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摘编自《国潮数据浅析——下一个十年国潮还能引领趋势吗?》，搜狐网）

材料二：

东方浮雕工艺融入彩妆产品，敦煌壁画元素作为印花出现在运动鞋上，大白兔奶糖开发出了潮流香水……这些过去与现代时尚难以搭上边的元素，如今出现在各类消费场景中，成为新潮流。

“引领这股新消费潮流的就是国潮力量。”在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服贸所研究员高宝华看来，国潮就是以国有品牌为载体、以优良品质为内涵，在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的强劲营销下，既能满足年轻消费者个性张扬以及对时尚的追求，又有助于传统文化回归而产生的一种潮流。

“国潮是中国产品、中国品牌、中国美学、中国文化的综合呈现。”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副院长王昕总结说。他认为，国潮是多种符号的统一和再现，其中包含中华传统文化认同层面的符号，比如民族图腾式标记的民族符号；还有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时尚融合的符号；以及代表中国国家形象的符号，比如中国、中华字样等激发中华民族群体性认同的符号。“冰墩墩和雪容融就是中国形象的情感对应物，消费者的购买热情如此高，正是看重它们丰富的情感内涵和象征价值。”王昕说。

（摘编自邹晓菁《年轻人为何热衷国潮》，《光明日报》）

材料三：

根据以往的实践经验，以动漫、美剧等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在中国拥有广阔的受众市场，而中国的流行文化却很难突破中西方的文化壁垒。从这个角度来说，国潮立足青年群体的审美取向和文化旨趣，不仅为未来的国际传播创造了新的中国特色的符号中介，同时也切中全世界青年人共同的“潮”“酷”等个性化诉求，为超越国家层面的文化再生产开辟出潜在空间，比如中国本土的设计师和时尚品牌已经引起海外市场的广泛关注。同时国潮在操作层面也通过激活青年群体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为青年主导的国际传播模式探索了可行的路径。

国潮激发作为传播主体的青年群体的民族文化自信。青年人是国潮的核心用户群，更是未来国际传播的重要主体。值得注意的是，Z世代（指1995～2009年间出生的一代人）也是与互联网发展同步成长的一代，身处不同文化环境中的青年群体共享数字信息技术，因此更加有能力也有动力进行积极地对外传播和文化交流。

国潮有助于在海外青年群体中提高中华文化的感召力。让海外青年人真正认可中国的文化价值理念，有助于建构持久的国家品牌形象。国潮在这方面的独特优势在于产品的流动性和文化的持续性。也就是说，国潮作为一种文化观念、社会思潮和审美取向，虽然附着于一定的商品，却不依赖于特定的商品。因而，即使国潮的产品种类相对有限和小众，品牌的更新换代也难以预期，但它们所传递的民族文化价值并不会随之削弱。反而在产业延续的过程中不断推动民族文化的正向积累，促进更多的海外青年了解中国文化、喜欢中国文化，从而提高中华文化的海外感召力。

（摘编自刘黎明《国潮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光明日报》）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2010年由《人民文学》发起的非虚构写作的倡导，得到了社会广泛的响应，有一批作家积极参与其中，陆续推出了自己的非虚构作品。非虚构写作的兴盛，对报告文学造成了强大的冲击，消解着报告文学的主体地位。首先是报告文学的受众接受度远不及非虚构写作。黄灯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在网上首发阅读量就超过了10万，这种高阅读量就报告文学单部作品来说完全没有可能达到，二者受众接受度的差距一目了然。其次是在社会关注度上有冷热之分。非虚构写作总是在不断地制造出各种社会热点话题，引起全民的关注，并且延伸成为研究的课题，成为当下学术研究的聚焦点。再次是非虚构写作对现实的介入性在广度上超越了报告文学。非虚构写作将一切以现实元素为背景的写作都收入旗下，体现出一种开放性和亲历性。在非虚构写作潮流中，“野生的写手”遍地开花，体现了大众的参与性。由于是切身的经历与感受，情感和文字表达更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这种普泛的介入性和可触的现实感是专业化写作的报告文学难以做到的，而这种切近生命感同身受的体验也更具有“带入性”，容易引发受众的共鸣。

除外部因素的影响外，报告文学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自身。与非虚构作品越来越理直气壮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报告文学近年来显得有些失了底气，因为不论是报告文学作家，还是报告文学的研究者，正在失去对报告文学这一文体的充分自信，而文体自信的丧失正掣肘着报告文学这一文体的存续发展。

（摘编自蔚蓝《报告文学与非虚构写作的维度差异》）

材料二：

在2003年“非虚构”并未流行之时，评论家们便已预言报告文学的消亡。理由也似乎十分充分：一是报告文学没有像小说、诗歌那样深广的传统根基，在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下已经无法生存；二是既“报告”又“文学”的作品既会伤害报告又会伤害文学。第一点理由逻辑上便已经不能自洽，如果报告文学因为没有深广的传统根基便沦入消亡，那么同样为舶来品的“非虚构”又如何有信心在此间驻足。虽然报告文学是舶来之物，但在本土语境中并没有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也是事出有因：报告文学既是写实传统的赓续，也是述史传统的现代表达。第二点理由又恰恰是报告文学的魅力所在，所言“伤害”不如说是一种周全，报告文学既有其报告性（新闻性），又有其文学性，这也是报告文学区别于新闻纪实、小说、散文等体裁而独立门户的原因。

在和平年代及“非虚构”挑战下，报告文学是否已经丧失内在活力，这一质疑也似乎成为报告文学给“非虚构”让位的理由之一。马泰。卡林内斯库的《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说：“审美现代性意味着宏大叙事的解构，意味着平面化、琐细化、去深度。”这似乎预示承载着认识功能、教育功能的报告文学注定要被狂欢的现代主义抛弃。但现实是优秀报告文学作品的题材却呈现着多样姿态，如张子影的《试飞英雄》关注中国空军试飞员的忠诚无畏，纪红建的《乡村国是》记录脱贫攻坚的累累硕果。赵遐秋的《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史》里说：“伟大的时代需要优秀的报告文学，优秀的报告文学产生于伟大的时代，正是伟大的时代推动了报告文学的发展。”在远离战火和号角的和平时代，仍有着不见硝烟的伟大，仍有着激荡卓越的不凡。报告文学在快餐化、娱乐化、媚俗化的文学生态格局中更显出严肃的庄重、真诚的悲悯。在解构的狂欢之中，报告文学将情感宣泄的碎片捡起，力图重新建构出深广和完整的时代面貌。

实际上，在现代主义的狂欢之下，焦虑感如影随形，人们比以往更加渴望生活的真实、生命的真实。但那些碎片化的信息、只言片语的评论，常常遮蔽真实，曲解真实。2019年年初咪蒙团队所写的“非虚构”作品《一个出身寒门的状元之死》被指造假，撕破了“非虚构”的堂皇。这时，长于个人经验叙事引起大众共鸣的“非虚构”应该意识到，自己的敌人并非报告文学，两者之间并非“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关系。借助新媒体蓬勃发展的“非虚构”为独立性摇旗，暗合现代主义“忠于当下鲜活的个人经验”的命题；但这也意味着在某些时候，“非虚构”极力逃离主流，刻意回避积极，从而陷入消极悲观等情绪之中，借渲染以共情，点燃更广的社会负面情绪，而报告文学却常可“以光明的心地和远大的眼光”安抚个人的焦虑和不安。

从“非虚构”的发展之中，报告文学也应取其长处，躬亲自省。在宏大叙事之中如何避免陷于“言不及物”的尴尬境地，以及在媚俗和颓废猖獗的名利场中如何自持，这是新的挑战，也是新的机遇。无法引起共鸣的“言不及物”的尴尬，一来可能是因为大而空的书写内容无法切中肯綮，二来可能是呆板滞塞的书写方式不够形象生动。这两点恰恰丢失了报告文学新闻性和文学性并重的文体原则。“非虚构”的警钟敲响，正是报告文学的自救契机。介入生活，落到实处，宏大而不夸张，载道而不说教，回归初心和本真。

（擿编自丁佳雯《在“非虚构”挑战下的报告文学》）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现今，在互联网引领的时代下，各种思想意识对人们的认识活动和行为方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单一或相对简单的中华民族精神表现形式，已经不能满足这种社会环境下时代的发展。口述历史就是通过收集和使用口头史料来研究历史的一种方式。进一步说，它是由准备完善的访谈者，以笔录、录音、影像等方式收集、整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观点的一种研究历史的方式。

就其基本的科学属性而言，口述历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就其科学性质来讲，口述历史首先是一种科学方法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因此口述历史是以普通人为主体的，不同以往的历史学论著更多的是关于权力精英的声音。口述历史不仅以真实的历史方式再现了社会生活的丰富性，而且为历史研究本身开辟了新的领域，同时也使得有关历史的“声音”日趋多元和逼真。口述历史的载体也随着科学技术发展而日益多样化。 20 世纪 40 年代随着电子音像技术的进步，在搁置了几千年之后，口述历史复兴于 20 世纪中期。此外，口述历史功能作用是多元性的。实际上，它最主要的功能是对民间、社会资料的发掘。这也是各种研究最基本的需要，这说明了口述历史的重要性。

中华民族精神是历史积淀的产物，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在过去的一百年中，中华民族精神的丰富和发展主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各族人民的斗争，这反映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如何运用新的表现形式，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华民族精神，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时代主题。

口述历史最为显著的作用就是“保存了即将逝去的过去的声音”。历史上有许多事件，由于各方面的局限性，我们不能留下书面记录，人们需要了解历史真相，必须对当事人或知情人进行口头调查，并收集口头凭证。比如在党的早期的许多重要的会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红军长征以及党在白区的斗争活动等，由于当时斗争的严峻形势，或出于安全原因，没有留下书面材料。今天，那段历史对我们的历史研究和民族精神的塑造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当事人或知情者对那段历史的口述回忆就显得十分重要。在传承中华民族精神的客观要求下，就必须大力加强对口述历史的研究。

(摘编自赵彬彬、张慧峰《以口述历史形式彰显中华民族精神》)

材料二：

许多人对“口述历史是否值得相信”这一问题始终抱着怀疑的态度，这源于诸多影响口述历史可信度的因素不能被完全忽视或消除，因此研究者们应该尽力去完善和细化口述历史的研究过程。

对于那些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尽管他们亲身参与到了事件的进程中，但也犹如盲人摸象一般，容易将他们看到或经历过的视为历史事实的全部，事实上谁都没有把握说自己可以掌握历史完整的真相。很多口述访谈的被访者以普通平民居多，他们的文化知识有限。一个人的知识储备会影响他对一个事件的理解深度。因此，平民的身份导致了认知能力的受限，且单从其所处的社会地位来看，他所能接触到的信息也是单一而有限的。尤其是在交通闭塞、通信初步发展的时期，普通民众能够接收到信息的渠道只有报纸、广播或电报，更遑论那些只能够通过信件才可以勉强进行信息交换的古老年代。历史是多元且复杂的，而当人们无法获取更多更全面的信息作为参考，只能基于自身的眼界去判断某个事物的时候，他的位置就决定了他的立场和角度，若只从其中一方的角度出发去看待历史事实，就很有可能出现偏差，并且降低历史真相的可信度。

人的记忆力是有限的。基于这一点，口述者愿意并且可以陈述的回忆也是有限且具有选择性的。经历过相同历史事件的人，如果在这个事件中他们所记忆的片段是相同或相似的，那么这段口述历史的可信度自然而然就提升了。但是，如果他们在脑海中所提取的记忆有限，忽略了某些细节之处，甚至是他们有意而为之，从而导致不同的口述者陈述相同事件时发生偏差，那么这也会极大地影响到口述历史的可信度。

访谈者在获得口述历史的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访谈者的业务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一段口述历史的成功与否。所以，对于访谈者来说，具备一定的历史知识储备是非常必要的，以免在访谈过程中因为自身背景知识的缺乏而误读了口述者所表达的内容。

(摘编自黄心怡《借用新闻访谈技巧提升口述历史可信度的实践探析》)

（1）《乡土中国》中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

（2）中国乡土社会，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一个人的“圈子”是固定的。(     )

（3）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     )

（4）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     )

（5）乡土社会是安稳的社会，没有社会冲突，其权力结构以同意权力为主。(     )

（6）中国的家扩大的路线是单系的，就是只包括父系这一方面；除了少数例外，家并不能同时包括媳妇和女婿。(     )

（7）乡土社会中阻碍着共同生活的人充分了解的却是个人生理上的差别，永远划分着人的生理差别的是男女两性。(     )

（8）横暴权力和经济利益的关系更为密切，统治者要用暴力来维持他们的地位以及经济利益。(     )

（9）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中，有不民主的横暴权力，也有民主的同意权力，在这两者之外还有教化权力，后者既非民主又异于不民主的专制。(     )

（10）现代社会是理性的时代，理性是指人依了已知道的手段和目的的关系去计划他的行为，所以也可以说是科学化的。(     )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从上古时代到春秋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一般观念上都强调满足人的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反对追求华丽的奢侈，不但老百姓不可能有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自身的社会地位的享受，就是贵为天子的君主，也不应该一味地贪图享乐。《尚书·五子之歌》：“训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惘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把华丽的美与奢侈的生活欲望简单地等同起来，甚至认为追求华丽的美就是一个国家衰败和灭亡的根本原因。《国语·楚语上》：“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大小、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观则美，缩于财用则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这是倡导朴实之美的最基本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原因，与此同时，传统美学观也就把对美的鉴赏和崇尚纳入了政治风格和道德评价领域，称为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超美学的标准。

（摘编自魏家俊《中国传统文化视野下的绚丽之美》）

材料二

在高歌民族复兴的今天，怎样认识中国文化传统，是我们的重大课题。因为体大，自然思纷；为求其真，仁智之见，我们都应该研究。历览前贤著述，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特质。

和而不同，厚德载物。重视人与自然之间，族群、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所谓“天人合一”是经过区分天人、物我之后，重新肯定的人与自然的统一，强调的是顺应自然而不是片面征服自然。在观念上形成了“协和万邦”“天下一家”的文化理想。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善于化解对立，主张仁爱、和为贵。

刚健自强，生生不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指人要向天地学习，以“刚毅”的精神，生生不息，奋斗不止。中国人因此而创造了世界上独特的文明，而且是世界上唯一未中断的文明。

仁义至上，人格独立。我们以仁义为最高价值，崇尚君子人格，肯定“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弘扬至大至刚的正气，强调人人都有内在的价值与不随波逐流的独立意志，守正不阿，气节凛然，甚至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本主义肯定人民是主体；人君之居位，必须得到人民的拥戴；保民、养民是人君的最大职责。

整体把握，辩证思维。中国思维有两大特征，一是整体观，二是阴阳观。前者从整体上把握世界或对象的全体及内在诸因素的联系性、系统性，反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后者重视事物内在矛盾中阴阳等关系的对立与平衡。

经世务实，戒奢以俭。我国有现世与实务精神，强调知行合一，经国济民，兼重文事武备，明理致用，反对空谈高调。尊重劳动，倡导勤俭节约，力戒骄奢淫逸，鄙视不劳而获。

中国文化精神的这些特质可以成为中国梦的文化底蕴，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文化基础。实际上，中国古代文化可以作创造性的现代转化。例如中国古代的社会理想，或者说中国梦，代表话语应是《礼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

这是儒家所设想的远古时期“天下为公”的“大同”之世。也可以说是古代中国人的梦想，这就是“天下一家”的社会理想。

两千多年来，平民子弟通过宗族祠堂与家庭教育世代传承的精神信念，其主流价值仍然是仁爱、孝慈、正直、忠信。百姓接受并影响他人的生活哲学，是带有儒家文化密码的忠臣义士的故事和蒙学读物、族谱家训、民谚民谣中的廉洁勤俭、与人为善等观念，如《三字经》《千字文》以及“四书”中的一些内容。这些价值通过唱戏的、说书的，通过家人乡亲口耳相传，逐渐在民间扎根。

（摘编自郭齐勇《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

材料三

信息化、数字化既给传统文化的生存发展带来威胁，也为其重焕生机提供契机。为什么从前人们喜欢看戏，现在不喜欢呢？这变化的背后就是信息化、数字化的技术力量。在信息、交通都不发达，文化娱乐活动匮乏时，建立在地域文化基础上的传统文化，得以较好地传承发展。随着信息和交通的便捷，尤其是进入信息化、数字化时代后，地域色彩浓厚的传统文化面临巨大冲击，当人们打开智能手机，就可以观看电影、电视、视频时，很多人就不愿意走进剧院看那些古老的地方剧种了。传统戏剧如此，其他领域和门类的传统文化亦然。但是，信息化、数字化是一种技术力量。它们打破了传统文化的传播限制，使其有可能在全球范围内获取知音。如3D全景声京剧电影《霸王别姬》，从2014年登陆好莱坞杜比剧院后热度一直不减。这种蕴藏着强烈独特的民族文化基因密码、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文化语境里被认同、被赞叹，真正走向了世界。

（摘编自封寿炎《数字时代，传统文化如何保护传承》）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家庭、家教、家风三者之间，家庭居于基础地位，家教和家风都要在家庭之中涵养。在家庭建设方面，中国古代具有注重婚姻、注重夫妇，注重教子的优良传统。而在婚姻之中，古人尤以夫妇为重。夫妻关系是家庭关系的核心，只有夫妻和顺，才有家庭幸福和社会安康。子嗣是家庭的希望，代表着家庭的未来。古人还尤其重视教子，《格言联璧·齐家类》云，“至乐无如读书，至要莫如教子”，把教子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今天我们也非常重视教子，重视家庭教育。家庭教育的重心是德行教育和规矩教育，是人之为人的教育，是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的教育。

在家庭之中，家教与家风又是什么关系呢？简而言之，家教是一个家庭的教化，它可以体现为家训，族规，也可以体现为父母的言传身教。家风则是一个家庭有别于其他家庭的风尚气质，是一个家庭中，所有成员共有的精气神。中国古代的家教、家风建设，具有几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父训母教，言传身教。在古代，父亲读书有文化，作用更多体现在规矩的制订上；而母亲一生围着家庭转，她的作用则更多地体现在规矩的实践与维护上。父训母教的配合，其实也就是言传身教的配合，它让家教不仅具有高度，更具有温度。今天，中国的家庭模式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父亲有文化，母亲也有文化；父亲有工作，母亲也有工作。正因为如此，相互协作、言传身教才显得格外重要。现在很多人都在批判丧偶式育儿，为什么这种育儿方式如此招人反感呢？就是因为父母之间的协作和配合不够。

第二，德育优先，底线思维。德行不是一句空谈，而是体现在家庭生活、邻里关系的方方面面。《朱子家训》云：“与肩挑贸易，毋占便宜；见贫苦亲邻，须加温恤。”这其实表现的就是古代仁爱的美德。另外，中国所有的家训、家教都不是顶点设计，而是底线教育。不求贵而求不贱，不求富而求不饥，不求立而求不倾，不求达而求不败，这样的底线思维，是中国古代家教最重要的智慧之一。近几年我们看到很多官员落马，他们忏悔的时候，往往会谈到丧失理想信念，突破人生底线，这才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过。这就从反面彰显了德育优先和底线思维的重要性。

第三，化家为国，家国一体。古代讲家国同构，家庭道德可以外化为社会道德、政治道德，家庭秩序也可以外化为社会秩序、政治秩序。正因为如此，“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才会成为古人为政的基本认识。中国古代的家训、家教虽然立足丁家庭，但绝不局限于家庭，而是有着鲜明的国家意识。《朱子家训》云：“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第；为官心存君国，岂计身家？”古代讲究学而优则仕，但是做官不是为了谋私利，而是要心存君国，志在圣贤。这是中国古代家教的特点，它不仅考虑着家庭，也考虑着国家，这让中国的家教、家风能够横跨公私两个领域，同时与家道、国运密切相关。古往今来，无数人舍小家，为大家，涌现出了许多感人的事迹。

（摘编自光明网）

材料二：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学校家庭社会育人机制”“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一个“健全”，一个“加强”，再次彰显了家校社协同育人和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体现了家庭教育这件“家事”不是一件小事，不仅是家庭的私事，而且是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事、要事和全局事。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加强家庭教育的重要论述，必须正视当下我国家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和误区。如部分家长缺乏对教育规律的认识，把孩子看成“私人财产”，使孩子的身心不能全面健康发展；家校社之间缺少有效沟通与交流，家庭教育被卷入学校化和知识化的误区；社会关心和支持家庭教育的力度不足，“教”上不同频，“育”上难共振；等等。

站在国事的高度办好“家事”，家长应担起家庭建设的主体责任，树立家庭是孩子第一个课堂、家长是孩子第一任教师的责任意识，家长要正身，正言，正行；家长要站在少年儿童的立场，帮助孩子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家长还要树立和落实“陪伴是最好的教育”的家庭教育理念，多花点时间与孩子开展有意义、高质量的亲子互动，给孩子讲好“人生第一课”。

站在国事的高度办好“家事”，需要高度重视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事关为党育人和为国育才，事关培养党和国家新时代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历史重任。“正家而天下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可见重视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深入论述了家庭、家教和家风及其相互关系，不仅彰显了他的远见卓识和真知灼见，而且凸显了他的良苦用心和深情期盼。

站在国事的高度办好“家事”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有机统一、协同育人，共同画好培养健康下一代的“同心圆”。家长应让家庭成为立德树人的重要场域，让家庭教育回归和创造美好；学校要贯彻“家长是学校的同路人”的办学策略，实施开放办学，让家长成为家校共建的积极因素和有效资源；全社会应该关心并支持家庭教育，增加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和加大家庭教育指导资源的开发力度；家校社要构建起全员沟通、全程协同、全方位互补的“大育人”格局。

（摘编自叶青《站在国事的高度办好家庭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