。
有没有正确的历史观，对于能否创作出优秀文艺作品影响极大。北宋末年，山东境内水泊梁山曾活跃着一支以宋江为代表的起义队伍，施耐庵的《水浒传》把他们写成大闹州府、救济百姓的英雄好汉，而俞万春的《荡寇志》则将他们写成对抗朝廷、为非作歹的匪徒贼寇。相应地，胡应麟、沈德符、李卓吾、金圣叹等围绕小说所做的评点也各不相同。同一历史事件和人物，产生两部意义截然相悖的作品，塑造出面目彼此对立的艺术形象，并引发评论家矛盾对立的观点，这种现象是不同的历史观所致。文艺作品为文艺家所创造，他对表现对象的认识正确与否、深度如何，直接关系到艺术形象是否能够立得住、传得开。
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当然包括注重抒写中华民族悠久而辉煌的大历史，注重描绘中国人民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的大时代。但这绝不意味着只能表现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只能搞大题材、大主题、大项目、大制作。文艺总以具体形象反映生活，这一特征决定了文艺创作不能像社会调查那样，以扩大统计的数量与规模来保证归纳定性的可靠性及价值，而只能通过赋予具体形象更加鲜明的特征和更为深厚的意蕴，来增加艺术形象的典型性和概括力。
当然，我们赞赏小切口写出大气象、大境界，绝非是对那些咀嚼一己之欢、有意消解历史严肃性等不良现象的容忍，它们是文坛所应清除的污垢。一段时间以来，某些文艺作品热衷于“戏说历史”“消费历史”甚至“解构历史”，贬低崇高、讥讽道德、调侃英雄，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主流化等歪风屡禁不止，这种文艺现象应引起我们警醒、反思和整改。
如今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节点，文艺工作者担负“展现中华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抒写中国人民奋斗之志、创造之力、发展之果”的庄严使命，尤其需要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以源源不断的精品力作，为攀登文艺高峰，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作出贡献。
（摘编自钱念孙《大历史观让文艺创作更加心明眼亮》，光明日报）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艺具有记录历史的功能，从古到今流传下来的各种文艺作品，是历史变迁的艺术反映，记录着各时代人民生活的诉求和回忆。 |
| B．习总书记提出文艺家要树立大历史观，唱响时代主旋律，是在指导文艺工作者以写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为主，写生活小事件、小人物为辅。 |
| C．文艺家的“大历史观”，是要用辩证、发展的眼光对历史事件和人物做出准确判断和定位、使文艺作品获得高瞻远瞩的境界和效果。 |
| D．文艺作品由文艺家创造，文艺家有没有正确的历史观，认识表现对象的深浅，直接影响到他创作的文艺作品塑造的艺术形象能否立得住、传得开。 |
| A．文章从文艺与历史的关系入手，引出下文关于文艺工作者要“树立大历史观”的论述。 |
| B．第三段诠释“大历史观”概念的含义，是为了更好地论述大历史观在文艺创作中的作用。 |
| C．文章以《水浒传》《荡寇志》为例，论证了不同的历史观决定了作家创作出不同作品。 |
| D．文章紧扣优秀作品的创作问题，层层深入地论述了大历史观对于文艺创作的指导意义。 |
| A．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大历史观”的指示，表明了国家要针对当前文艺领域各种不良现象进行大力整顿，严厉打击歪风邪气的决心。 |
| B．历史和现实不可分割，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活着的历史，必须用今天的眼光和思维去看待历史事件和人物，才能看穿历史。 |
| C．文艺的特征决定了它只能通过增强具体形象的典型性和概括力来反映生活，大题材、大主题、大项目、大制作并不符合文艺创作特点。 |
| D．今天的文艺工作者应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在贯穿古今和融通中外的交织考察中擦亮眼睛，洞明世事，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乡土中国》中从“差序格局”到“男女有别”几篇文章，讲的是家、国、天下三者的伦常关系在社会学上的意义。费孝通认为中国社会关系的结构是以“己”为中心，根据亲属关系的亲疏不断推衍出去的同心圆，这就是“差序格局”。无论是民间还是绅士，这条伦理道德秩序都是共通的。
“从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而天下，是一条道路。《中庸》里把五伦作为天下之达道。”而且重要的是，“在我们传统里群的极限是模糊不清的‘天下’，国是皇帝之家，界线从来就是不清不楚的，不过是从自己这个中心里推出去的社会势力里的一圈而已。”
他强调：“在西洋社会里，国家这个团体是一个明显的也是唯一特出的群己界线。”这意味着在他看来，这个“差序格局”中“家、国、天下”的层次差等在当代社会仍旧需要延续下来，不过相对应的转变是“国”从皇帝之家转为“民族”之家。对于这个转变费孝通在这里没有进一步延伸，不过，单纯从血缘的角度并不足以解释最基本的经验事实，就是任何社会的人群居处，总是得与“别人”交往，简单说就是得有联姻的基础；若只有“差序格局”，那么除非出了九族，不然没有婚姻的可能。近的如邻里，远的如不同民族，其中的关系要比这复杂得多。
（节选自王铭铭、杨清媚《费孝通与〈乡土中国〉》）
材料二：
《乡土中国》中“差序格局”一词高度概括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人际关系的逻辑和传统文化的特点。作为乡土中国的社会结构，这一概念具有丰富的文化意蕴和鲜明的社会特征。
一是差序格局的等级性。差序格局中的“序”，即有等级之意。在儒家文化中，我国社会结构尤为注重人伦。“伦是有差等的次序。”君臣、父子、夫妇、政事、长幼、上下等都有着严格的伦理界限，不可逾越。“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在传统社会中，差序格局与礼治秩序紧紧弥合在一起，可以说，差序格局是伦理纲常、等级有序等儒家伦理存在的社会基础，礼治秩序从文化上不断型塑着、强化着差序格局的存在。
二是差序格局的伸缩性。“在这种富于伸缩性的网络里，随时随地是有一个‘己’作中心的。”在家族中，以己为中心，血缘关系越近，关系网络就越紧密。依中国传统家族文化言，五服之内一般被视为差序格局的里层，五服之外则可伸缩，弹性度较大；外戚中，更是“一表三千里”。从广泛意义上论，地缘、友缘、学缘、业缘等关系有时也纳入差序格局中的关系范畴。如“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亲不亲故乡人，美不美家乡水；一辈子同学三辈子亲”等民谚俚语作了生动的描摹。差序格局“范围的大小也要依着中心的势力厚薄而定”，中心势力愈雄厚，“格局”就愈大，反之就越小。
三是差序格局的壁垒性。在传统社会中，差序格局体现的是稀缺资源的配置模式。当资源稀缺时，如何分配资源，在没有国家计划和市场调节的情况下往往由个人依据与“己”关系亲疏远近这一标准进行。离“己”愈近，得到的资源可能就愈多。究其实质，这种资源配置模式的根本目的在于使自己利益最大化，保持已有差序格局的稳定性，同时具有强烈的排外性。而在整个社会中，差序格局则成了社会资源合理配置与自由流动的结构性壁垒。差序格局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不断被现代因子影响和浸染，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差序格局旧有的特质。有学者对费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作了拓展，认为当前我国存在着城乡差序格局、权力差序格局等。
（节选自陈占江《差序格局与中国社会转型》）
材料三：
当人们普遍意识到社会急剧转型、农村面貌已经翻天覆地的时候，我们还需要阅读《乡土中国》，我们还可以从这样的阅读中得到颇具价值的启示。因为，作者所关注的并非只是当时的农村问题，而是整个中国文化传统问题，是中国文化传统与社会变迁的问题。
我们可以引用梁治平在其《古代法：文化差异与传统》一文中所说的一段话来印证上述观点：“一个被称作传统的东西，如果确实符合传统这个词的真实含义，那么，它就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上曾经存在的过去，同时还是个历史地存在的现在。因此，我们不但可以在以往的历史中追寻传统，而且可以在当下生活的折射里发现传统。今人对于历史的关注和对传统的兴趣，恐怕主要是从这里来的。”费孝通先生在《乡土重建》中也表达了上述观念：“传统的方式不但有记载可按，而且有现实的生活可查……”
明白了“传统”的此一层面的意义，我们即可重新看待和挖掘《乡土中国》的当代价值。如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提出了用不同标准来对待和自己关系不同的人的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但是局限于乡土社会的层面，在此书中的“差序格局”仅主要适用于亲属关系及其投影的地缘关系。这一乡土社会理论中的“差序格局”概念可能无法适用于当代日趋复杂的人际关系。但是黄光国在其书《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中继承发展了“差序格局”理论，将人际关系分成工具性关系、混合性关系和情感性关系，三种不同的人际关系则分别适用着不同的交际法则——公平法则、人情法则以及需求法则，以此来分析中国人情关系中的游戏规则及其思考过程。这种聚焦于现实生活中人际关系法则的研究，是从现实中发现中国人注重人情与面子的人际交往关系的传统，并延续和发展“差序格局”理论的一种很好的例证。
（节选自胡成《〈乡土中国〉与传统文化的重建》）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费孝通认为，中国社会关系的结构是“差序格局”，是从自己这个中心里推衍出去的，从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而天下。 |
| B．“差序格局”强调社会关系的等级差别，与传统社会中儒家倡导的礼治秩序紧紧弥合在一起，二者相互影响，互为依存。 |
| C．“差序格局”深深“嵌入”中国传统乡土社会中长达数千载，有着顽强生命力和强大历史惯性，其内涵可以说一成不变。 |
| D．梁治平与费孝通观点相似，他认为传统不只是曾经的过去，也是当下的存在，传统可以在历史中追寻，也可以从当下发现。 |
| A．“差序格局”作为社会学意义上的一个概念，具有丰富的文化意蕴，在当前社会转型过程中，依然颇具启示意义。 |
| B．材料二阐明并分析了“差序格局”在当下中国社会转型期呈现出的新特点，这是对费孝通相关理论的拓展与完善。 |
| C．材料二和材料三都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探究了“差序格局”概念的内涵，其目的都是为了印证费孝通理论的合理性。 |
| D．对现实生活中人际关系法则的研究，延续和发展了“差序格局”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差序格局的旧有特质。 |
| A．“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出自《礼记·大学》) |
| B．“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出自《论语·为政篇》) |
| C．“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出自汉王充《论衡·道虚》) |
| D．“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出自《墨子·尚贤中》) |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诗人应该如何回应时代的呼唤，这是一个常说常新的问题。社会的进步，技术的发展，让我们进入全新的信息时代。新的传播手段，让诗歌这种曾是少数精英写作的“文学皇冠”艺术，变成了大众传情达意的工具，繁荣和杂芜共存，多样与无序同在，先锋与通俗携手。诗歌这门艺术，其边界被各种突破和探索改变，在一些人那里，诗歌成了一种面貌模糊的快餐产品。更有激进者和无知者进行无底线的尝试，以惊世骇俗的语言涂鸦从事所谓的诗歌写作。因此，真正热爱诗歌并坚守诗歌精神的诗人们，在今天需要更加努力回应时代的呼唤，写出无愧时代的诗篇，这是诗人的天职与担当。
努力提升诗歌精神的时代高度，是中国诗人特别是百年新诗历史所证明的诗之大道。百年中国新诗的合法性，就是真实地记录并表达了中华民族奋起反抗、争取自由解放的百年心路历程，成为中国人百年来振兴中华的情感史。中国新诗在民族危亡和社会变革的每个历史时期，都产生了代表性的诗人和里程碑式的诗篇。在“五四”时期，胡适、郭沫若、徐志摩、李金发、冰心、冯至等，都是开一代风气的大家。抗战时期，艾青的《我爱这土地》、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田汉的《义勇军进行曲》，还有田间、李季等一大批诗人的作品，记录了中华民族危亡时用血肉筑起长城的精神。新中国成立之初，贺敬之的《放声歌唱》，以及郭小川、邵燕祥、闻捷、公刘等诗人的作品，记录了一个站起来的新中国所激起的浪漫情怀。直到改革开放，重新歌唱的牛汉、绿原等老诗人，以及舒婷、顾城等青年诗人的作品，呈现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中国重新焕发青春的气象……百年新诗历史中，对于与时代与民族紧密联系的诗人，可以列一个长长的单子，写一部厚厚的专著。坚守中国新诗与时代同行的初心，不忘中国新诗与中华民族同呼吸、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鼓与呼的使命，中国诗歌一定能产生更多更好的无愧时代的伟大诗篇。
努力开拓诗歌题材的社会深度，是中国诗人在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所做的最重要工作。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间，诗坛空前繁荣纷杂，而创作主潮深化了中国诗歌的题材。自20世纪末以来，对外开放让中国年轻一代有机会接受现代文学思潮，中国孕育了影响深远的现代主义诗歌潮流，呈面对世界的向外姿态。向下面对脚下土地的写实主义，经过近四十年多次流变而成为诗坛主要的新写实主义诗潮。这些作品不拒绝在表现手法上向西方学习，但诗歌的元素和资源是目光向下，面对本土，表现大众生活，为普通百姓呐喊，同时强调自我独特的创作风格，具有较强的民族性。及物写作与表现自我之结合，成为诗坛的新主潮。而坚守古典诗歌的传统，坚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在诗坛也没有缺席。他们用文言创作的格律诗词表现社会生活，他们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
努力锤炼诗歌语言的艺术精度，是每个中国诗人的天职与担当。诗歌是一门与语言有关的艺术。悠久的诗歌发展史，也是诗歌语言越来越典雅精美并且富于活力的过程。《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及近现代出现的新诗等中国诗歌的语言运用，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精美绝伦，成为我们民族气质的体现。从现实生活中汲取鲜活且有生命的语言，拒绝粗鄙低俗的诱惑，拒绝空话套话的侵蚀，不仅考验每个诗人掌握语言的分寸和技巧，更能呈现诗人文化修养的成色。
（摘编自叶延滨《回应时代的呼唤是诗人的天职》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社会的进步与技术的发展，让中国新诗成为中国人百年来振兴中华的情感史。 |
| B．回应时代呼唤，是百年新诗史上产生代表性诗人和里程碑式诗篇的根本原因。 |
| C．新写实主义诗歌深化了当代中国诗歌的题材，特点是在关注百姓为他们发声，也能借鉴西方创作手法。 |
| D．只有向中国古典诗歌和现代优秀诗歌学习语言技巧，才能锤炼好诗歌的语言。 |
| A．文章采用“总——分”结构，从三个方面论述了诗人应如何回应时代呼唤、创作优秀诗篇。 |
| B．文章从当下诗歌创作入手，着重梳理了中国新诗的百年发展历程，以期总结经验。 |
| C．文章以胡适、艾青等著名诗人为例，指出他们坚守了中国新诗与时代同行的初心。 |
| D．文章以改革开放以来新写实主义诗歌繁荣的事实，反映了诗人在开拓题材的社会深度方面的努力。 |
| A．新时代和新的传播手段促进了诗歌的发展与繁荣，要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诗篇，诗人必须坚守诗歌精神。 |
| B．真正的艺术家只要扎根于民族大地，与时代同行，牢记时代所赋予的使命，就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艺术作品。 |
| C．历经流变的新写实主义诗歌成为当今诗坛的新主潮，但它强调自我独特的创作风格的同时依然在坚守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 |
| D．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曾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与文中坚守与时代同行的创作理念是相通的。 |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新诗是中国诗歌的现代形态。几千年的中国古典诗歌到了现代发生了巨变，所以“变”是新诗的根本。对新诗的“新”的误读，造成了新诗百年发展道路的曲折，造成了在新文学中充当先锋和旗帜的新诗至今还处在现代文学的边缘，还在大多数国人的艺术鉴赏视野之外。在一些论者那里，新诗似乎是一种没有根基、不拘形式、随意涂鸦、自由放任的艺术。
其实，“变”中还有一个“常”的问题。“变”就是“常”，而且是一种永恒的“常”。中国新诗的繁荣程度取决于它对新的时代精神和审美精神的适应程度，新诗的“变”又和中国诗歌的“常”联系在一起。诗既然是诗，就有它的二些“常态”的美学元素。无论怎么变，这些“常”总是存在的，它是新诗之为诗的资格证书。重新认领这些“常”，是当下新诗振衰起弊的前提。
中国诗歌的“常”来源于又外在于古典诗歌，活跃于又隐形于现代诗歌当中。也就是说，“常”不是诗体，不是古典诗歌本身，“常”是诗歌精神，是审美精神。
在诗歌精神上，中国诗歌从来崇尚家国为上。气不可御的李白，沉郁顿挫的杜甫，虽然他们的艺术个性相距甚远，但是他们的诗词总是以家国为本位的。他们对个人命运的咏叹和同情，常常是和对家国的兴衰的关注联系在一起的。“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是古诗发展的一个规律。在创作过程中，诗人必然寻求审美静观，他走出世界以观照世界，走出人生以观照人生。没有“走出”，没有审美距离，就没有诗美体验，也就没有诗。但这是创作状态。玩世玩诗、个人哀愁之作在中国不被看重，中国诗歌的评价标准从来讲究“有第一等襟抱，才有第一等真诗”，以匡时济世、同情草根的诗人为大手笔。这是中国诗歌的一种“常”。
新诗可以不都写现代格律诗。但是，中国古典诗歌是格律诗传统，而格律诗的要义就是诗对形式和音乐性的寻求。注重听觉，注重吟诵，因而注重格律，这是中国古诗的“常”。用心从诗质上去捕捉诗情的音乐性，用耳从形式上去捕捉诗的音乐性，这是中国诗歌为读者造就的审美习惯和审美标准。许多新诗人对此有所感悟。徐志摩在《翡冷翠的一夜》的创作中加强了音乐性，闻一多说，这是徐诗“一个绝大的进步”。从“感情泛滥”到“情感羁勒”，说明徐志摩的形式感和音乐感的加强。没有形式感和音乐感的人绝对称不上是诗人。
中国诗歌在传播上也有“常”。在诗歌创作寻言的时候，总是尽量用最浅显的语言来构成诗的言说方式。“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诸如此类的诗章在我们民族中流传千年，和言说方式非常有关。重建写诗的难度，重建读诗的易度，这是新诗必须注意的我们民族诗歌之“常”。
新诗，新其形式需是诗。新诗在“变”中就有时时回望“故乡”的必要。在“变”中继承“常”是非常重要的。
（吕进《新诗的“变”与“常”》）
材料二：
诗是大众化还是小众化，从新诗诞生起，就一直在争论中。其中，争论的一个焦点是平民化还是贵族化。
对同一位诗人来说，大众化倾向和小众化倾向也常常是“并存”的。李白有《静夜思》，也有《蜀道难》；老杜有“三吏”“三别”，也有《北征》。推出大众化的《死水》的闻一多，也出版过小众化的《红烛》；写过小众化的《雨巷》的戴望舒，也写过大众化的《元日祝福》。朦胧诗似乎是小众的，但是诸如“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之类的名句却得到广泛流传。当然，一位诗人总有他的主要审美倾向。另外，在一些诗人那里，主要审美倾向还会发生变化。
诗终究是一种社会现象。因此大众化和小众化倾向还与诗的外在环境密切相关。当生存关怀成为诗的基本关怀的时候，例如发生战争、革命、灾难的年代，大众化的诗就会多一些。当生命关怀成为诗的基本关怀的时候，例如和平、和谐、安定的年代，小众化的诗就会多一些。
大众化和小众化的诗都各有其美学价值，不必也不可能取消它们中的任何一个。但是，艺术总是有媒介化倾向，诗终究以广泛传播为旨归。大众传播有两个向度：空间与时间。不仅“传之四海”的空间普及，“流芳千古”的时间普及也是大众化的表现。李贺、李商隐生前少知音，但他们的诗歌几千年持续流传，成为文化传统的一部分。诗歌的这种隔世效应也是一种常见的大众化现象。唐诗宋词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峰，也是大众化程度最高的诗歌时代，只要是中国人，大多能背出几首佳作。唐诗宋词成了中国人文化身份之一。白居易和柳永是很值得后世研究的代表。
胡适倡导新诗时，就很推崇白居易和他领军的新乐府。“但伤民病痛”的白居易推进了杜甫开辟的现实主义，“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从《赋得古原草送别》到《长恨歌》，再到贬居江州的《琵琶行》，白居易有明确的大众化艺术追求，他的不少诗篇也最大限度地产生了大众化效应。白居易的诗广布民间，传入深宫，当时凡乡校、佛寺、通旅、行舟之中，到处题有白诗，有些歌伎因能诵《长恨歌》而“增价”。元稹为《白氏长庆集》写的序言里有这样的叙述：“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新乐府用口语，但徒有乐府之名，实际和音乐没有多少干系，而柳永的词却充分运用音乐作为传播手段。他熟悉坊曲，和歌伶乐伎合作，使词插上音乐的翅膀。叶梦得说：“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
新诗拥有唐诗宋词时代没有的现代传播手段，像诗的网络生存，就是古人远远不具备的条件，但是，新诗实际上很小众。和唐诗宋词相比，新诗的大众化存在诸多困难。一、年轻的新诗不成熟，甚至迄今没有形成公认的审美标准，诗人难写，读者难记，没有像唐诗宋词那样化为民族文化传统，至今游离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及社会文化生活之外；二、新诗的发生更多地取法外国，不来自民间，不来自传统，也不来自音乐，主要借助默读，与朗诵尤其与音乐的脱节成为传播的大雅题，把声音还给诗歌乃当务之急；三、和白居易的“为时而著”“为事而作”不一样，当下有些诗人信服“私语化”倾向，使得公众远离诗歌。高尔基有句话还是有道理的：“诗人是世界的回声，而不仅仅是自己灵魂的保姆。”
无论是小众还是大众，新诗都需不断继承创新，在多样化格局中努力争取传播的大众化效应。
（吕进《诗歌的大众与小众》）
1．下列关于中国诗歌的“常”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 A．中国诗歌在精神上从来崇尚家国为上，以匡时济世、同情草根的诗人为大手笔。 |
| B．新诗无论怎么变，“常”都是存在的，它是新诗之为诗的资格证书，所以新诗有的时候要在“变”中继承“常”。 |
| C．在传播上，尽量用最清晰的语言来构成诗的言说方式，并且要注重听觉，注重吟诵。 |
| D．中国诗歌的“常”来源于又隐形于古典诗歌，活跃于又外在于现代诗歌当中。 |
| A．有的诗人生前知音少，如李贺、李商隐等，但不影响其诗作因隔世效应成为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即大众化。 |
| B．只要是中国人，都能背出几首唐诗宋词，因为唐诗宋词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峰，也是大众化程度最高的诗歌时代。 |
| C．中国诗歌一直讲究以“有第一等襟抱，才有第一等真诗”为评价标准，而玩世玩诗，个人哀愁之作在中国不被看重。 |
| D．中国诗歌为读者造就的审美习惯和审美标准是，用心从诗质上去捕捉诗情的音乐性，用耳从形式上去捕捉诗的音乐性。 |
| A．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杜甫《登高》） |
| B．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李商隐《锦瑟》） |
| C．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白居易《琵琶行》） |
| D．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李白《蜀道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