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现今，在互联网引领的时代下，各种思想意识对人们的认识活动和行为方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单一或相对简单的中华民族精神表现形式，已经不能满足这种社会环境下时代的发展。口述历史就是通过收集和使用口头史料来研究历史的一种方式。进一步说，它是由准备完善的访谈者，以笔录、录音、影像等方式收集、整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观点的一种研究历史的方式。
就其基本的科学属性而言，口述历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就其科学性质来讲，口述历史首先是一种科学方法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因此口述历史是以普通人为主体的，不同以往的历史学论著更多的是关于权力精英的声音。口述历史不仅以真实的历史方式再现了社会生活的丰富性，而且为历史研究本身开辟了新的领域，同时也使得有关历史的“声音”日趋多元和逼真。口述历史的载体也随着科学技术发展而日益多样化。 20 世纪 40 年代随着电子音像技术的进步，在搁置了几千年之后，口述历史复兴于 20 世纪中期。此外，口述历史功能作用是多元性的。实际上，它最主要的功能是对民间、社会资料的发掘。这也是各种研究最基本的需要，这说明了口述历史的重要性。
中华民族精神是历史积淀的产物，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在过去的一百年中，中华民族精神的丰富和发展主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各族人民的斗争，这反映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如何运用新的表现形式，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华民族精神，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时代主题。
口述历史最为显著的作用就是“保存了即将逝去的过去的声音”。历史上有许多事件，由于各方面的局限性，我们不能留下书面记录，人们需要了解历史真相，必须对当事人或知情人进行口头调查，并收集口头凭证。比如在党的早期的许多重要的会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红军长征以及党在白区的斗争活动等，由于当时斗争的严峻形势，或出于安全原因，没有留下书面材料。今天，那段历史对我们的历史研究和民族精神的塑造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当事人或知情者对那段历史的口述回忆就显得十分重要。在传承中华民族精神的客观要求下，就必须大力加强对口述历史的研究。
(摘编自赵彬彬、张慧峰《以口述历史形式彰显中华民族精神》)
材料二：
许多人对“口述历史是否值得相信”这一问题始终抱着怀疑的态度，这源于诸多影响口述历史可信度的因素不能被完全忽视或消除，因此研究者们应该尽力去完善和细化口述历史的研究过程。
对于那些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尽管他们亲身参与到了事件的进程中，但也犹如盲人摸象一般，容易将他们看到或经历过的视为历史事实的全部，事实上谁都没有把握说自己可以掌握历史完整的真相。很多口述访谈的被访者以普通平民居多，他们的文化知识有限。一个人的知识储备会影响他对一个事件的理解深度。因此，平民的身份导致了认知能力的受限，且单从其所处的社会地位来看，他所能接触到的信息也是单一而有限的。尤其是在交通闭塞、通信初步发展的时期，普通民众能够接收到信息的渠道只有报纸、广播或电报，更遑论那些只能够通过信件才可以勉强进行信息交换的古老年代。历史是多元且复杂的，而当人们无法获取更多更全面的信息作为参考，只能基于自身的眼界去判断某个事物的时候，他的位置就决定了他的立场和角度，若只从其中一方的角度出发去看待历史事实，就很有可能出现偏差，并且降低历史真相的可信度。
人的记忆力是有限的。基于这一点，口述者愿意并且可以陈述的回忆也是有限且具有选择性的。经历过相同历史事件的人，如果在这个事件中他们所记忆的片段是相同或相似的，那么这段口述历史的可信度自然而然就提升了。但是，如果他们在脑海中所提取的记忆有限，忽略了某些细节之处，甚至是他们有意而为之，从而导致不同的口述者陈述相同事件时发生偏差，那么这也会极大地影响到口述历史的可信度。
访谈者在获得口述历史的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访谈者的业务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一段口述历史的成功与否。所以，对于访谈者来说，具备一定的历史知识储备是非常必要的，以免在访谈过程中因为自身背景知识的缺乏而误读了口述者所表达的内容。
(摘编自黄心怡《借用新闻访谈技巧提升口述历史可信度的实践探析》)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口述历史属于历史学的范畴，但它是通过收集和使用普通人口述的史料来研究历史，与那些历史学论著有很大不同。 |
| B．口述历史这种形式能够开辟历史研究的新领域有多种原因，其中电子音像等科学技术的进步，起到了一定的支撑作用。 |
| C．在革命战争年代，有些历史事件的文字资料因为形势特殊而不能留下来，要了解真相就应该对相关人员做口头调查。 |
| D．过去交通闭塞，接收信息的渠道有限，这就决定了被访者的认知是有限的，不能还原历史事实的全部真相。 |
| A．材料一与材料二都谈到了口述历史的问题，不过二者论述的侧重点并不相同。 |
| B．口述历史作为一种新的研究历史形式，仍然存在很多环节需要努力加以完善。 |
| C．口述历史能不能做到真实可信，访谈者的业务能力高低也是其中关键的一环。 |
| D．在访谈中，能否谨慎地选择访谈对象，会影响口述历史的可信度。 |
| A．雷蒙·阿隆《历史哲学》：“历史总是为生活服务的，它提供范例，评价过去。” |
| B．科林伍德《自传》：“历史著作有开始也有结束，但它们描写的事件却并不如此。” |
| C．胡也频认为：“历史永远是陈旧的，新的生活不能把历史作为根据。” |
| D．布罗代尔说：“历史应该是一首能够用多种声部唱出的、听得见的歌曲。” |
5．假设你是一位亲历某历史事件的普通人，一个月后要参加某电视台的访谈节目，为确保口述历史的真实性，请结合材料谈谈你应该如何去做。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张秉贵今年59岁，出身贫农家庭，从10岁起就在资本家的工厂当童工，17岁到私营的德昌厚食品店学徒，受尽了剥削阶级的压迫和凌辱。新中国成立后，他翻了身，打心眼儿里感谢党和毛主席。1955年他刚到百货大楼时，认为只要为商店多销货、多卖钱，就是做好了本职工作，报答了党的恩情，因此他比较注意抓大号买卖。一次，有位农民顾客来买两块桃酥，张秉贵光照顾买得多的顾客，让这位顾客等了很长时间。顾客生气地质问他：“你是不是嫌我买得少，看不起我？”这件事深深地触动了张秉贵。党支部书记找他谈心，对他说：“过去资本家做买卖，唯一的目的是赚钱。我们社会主义商店做买卖，首先要为人民服务好。”
张秉贵常说：“我们售货员要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团火，来温暖人民群众，使他们不仅在商店里感到热乎乎的，回到家里热乎乎的，走上工作岗位还要热乎乎的，激发出更大的革命干劲儿，投入社会主义建设，这才算我们对革命事业有了一点儿贡献。”为了当好顾客的参谋，他不知费了多少心血去熟悉自己柜台里的商品。公休日，他到糖果厂去参观访问，了解糖果的制作过程；下班后，他又到医院向医生学习各种糖果的营养知识；卖糖果时，他虚心向爱吃糖的顾客了解各种人吃糖的习惯和各种糖果的味道……经过刻苦钻研，张秉贵的商品知识十分丰富，为群众服务也有更多的主动权了。
张秉贵用自己心中的一团火温暖人民群众，赢得了广大顾客的爱戴和尊敬。有时，当他累得额头渗满汗珠，顾客就按住秤盘说：“老同志，您先擦擦汗！”后边的也嚷道：“您喝口水，歇会儿再卖！”……
这些热情的话，像一股股清泉涌进张秉贵的心田，他感到自己的心和顾客的心紧紧地贴在一起了。
（摘编自林为民《心有一团火，温暖众人心》）
材料二：
张师傅在财贸大会的发言中，最使我感动的是这一段：
“在旧社会，我十岁当童工，十七岁到商店学徒，那时候给资本家站柜台，是为了混碗饭吃。政治上没地位，经济上受剥削，人格上还要受污辱，整天低声下气，提心吊胆。那些官僚老爷、太太小姐、兵痞流氓来买东西，稍不称心，我们就得挨骂。得罪了这些人，资本家就得叫我们‘卷铺盖’，整天像是踩着‘地雷’干活……”
这时，我拿起笔来，向张秉贵同志笑着说：“我知道您是个忙人，我今天问您两个问题。第一是：请您把您解放前的生活仔细地说一说，让我好有点感性认识。”
张秉贵同志也笑了一笑，用充满了回忆的目光看看我，说：“我是北京人，一家八口人，只靠我父亲每月六块钱的工资过活。我母亲难过地说：‘你们孩子们也自谋生活吧。’我的大哥就到十五间房一个卖烟卷煤油的杂货店里去当了学徒。我从七岁就出去捡柴、挖野菜，那些野菜都是人家喂鸡的，我们每天就是吃那些野菜。我八岁就去‘打执事’，那就是遇有什么红白喜事，出殡的、娶亲的，我就带上红缨帽，穿上大褂子，去给背小鼓什么的。旧社会，这是实在没办法的人才干的，可是我还唯恐人家嫌我小，不要我。天没亮就出去，太阳落山才回来，每天只挣两个‘铜子儿’。十岁那年，我和三哥到天津的一所地毯作坊去当学徒。父亲本在天津给一个资本家看门，这时失业了。我们在作坊里是七个人睡在一个小炕上，挤得大家都得侧着身子睡。这屋里又没有灯，炕上的臭虫就多得不能提了。那时我先学的是绕毛线，绕来绕去地，毛线都勒进手里去了，又流血又疼，只好用纸把手包起来再绕。资本家看见了就骂：‘你这是在绕毛球呢！’他踢了我一脚，把我撵出来了。
“年初六，原在一个厂的一位师傅来找我说：‘小秉贵儿，你跟我去到榄杆市乾祥瑞织布厂当学徒吧。’这个厂的资本家姓牛，很毒辣，每天一到下半夜，就从柜房里出来，挺着大肚子，喊‘嘟——咋’，说是轰乌鸦呢，把我们都叫醒了。这时间比摇上班的铃还早一个钟头！
“我在那里待了两年多，织一匹布挣两毛钱。十七岁上，我到米市大街的德昌厚食品店当了伙计，从一九三六年，直到一九五五年，十九年没动……以后我就到了百货大楼，这些事您全知道了。以前的这些事，折磨得我永远也忘不了旧社会的苦，真是：新旧社会两重天，一个苦来一个甜呵！”
说到这里，他停住了，我抬头望着他的从容而沉静的笑脸，心中涌起了无限的敬佩！
（摘编自冰心《颂一团火》）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两则材料都围绕着张秉贵这一中心人物来进行采访报道，抓住张秉贵“一团火”的精神来揭示人物的个性特征和思想境界。 |
| B．张秉贵的“一团火”精神是一心为人民服务、爱岗敬业的精神，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对激励广大职工积极进取有重要意义。 |
| C．张秉贵售货服务热情周到，有感受到党的温暖、为社会主义事业做贡献的觉悟提高，以及受到顾客的尊敬和爱戴等原因。 |
| D．材料一运用了对比手法，他在旧社会当童工学徒，备受压迫和欺凌，在新中国成立后做服务员，获得顾客的感激和尊重。 |
| A．冰心对张秉贵在旧社会的遭遇深感同情和非常好奇，所以采访的重点放在张秉贵在解放前的具体生活。 |
| B．为了更好地服务群众，张秉贵利用公休日、下班后的时间积极学习，刻苦钻研，掌握了更多的主动权。 |
| C．张秉贵十七岁到德昌厚食品店，当了19年伙计，这期间政治上没地位，经济上受剥削，人格上受污辱。 |
| D．张秉贵笑着回忆旧社会的经历，从容而沉静，可见，他感受到新中国的好，早已忘记在旧社会受的苦。 |
| A．张秉贵一把就能抓准分量，顾客要半斤，他一手便能抓出5两。 |
| B．张秉贵具有非常神奇的算账速度。遇到顾客分斤分两买几种甚至一二十种糖果，他也能一边称糖一边用心算计算。经常是顾客要买多少的话音刚落，他就同时报出了应付的钱数。 |
| C．张秉贵发明了“接一问二联系三”的工作方法，即在接待一个顾客时，便问第二个顾客买什么，同时和第三个顾客打好招呼，做好准备。 |
| D．张秉贵师傅的柜台站满了里三层外三层的顾客，有买东西的，有参观的，有学习的…… |
5．张秉贵在新中国成立前的经历，两则材料的叙述有什么不同？请结合材料简要概括。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过程中，中国已经从依靠户籍制度建立的定居型社会转变成要素自由流动的迁居型社会，从依靠血缘、地缘的熟人社会转变成业缘化的生人社会，从低流动、被动流动的乡土中国转变成高流动、全方位、多元化、主动流动的迁徙中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流动人口总量达到3.76亿，较2010年增长了69.73%。其中，省内流动人口为2.51亿，较2010年增加了1.16亿人，增长了85.70%；跨省流动人口为1.25亿，较2010年增加了3896万人，增长了45.37%。人口流动参与度大幅度提高，流动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可以看出，乡土中国向迁徙中国形态转变业已形成。
常态化的迁移流动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空间位置，更深刻影响了人们的生产、生活、社会交往方式、内在文化乃至社会治理理念。在由乡土中国向迁徙中国转变的过程中，以下三个方面的改变是确定无疑的。
迁徙转变必然导致人际交往的异质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随着部分追求经济动机的农村人口离开熟悉的亲属网络、职业网络以及乡土网络流动到城市中，农民之间不再具有共同的身份、进行共同的生活或劳动，农民内部之间出现了分化。外出的农民与村庄之间的联系削弱，村庄的向心力与凝聚力衰退。接受城市文明的流动人口的生产、生活以及交往方式逐渐向城市人口靠近，且随着流动人口的代际传递，传统的农耕文明、“乡愁本色”逐渐褪去，而留守农村的人口仍然遵循着传统的乡土交往习俗。其次，城市社区居民的交往也同样经历着从同质化到异质化的过程。社区人口的户籍化转变为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混居，同一社区内部人群的社会地位差异较大，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从以情感联系为主转向以市场交换为主。与此同时，在社区居民的逐渐陌生人化过程中，不同人群的服务需求、行为方式等也存在差别，趋于多元化和复杂化。
几千年来，农民被土地束缚，世代定居于乡村，形成了天然的稳定性以及自我延续的静文化。“安土重迁”的习俗不仅支配着个体的生活与社会交往，同时也影响着个体的认知和思维方式。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城镇化在吸引农民从农村向城市自由流动的同时，也使得中国传统的静文化发生转型。迁徙中国的大规模、高水平、主动的人口流动，实际上伴随着静文化的退化以及动文化的建构。在此过程中，一方面，农民冲破土地的限制，告别了过密化的农业，血缘、亲缘关系形成的差序格局不断松散，由此瓦解了传统意义上乡土中国的乡村社会共同体与文化基础，导致根植于生产、生活以及交往方式的静文化逐渐退场；另一方面，随着人口流动规模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较多到巨大，流动原因趋于多元化，社会主体、社会空间、社会网络以及社会关系不再受限，自由流动的文化观念逐渐取代传统的静文化观念。
乡土中国的社会治理理念具有浓厚的乡土伦理，以乡村为基，历代相习、积久而成。首先，乡土伦理具有内生性，乡村秩序在村落中自然形成并依靠礼俗规则加以维持和延续；其次，乡土伦理具有习得性，无须专门学习，村民便可以在日常交往中学习并遵守。乡土中国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习惯、礼仪等变化缓慢，世代积累的经验足以维持和保障社会秩序，因此乡土中国是一种礼治社会。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相关政策的松绑，人口的空间位置变化导致社会交往的异质化、信息渠道的多样化、文化观念的动态化，这种转变打破了熟人社会的秩序。传统礼治的约束力日趋弱化，走向式微，法治成为迁徙中国的秩序主导。契约关系代替伦理关系成为社会治理的基础。理性化、法治化、公共性是迁徙中国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推进社会文明的支撑力量。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要以法治为基础。
（摘编自段成荣《由“乡土中国”向“迁徙中国”形态转变业已形成》）
材料二：
随着时代的变化，社会转型日益凸显，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冲击下，中国社会从乡土性进入后乡土性。这意味着在乡土结构依然留存的情况下，由于社会经济与文化观念都已经受到现代化的渗透，中国的乡土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现代性的特征。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村落依然还是相对于城市而存在的，但是聚居在村落的人们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乡土性本质特征的变化，新农村的建设必须加快步伐。
费孝通先生在对农村社会乡土特征的分析和高度概括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农村发展模式的理论，这充分体现了“志在富民”“以民为本”的思想。只有以农民需求为导向进行新农村建设才为真正的建设。后乡土社会里，大量农民涌入城市，频繁地四处流动，更换职业，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正是因为主体需求的问题。新农村建设首先要解决农民最关心的问题；其次要解决现代化过程中农业结构性问题；最后要加大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教育事业的投入，尤其重视教育的投资。
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建设新农村仍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后乡土社会农村的建设问题，并不是单纯的国家问题，也并非单纯的农民问题，更不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问题，所以只依靠任何一方单纯的努力都是不够的，只有各方形成合力，建设新结构、新主体和新功能的新农村这一目标才有实现的可能性。
（摘编自朱珠《浅析中国的新农村建设》）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中国社会已变为迁居型社会，2020年中国农民省内流动人口数量比跨省流动人口数量多。 |
| B．一部分农村人口流动到城市，外出的农民与村庄断绝了联系，村庄的向心力在不断减弱。 |
| C．工业化、城镇化吸引农民从农村不断流向城市，这使中国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不断松散。 |
| D．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冲击下，中国社会从乡土性进入后乡土性，乡土社会的结构已经消失。 |
| A．现如今中国社会呈现出高流动、主动流动的特点，人口流动参与度大幅度提高，流动人口规模在不断扩大。 |
| B．随着社会的发展，同一社区内部人群的社会地位差异较大，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从以情感联系为主转向以市场交换为主。 |
| C．中国乡土社会的乡土伦理具有内生性和习得性，村落的人们不需要学习这些乡土伦理，就可以自觉遵守。 |
| D．费孝通先生以民为本，志在富民，他对农村社会乡土特征进行分析概括，提出了关于农村发展模式的理论。 |
| A．农村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努力实现城乡交通一体化。 |
| B．农民依靠土地、以农业为主的生计模式已转换为“农业＋副业”的兼业模式。 |
| C．村民的生活方式从单一的村落生活迈向“乡—城”的两栖生活。 |
| D．在农村人与人交往讲求礼尚往来，由此农村社会产生了“礼物流动”的习俗。 |
5．在由乡土中国向迁徙中国转变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发生了哪些变化？请结合材料一简要说明。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论语》里孔子被描写成一个教育家。从某种观点看来，也的确如此。他期望他的弟子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成人”（《论语·宪问》），所以教给他们以经典为基础的各门知识。作为教师，他觉得他的基本任务，是向弟子们解释古代文化遗产。《论语》记载，孔子说他自己“述而不作”（《论语·述而》），就是这个缘故。不过这只是孔子的一个方面，他还有另一方面，这就是，在传述传统的制度和观念时，孔子给予它们的解释，是由他自己的道德观推导出来的。例如在解释“三年之丧”这种古老的礼制时，孔子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论语·阳货》）换句话说，儿子的一生，至少头三年完全依赖父母，因此父母死后他应当以同样长的时间服丧，表示感恩。还有在讲授经典时，孔子给它们以新的解释。例如讲到《诗》，他强调它的道德价值时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这样一来，孔子就不只是单纯地传述了，因为他在“述”里“作”出了一些新的东西。
这种以“述”为“作”的精神，被后世儒学传之永久，经书代代相传时，他们就写出了无数的注疏。后来的《十三经注疏》，就是用这种精神对经书原文进行注释而形成的。
（摘编自冯友兰《孔子：第一位教师》）
材料二：
“述”的内涵非常丰富。《说文解字》将“述”解释为“循”；在现代汉语中，“述”可以理解为“叙述”“陈述”“讲述”“论述”或“阐述”等等。
在《中庸》中，儒家德行“孝”的定义和“述”是相关的。《中庸》：“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如果我们将“孝”的这种解释和孔子在《论语·述而》第一章中的自我描述联系起来，“述”的深层含义便跃然纸上，也就是“述”表达了“孝”的德性。
孔子践履“孝”这种德行的对象是天。《论语·八佾》讲到，“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孔子道德追寻的是天的使命。对于孔子而言，他的工作就是传天道，兴天道。在《论语·阳货》第十八章中，孔子说他不想再说话，但是他的弟子子贡说：“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孔子回答：“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从这段话中可以得出两点：第一，孔子述的是天道，天是最终的创造者；第二，孔子认为自己是天道的述者，子贡则将自己看作是孔子思想的述者。孔子践履德性的活动表达了对天的“孝”，而子贡践履德性的活动则表达了对孔子的“孝”。
因此，孔子将他对经典的传承比作一个孝子做的事情。儿子对父亲最大的孝是对父亲志向、事业、梦想的继承、实现和发扬光大。同样孔子述的天道也是对天的孝。对于孔子而言，他的智力活动是恢复天道，这就是对天尽孝。在孔子那里，“孝”的含义涉及了延续文化传统和历史传承的义务。
孔子不是唯一把哲学活动与“孝”联结起来的人。孔子与柏拉图早期的作品《游叙弗伦》对“孝”的定义殊途同归。苏格拉底的诘问对象游叙弗伦得出“孝”是公正的一部分，“孝”是人类对上天的侍奉。苏格拉底认为自己的哲学活动就是对神灵的侍奉，自己的问答法就是对神灵的侍奉。基于苏格拉底对上天侍奉的论证，苏格拉底提供的答案就是进行哲学活动是对上天真正的“孝”。对哲学活动与孝的密切联系，亚里士多德也有所表述。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说，“孝”要求更加尊重真理而不是尊重你的朋友。他认为“孝”的对象是真理，而不是上天。践行“孝”这一德性活动是追求哲学的严肃义务，因为追寻哲学是为了探寻真理。
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把哲学活动和“孝”联结起来，尽管每一个人对“孝”的理解不同，这也反映了他们做哲学的方法不同。苏格拉底通过诘问的方式审查人的信念；亚里士多德更多地是通过对前人理论的考察、批判发现真理；孔子则认为从事“孝”的活动就是对天道的传承。
（摘编自余纪元、金小燕、韩燕丽《“述而不作”何以成就孔子？》）
材料三：
“述而不作”的信条影响深远，达两千年之久，成为风气。自孔子以后，儒家教育多遵从这一原则，以传授、注解经典为己任。要从事这一学问，必然燕记经文才能言而有据。因而，熟记经典成为学生的基本功。
孔子教育弟子是为了让他们从政，用子夏的话说是“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隋唐以后，科举盛行，官方明确规定了读书人的出路，只有为官一途。学校成为向科举输送考生的途径之一。科举使用八股文体，专以四书五经命题，以儒家经典考学生，答案阐释以经典为准，不允许有超出范围的见解。
可以说，孔子“述而不作”的信条，使得他在教学中有偏重继承、轻视创新的倾向；伦理关系与师生关系的结合，造成学生对教师的依赖，这使人们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减少或部分失去了探索未知的兴趣。这样使得传统教育以教师解释、学生背诵为基本方式，因循以往，缺乏创新精神。
（摘编自李杨《“述而不作”与传统教育》）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论语》中虽然记录孔子说自己“述而不作”，其实孔子在传述文化遗产的同时，也“作”了一些新的东西，后孔子时代的儒学都长期传承并发展着这种精神。 |
| B．“述而不作”中的“述”内涵非常丰富，在古代辞书中解释为“循”，但在现代汉语中这一含义被“叙述”“陈述”“讲述”“论述”或“阐述”等含义所取代。 |
| C．在儒家经典著作《中庸》一书中，认为“孝”应包括“善述人之事也”，也就是说，“述而不作”中的“述”与“孝”是统一的，这种理解恰好切合孔子的观点。 |
| D．“述而不作”的信条，后来成为儒学教育的一条重要原则，熟记经典成为学生的基本功，这一传统一直影响到后来的科举考试，并且命题答案均以四书五经为限。 |
| A．作为一位教育家，孔子期望把学生培养成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作为伟大的思想家，他认为从事“孝”的活动是对天道的传承。 |
| B．孔子认为，儿子出生的头三年完全依赖父母，故父母死后孩子应以同样的时长服丧以表感恩，于是提出了“三年之丧”的礼制。 |
| C．“孝”在儒家思想学说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在孔子看来，“孝”不仅限于父母，也体现在对历史的传承和对文化传统的延续。 |
| D．孔子、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人都将哲学活动与“孝”联结起来，因做哲学的方法不同，对“孝”的理解也有差异。 |
| A．“上天为每个人灵魂提供了选择机会：或是拥有真理，或是得到安宁。你可以任选其一，但不能兼而有之。” |
| B．“倘若没有天地，哪里会有人类生存发展的空间。因此，敬天祈福正是对天地自然献上的一份崇高敬意。” |
| C．“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 |
| D．“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 |
5．对影响两千年之久的孔子“述而不作”的信条，你是如何看待的？请结合材料谈谈你的认识。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那些被称土气的乡下人是中国社会的基层。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这个土字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农业直接取资于土地，种地的人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孤立、隔膜是就村和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用一位外国学者的话说，前者是“有机的团结”，后者是“机械的团结”。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生活上被土地所囿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须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
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磨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这过程是《论语》第一句里的“习”字。“学”是和陌生事物的最初接触，“习”是陶炼，“不亦说乎”是描写熟悉之后的亲密感觉。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
“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
从熟悉里得来的认识是个别的，并不是抽象的普遍原则。在熟悉的环境里生长的人，不需要这种原则，他只要在接触所及的范围之中知道从手段到目的间的个别关联。在乡土社会中生长的人似乎不太追求这笼罩万有的真理。我读《论语》时，看到孔子在不同人面前说着不同的话来解释“孝”的意义时，我感觉到这乡土社会的特性了。孝是什么？孔子并没有抽象地加以说明，而是列举具体的行为，因人而异地答复了他的学生。
在我们社会的急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于是，“土气”成了骂人的词汇，“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二：
改革开放以后，乡村社会中的变化确实如有些学者所观察到的，行政村中的村民之间相互认识而不熟悉，缺乏共同生活的空间，而大批青壮劳动力进城务工更是带来乡村社会普遍的空巢现象。尤其是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以及市场观念的不断深入，熟悉社会中的关系网络开始裂变，既有的伦理观念、道德、价值等正在失去约束力。但是，这可以称之为物、周围环境的变化，而长期浸淫于熟悉社会而习得的“给予”和“亏欠”的人情传统以及思维方式和行为规则等还存在巨大影响。
众多研究表明，生活在乡村社会的农民，虽受到外部条件变化影响，但依旧以亲情纽带和乡土圈子为核心，诚实相待，和谐共处，熟悉社会的亲密关系也由此不断延续下去。而进城务工人员在城市中虽然遭遇到大量陌生关系，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依靠血缘、亲缘、宗缘和地缘等，结成亲密的社会关系网络，并且依此确认其自我身份，进而形成一种新的“地方认同”。可以看出，熟悉社会已遭遇强烈冲击，但在日益变动的社会结构中仍有影响。
（摘编自黄锐《乡土社会是“熟悉社会”》）
材料三：
“熟悉的社会”是对乡村社会的地方性与整体性结构特征的一种概括，而非指微观的、个别的人际关系或社会网络状况。经历经济转型、社会与文化变迁之后，乡村社会中诸多微观结构与行动都可能已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其中就包括人际关系和交往方式的变化。然而，村落共同体的地方性以及共同体的整体性特征依然留存。
在村落共同体中，村民之间的关系是熟悉的。熟悉的关系并非指具体的两个个体间的交往情况和熟知程度，而是指村落社会关系是相互熟知的。熟悉的社会是一种信息非常对称的社会，也是一种信息透明的社会。信息对称指的是自我与他人是知根知底的、相互能达成默契的。不论两个村民个体之间是否有直接的交往和互动，也不论一个人对其他个体具体情况的熟知程度如何，人们都能达到相互熟知或知根知底，因为村落共同体本身就是一个信息透明的社会。在一个固定的场域里，个人及其社会关系的信息其实是有目共睹的，而且人们的行动信息也容易被村里人所知晓，并不一定需要专门的努力就能达到。
熟悉关系仍代表着乡村社会的一种特质，因为这是与城市社会关系有着本质区别的。尽管在城镇化扩张和乡村劳动力流动的冲击下，乡村社会熟悉关系也处于变迁之中，但在村落生活共同体依然存续的情况下，基于地缘和血缘而形成的熟悉社会关系的特征也就继续留存。
（摘编自陆益龙《后乡土中国》）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乡土社会里，乡民是中国社会的基层，他们以种地为基本谋生方式，从土地中获取生活资源，因此与土地分不开，为土地所束缚，固守乡土。 |
| B．人与人在空间排列上的不流动性，造成乡土社会里乡民个体之间、乡村之间的彼此关系的孤立与隔膜，所以才有三家村式微型村落的存在。 |
| C．乡村社会的农民，以亲情纽带和乡土圈子为核心，诚实相待，和谐共处，而现在受到外部条件变化影响，熟悉社会的亲密关系很难延续下去。 |
| D．“熟悉的社会”是指个体的人际关系、交往方式和微观的社会网络状况；在村落共同体中信息对称，村民个体之间知根知底、能够达成默契。 |
| A．乡土社会实际上就是熟人社会、礼俗社会，而现代社会是陌生人组成的社会、法理社会，两者的人际交往原则是有区别的。 |
| B．在乡土社会中，人们从熟悉里获得的认知是个别的。《论语》中孔子因人而异地解释“孝”，能让我们体会到这种特性。 |
| C．乡土社会中人们之间的信用，产生于对一种行为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的可靠性，这种信用远胜于法理社会中的一纸契约。 |
| D．材料二认为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以及市场观念的不断深入，熟悉社会中的关系网络开始裂变，与材料一的一些说法相近。 |
| A．“金窝银窝，不如家里的草窝。” | B．“乌鸦反哺，羔羊跪乳。” |
| C．“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 D．“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 |
5．为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乡土社会需要做出哪些改进？请结合材料谈谈你的看法。
材料一：
在中国，天文学是随着农业生产和星占两种需要而诞生的，诞生以后又受中国社会条件和传统文化的制约，和古希腊天文学走了一条很不相同的道路。古希腊天文学并不想鼓励人们去观察天象，相反地，它企图建立一个宇宙模型，使天文学成为数学的一个分支，这条思想路线决定了古希腊天文学的唯理性。
与此不同的是，中国的先哲们要求天文学只是“观乎天文，以察时变”（《易经》）和“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尚书·尧典》）。至于宇宙性质怎样，日月星辰为何东升西落，则不必追问。这条思想路线决定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应用性。
中国古代天文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历法和星占。古代中国的历法工作，一方面服务于农业生产和人民的日常生活，如用“二十四节气”直接表示寒来暑往的变化，给农业生产以极大方便，像“清明下种，谷雨插秧”这类谚语至今还在民间流行。另一方面历法又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颁布历法是统治权力的象征，为皇家所掌握，一个地区、一个民族奉行谁家颁布的历法，就表示拥护谁家的统治。正如《史记·历书》所说：“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
古代中国的星占术属于预警性系统，古人利用天象来占卜国家大事，如年成的丰歉、战争的胜负、皇族的行动等等。据《汉书·五行志》记载，汉成帝建始三年十二月戊申朔，其夜未央宫中地震。杜钦回答皇帝：“人事失于下，变象见于上，能应之以德，则咎异消。”杜钦的这段话表明了古代中国星占术的理论基础是天人合一论。天人合一论认为，天与人的关系并不单纯是天作用于人，人的行为，特别是帝王的行为和政治措施也会反映于天。因此，君主可以借助天上星宿的变化，来证明自己权力的正当性；而士大夫阶层则往往借助天变来警示、告诫君主要端正行为。
在中国，天文记录持续了几千年。二十四史中以“天文志”命名的篇章绝大部分是记录奇异天象和与它相关联的政治事件。这批记录，成了一份宝贵的遗产，对当今的天文学研究还有重要的作用，至今已在超新星遗迹、太阳活动、地球自转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天文学是一门应用科学，它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都起着作用。
(摘编自席泽宗《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社会功能》）
材料二：
从远古时代开始，各民族都有观察天象、解释天象的冲动。这份冲动不仅出于实用需要，也源于面对浩瀚宇宙产生的敬畏之情。这两个方面几乎是一切民族起初都具有的。不过，随着文明成型，各民族走上了不同的文化发展道路，那种原始的敬畏之情也有了不同的表达方式。
古希腊天文学本质上是一门几何学。古希腊人认为，宇宙是一个天球包地球的结构，所有的天体都镶嵌在天球上随天球做匀速圆周运动。研究这些运动，是古希腊天文学的根本目标。古希腊人把天体的匀速运动看成是遵循理性的最佳范本，于是，那种原始的敬畏之情转化为对理性的坚定追求。德国哲学家康德有一句名言：“世界上唯有两样东西能让我们的内心受到深深的震撼，这就是我们头顶的星空和我们内心的道德律。”自古希腊以来，西方人便把宇宙作为理性的代表，把对宇宙的着迷视为追求理性的一种标志。
同样，古代中国发达的天文学也不只是为了农业生产，把节气定到几分几秒，对农业生产来说并无太大意义，中国古代天文学最强大的研究动机来自天人合一的观念，以及由之衍生出来的种种文化观念和制度。天人合一的思想影响了中国的政治文化，也影响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推动天文学发展的那种原始的敬畏之情，在中国古代文化中，表现为对贯通天人的政治秩序和伦理秩序的忠实维护。
在古代中国，不只是皇帝需要天文学来维护秩序，普通百姓也需要。传统社会里，老百姓做大事之前都要看一下老皇历，看看哪天是黄道吉日，哪天流年不利。这些老皇历就是天文学家为“敬授民时”而编制的历书。因此，中国古代天文学就其研究动机而言，是政治星占术，是日常伦理学，一言以蔽之，是礼学，而不是希腊意义上的“科学”。
把中国古代天文学与古希腊天文学共同视为“科学”的最大理由是，中国古代天文学把“推算预报”日月行星的位置作为重要内容，并且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推算方法。这套推算方法，被称为中国古代的数理天文学，与古希腊数理天文学相对应。然而，我们必须意识到，古希腊数理天文学之所以用“几何建模”的方法去研究行星，是因为他们相信，宇宙的运行本来就是遵循几何规律的。相反，中国古代天文学家眼中的“天”有意志、情感。因此天是人格化的上天显灵的场所，而不是希腊天文学家眼中秩序和定律的场所。
(摘编自吴国盛《科学与礼学：希腊与中国的天文学》）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人创造的天文历法，也是农业生产的指南，体现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应用性。 |
| B．中国古代天文学重视对天文现象的观测、记录和诠释，古希腊天文学则与之相反，反对观察天象。 |
| C．中国古代与古希腊的天文学家都形成独特的推算日月行星位置的数理天文学，但两者是出于不同的观念。 |
| D．古希腊天文学家认为宇宙是遵循几何规律来运行的，所以他们用“几何建模”的方法研究行星。 |
| A．古希腊天文学的唯理性，表现在企图用“几何建模”的方法去探寻宇宙的规律，使天文学成为数学的分支。 |
| B．古希腊人因为向往天体运动的严谨性，进而形成了尊崇理性的观念，这一观念推动了古希腊天文学的发展。 |
| C．“观乎天文，以察时变”不仅指通过观察天地运行的规律来认知时节的变化，也指通过天象预测行事的时机。 |
| D．古代中国与古希腊的天文学在研究动机、主要问题、研究方法上存在差异，本质上体现了中西文化精神的不同。 |
| A．《小二黑结婚》中二诸葛说自己“罗喉星照运，运气不好”，体现了天文学对普通百姓生活的影响。 |
| B．《唐雎不辱使命》中“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表现了中国古代天文学中天人合一的思想。 |
| C．民间谚语中“芒种芒种，连收带种”的说法，反映了古代中国历法能够为人们从事农业生产提供便利。 |
| D．《诗经·小雅》中“月离于毕，俾滂沱矣”，说明了中国先民都会观察天象并且研究它的规律。 |
材料一：
习近平在二十大报告中提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习近平指出，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我们要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具体方略有：一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二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三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四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摘编自《人民日报政文·习近平同志代表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的报告摘登》）
材料二：
“生态”一词源于希腊文，意谓居所、栖息地。生态不仅指涉人与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关系问题，同时也切入经济活动和社会结构。
收敛侵占自然物的欲望是可以达到的理性认识，先民便有这样的睿智，值得今人借鉴。荀子谓：“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荀卿并非以为人可以任意摆布自然，而是主张人与天地配合，如果与天地争职分，就是犯糊涂。
《易传》把天地人并称“三才”，天人协调是理想境界。《淮南子》讲：“禹决江疏河以为天下兴利，而不能使水西流；稷辟土垦草，以为百姓力农，然不能使禾冬生，岂其人事不至哉？其势不可也。”北魏农学家贾思勰说：“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法自然”无论作哪一解释，都包含天地人皆以自然为归依、为原本之义。
人类必须顺从自然，而不可违逆自然。反对逆天而行，主张天人一体，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宗旨。如果把人创造的文化比喻为一株参天大树，是自然提供了大树赖以生长的阳光、雨露和土壤。
然而，现在的时代往往背离此道。工业革命以来，“征服自然”成为主流意识，物本主义压过人本主义，更蔑视自然生机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病态扩张。当下迈入后工业文明的信息化时代，物本主义的工具理性更趋发达，掌握了核裂变、人工智能、生物工程等尖端技术的今人，似乎可以得心应手地“改造自然”，但背弃自然法则，违背生命伦理，包括生物工程在内的科技创造，必招致自然铁腕的回敬。卡普拉在《转折点》中说：“我们第一次被迫面临着人类和地球上所有生命灭绝这样一场确确实实的威胁。”这种威胁，并非来自毒蛇猛兽、地震火山，也不是天然病菌，而可能是自以为超越自然、左右自然的愚妄之人的逆天而行。这是当下人类必须时刻自警的。
（摘编自冯天瑜《人类应当对自然深怀敬畏》）
材料三：
东西方文化的形成主要是在原始自然观基础上，原始自然观是人类对自然界的初始审视，从卡西尔的思想观念中，原始自然观就体现了人与自然是一体的关系，人和其他动物以及所有的自然物都属于一种生命关系。在人类社会发展初期，由于生产力的落后，人类的生存需要顺应自然，依赖自然，人属于自然的一部分。在这一时期，人类生产活动发明的人工取火，保存火种，制造石器、骨器等，就体现了人类利用自然的成就，从创造的劳动工具方面来讲，人和其他动物就存在了本质的区别，人和自然界区分开来，但本质上仍然体现了人与自然的一体性。
从东西方文化发展进程的差异性角度来讲，西方文明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生产工具的快速迭代、科技的进步，体现出了人对自然的征服观念和行为。但是，从中国历史文明发展的过程来看，原始自然观中生命一体化思想逐渐演变为天人合一，具有顺应自然和改变自然的双重性。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这一理念继承发展了东西方传统自然观，是当代自然观的最新体现，与工业文明时代中天人对立的自然观存在较大的差异。两者最主要的区别：在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下，人和自然之间不是征服和被征服的关系，而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共同发展。
工业文明的自然观是将自然和社会碎片化，利用技术和资本将其重新组合，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成为掠夺、被操纵的一种形态。自然界成为人类征服的对象，人类为了生存发展对自然资源过度使用，从而使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恶化。工业文明时期，人和自然之间由相互依存转变为相互对立，由于对自然任意开发，自然生态平衡被破坏，人类生存的环境形势逐渐严峻。而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这一理念是在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基础上，社会发展和生态系统平衡之间遵循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在缓解自然生态环境的同时满足人类生存发展的需求。
（摘编自金凤姬“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的理论基础及实践路径分析》）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中国古代虽没有“生态”一词，但早在先秦时期，中国人就已经有了不违背天地规律、顺应自然使用人力的生态思想。 |
| B．目前，人类和地球上所有生命都面临灭绝的威胁，这种威胁来自自以为超越自然、左右自然的愚妄之人的逆天之行。 |
| C．在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下，人和自然之间的形态不是掠夺、被操纵，而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共同发展。 |
| D．“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继承和发展了传统自然观，顺应当今人类的生存需求，是当代自然观的最新体现。 |
| A．古人讲天地人关系的时候，认为天人协调才是理想境界，人的生产生活不应该违逆自然，逆天而行。 |
| B．早在先秦时期，中国人就有了生态文明的思想，儒家所说的“天人合一”即“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 |
| C．生态文明思想是西方环保主义中国化的体现，思想核心是强调对环境的绝对意义上的爱护和保护。 |
| D．无论天人一体、天人对立还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都是对天人关系的有益探索，都有合理的一面。 |
| A．要使我们祖国的河山全部绿化起来，要达到园林化，到处都很美丽，自然面貌要改变过来。（毛泽东） |
| B．良好生态环境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基础。（胡锦涛） |
| C．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恩格斯） |
| D．征服自然的工作是一项造福人类、促进社会进步的伟大事业，必然受到神的鼓励。（培根） |
5．请结合材料，阐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的现实意义。
材料一：
我们的会议之所以称为政治协商会议，是因为三年以前我们曾和蒋介石国民党一道开过一次政治协商会议。那次会议的结果是被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破坏了，但是已在人民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那次会议证明，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一道，是不能解决任何有利于人民的任务的。即使勉强地做了决议也是无益的，一待时机成熟他们就要撕毁一切决议，并以残酷的战争反对人民。那次会议的唯一收获是给了人民以深刻的教育，使人民懂得：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决无妥协的余地，或者是推翻这些敌人，或者是为这些敌人所屠杀和压迫，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很快地觉悟起来，并且把自己组织起来，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其集中的代表者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一战线，援助人民解放战争，基本上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政府，推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恢复了政治协商会议。
（节选自毛泽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材料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为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奠基。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来自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等45个单位及特邀人士的代表（包括候补代表）共662人参加了会议。毛泽东在大会上所致开幕词中，坚定地说出了那一句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名言：“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相对于1946年1月在国共重庆谈判基础上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那次会议上所达成的改组政府和国民大会等和平建国、民主建国意向，很快就被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我解放区、发动全面内战的炮火无情摧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胜利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史称“新政协会议”），意在建立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民主联合政府”，进而建立起有助于最终形成新中国国体和政体的一种全新的民主政治制度。
事关国家性质的这个开会共识，早在筹备召开新政协会议的过程当中，就由中国共产党召集的会议筹备会多次组织各党派负责人和各界代表人士学习讨论、民主协商、达成一致。正如在新政协会议上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所记载和昭示的：各党派和各界人士“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
毛泽东在为1949年元旦而撰写的《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就明确提出：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后，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再上溯至1940年1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1945年4月发表的《论联合政府》，再到1949年6月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28周年而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开启了建国大业的理论思考，并逐步为迎接新中国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这些长篇著述，明确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明确提出唤起民众，结成国内的爱国统一战线，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一历史性结论，从建国意义上延续着为历史所证明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思想。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既顺应了时势，也是在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下的制度性安排，是一个历史必然。
（节选自逄立左《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奠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历史地位述略》）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旧政协会议是在国共重庆谈判基础上召开的，形成了改组政府和召开国民大会等有利于人民的决议。 |
| B．旧政协会议给人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是因为会议的结果证明了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的反人民属性。 |
| C．新政协会议虽然沿用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名称，但和旧政协会议在建国理念和目标上截然不同。 |
| D．新政协会议召开的任务是建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和“民主联合政府”，并最终形成新中国国体和政体。 |
| A．毛泽东同志在开幕词中阐述了“统一战线”的重要性，这不仅体现了对历史事实的尊重，也紧扣了“政治协商”这一主题。 |
| B．“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是毛泽东同志所作开幕词中最激动人心的语句，它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
| C．关于新中国的国家性质，是在新政协会议的筹备过程中，由各党派负责人和各界代表人士共同提出、讨论、协商并达成共识的。 |
| D．毛泽东同志在《将革命进行到底》《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述中的理论，为新政协会议的召开做好了思想准备。 |
| A．“政治协商”一词过去曾得到过包括共产党与国民党在内的各民主党派的攒同。 |
| B．1946年的政治协商会议让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中国出现了难得的一次民主化进程。 |
| C．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新中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的初步建立。 |
| D．协商民主制度源自近代以后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进程，是我国独有的政治民主形式。 |
5．两则材料都提及了1946年的旧政协会议，其表达意图分别是什么？
材料一：
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保持和谐悦乐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
“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
（节选自叶朗、朱良志《以乐治国》）
材料二：
大部分情况下，普通人听音乐并不以受教育或者学习为目的，而是为了娱乐。当人们处于某种亢奋的状态中时，会歌唱；紧张的工作之余，会欣赏一首轻松快乐的歌曲；茶余饭后，会借音乐来调剂自己的生活。由此可见，音乐作为美的形式的存在，给予人们无限的精神享受，使人们可以放松自己，忘掉不快，赶走疲劳，从而得到身心上的舒缓。
音乐可以娱人，同样也能够自娱。音乐并不仅仅指那些广为传唱的经典，也不仅仅局限于某些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个别旋律，它还包括诸如劳动号子和民间小调等各种各样的形式。比如在人们日常的劳动生产过程中，民歌和号子的积极作用不言而喻，能够减少工作带来的乏味感、枯燥感，消除疲劳，鼓舞干劲。通过音乐的欣赏，释放出人们现实中的郁闷和压力，达到精神的宁静和安乐。从这个意义而言，音乐消解了社会个体的压力，不同程度地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安定。
音乐是思想的载体，因而在音乐中，能传达出乐章所包含的神韵。人们能与音乐中所蕴神韵互交，这一互动过程，可谓之乐能动神，神可感乐。恰如其分的音乐，可以鼓舞人的斗志，提振人的情绪，激发人的潜力。例如古代行军作战，都备有战鼓。临战时，鼓声震天，士气如虹。一首《义勇军进行曲》，激励了多少热血志士奋发向前，每当我们行注目礼，目睹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耳闻雄壮的国歌徐徐奏响，有谁不心潮澎湃？有谁能不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坚定奋进？音乐能通过自身内蕴催人奋进，这方面具体的例子，不遑多举。哪个时代都不乏这样催人向前、催人奋进的音乐，它使得社会中有志之士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为了共同的目标拼搏不懈。这对于社会的发展、团结、和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音乐另外一个重大意义上的社会功能，在于道德教化。中外诸多先贤，对此都有过深入分析、研究和论证。汉代《毛诗序》讲道：“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在古代，诗、乐、舞是合为一体，密不可分的。
（节选自史其威《论音乐的社会功能》）
材料三：
近来，风靡电视圈的音乐类综艺节目《歌手2019》和《声入人心》就是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其在兼具商业效应、娱乐大众作用的同时，使音乐表演融入民族文化元素和传统艺术形式，反映了部分音乐人对民族文化的守正与创新。
《歌手2019》总决赛上，歌手龚琳娜携手京剧艺术家王珮瑜、男高音歌唱家石倚洁，共同演唱了一首集中国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及西方古典音乐于一体的音乐作品，其中包含《垓下歌》《六州歌头》，囊括我国古典文学、民族音乐等方面的重要内容，以专业的功底和震撼的演唱为观众充分展现了“中国味”音乐。原创新形态声乐演唱节目《声入人心》及其同名音乐会全国巡演也是今年以来的文化热点。《声入人心》以深耕古典音乐、严肃音乐闻名，着重向观众展示美声、歌剧、音乐剧等西方音乐元素。但与此同时，其中的部分演唱成员也保持着自身对民族音乐的热爱和坚守，从以西方元素占主导的音乐演绎中突出重围，构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云南民歌《猜调》、湖南民歌《浏阳河》、江苏民歌《采红菱》、土家族民歌《龙船调》以及越剧《梁祝化蝶》等，都在节目当中有重点展现，为观众带来了不少日常生活中鲜能听到的民族调调和传统戏曲。这些都激发了观众对民歌和传统戏剧形式的兴趣，使民族音乐元素从一众美声、音乐剧演唱中脱颖而出。
歌者以自身对民族音乐和优秀传统艺术的观照，将本土元素更多地带入当下大众化、娱乐化的音乐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观众对音乐类综艺节目的固有印象和认知。对文艺工作者而言，在文化市场越发多元化的今天，如何守住“中国味”，更好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是不断思索与探究的重要问题。虽然在当下，一部分人更为看重节目制作所能带来的市场和流量，但在迎合市场需求的同时，我们不应丢掉民族的、传统的内容，应在大众化、快节奏的文化背景和传媒发展趋势下，更多地融入原汁原味的中国本土艺术元素，从而向大众普及民族音乐和传统艺术精华。期望令观众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宣传效应的音乐类综艺节目肩负起守护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本土经典的重任。
（节选自于溟跃《音乐类综艺节目应守住“中国味”》）
1．下列不能作为论据用来论证“音乐具有道德教化功能”的一项是（ ）| A．《孝经》有云：“移风易俗，莫过于乐。” |
| B．司马迁云：“夫治国家而弭人民者，无若乎五音者。” |
| C．《晋书·乐志》语：“闻其宫声，使人温良而宽大；闻其商声，使人方廉而好义……” |
| D．《管子·内业篇》云：“止怒莫若诗，去忧莫若乐。” |
3．请结合材料，从不同角度谈谈当下应如何更好地发挥音乐的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