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大数据时代，以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快速的发展，人们的学习习惯和行为方式发生变化，人类进入了碎片化学习时代。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来源渠道多元化发展，而大数据为碎片化学习提供了巨量可利用的碎片资源。大数据时代的资源环境被寓意为一堆杂乱无章、排列无序的知识碎片。面对无限碎片信息构建的信息化学习环境，传统意义上的“系统化”资源应用模式被打破。学习者需要用全新的思维方式，认识复杂多变的大数据环境而带来的学习上的变化。

上网人数迅猛增加带动了“平民文化”的兴起。大量的网民组成了微资源开发的主力军。在网络世界里，专家、学者、普通大众、政府官员之间消除了权威界限。人人都有言发，创造了互联网领域巨量的微资源。这些微资源相对于书籍、报刊等，其资源间是零散、无序和互不关联的碎片知识，严重阻碍了人们对知识的获取。在一些专业学科领域，诞生了专业开发团队，他们开发了“微课”“微视频”等大量微资源。这些资源为碎片化学习提供了丰富的优质资源。

大数据时代促使了新媒体的诞生。相对于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形态，大数据时代的新媒体是指新信息技术环境下，如数字广播、数字报纸等媒介。尤其是移动媒体的出现，为随时随地上网提供了便利，使学习者的“闲置”时间得到了充分利用。工作或生活之余，休闲或坐公交、地铁途中，利用移动媒体，学习者有意识地碎片化学习，久而久之可以获得一笔可观的“零碎时间”。

碎片化时间内获取的知识是零散、无序和互不关联的碎片，单个碎片的价值意义并不高，需要学习者对其“再加工”。“再加工”是碎片化知识到新知识体系嬗变的过程。大数据时代解决知识碎片化之道是帮助学习者建构新的知识体系。碎片知识犹如人体各个部件，脱离了知识体系这个生命整体，任何部件都会失去原有意义。

如何将碎片化知识与已有知识融合，建构新知识体系？在碎片化学习过程中，学习者需要利用新媒介挖掘碎片知识并对其进行整理、剔除、汲取、加工等操作，实现知识碎片到知识点有意义的重组，并完成知识点到新知识体系嬗变的过程。此过程中主要完成对碎片知识的归类与管理，剔除对个体新知识体系建构无意义的知识碎片。在整理与剔除过程中，也要汲取新的知识作为补充。由于知识碎片的离散性，在知识点、新知识体系建构过程中，系统化思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贯穿整个过程的始末。

（摘编自王承博等《大数据时代碎片化学习研究》）

材料二：

在各类应用软件推动下，数字阅读日渐普及。数据显示，全民阅读正呈现蓬勃发展态势。2018年，我国大众阅读用户规模和专业阅读用户规模分别达到4.3亿和1417.9万。“数字阅读作为全媒体时代的新型阅读方式，从应运而生到蓬勃发展、蔚然成风，极大丰富了人们的阅读体验和精神文化生活。如今，我们已经身处‘一屏万卷’的数字阅读时代，数字阅读还将继续保持高速发展的良好态势。”中宣部出版局副局长冯士新说。

2019年是5G商用之年，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型技术必将对数字内容产业产生积极影响。专家认为，随着技术升级，数字阅读服务将更加精细和多元。未来，面对用户多样化需求，数字阅读产业将为用户提供多层次、专业化、智能化、有声化和场景化等更加全面的服务。伴随新兴技术发展，智能接收设备类型逐渐丰富，将会出现更多消费场景，更好满足消费者需求。

（摘编自《5G：打开数字阅读大市场》）

材料三：

“5分钟读完一本名著”“3分钟看完一部电影”“10分钟带你了解历史”……类似的短视频节目如今在网络上大行其道，从点击量和点赞量看，受众不少。显然此类节目击中了人们的痛点：一方面渴望文化与娱乐，一方面没有时间或者舍不得花时间。于是能够“速成”的办法就格外受欢迎。但是，这种典型的快餐文化很可能会让你欲速不达、南辕北辙——时间和精力没少花，但收获寥寥。

快餐文化的特点当然是快，但代价是剥离了丰富的内容，只剩下光秃秃干巴巴的几条梗概。看了这些节目，你可以知道故事脉络、记住几个人名，但作品中原有的丰富的细节、细腻的情感、精彩的故事全都与你无缘了。以往人们都认为互联网拯救了碎片化时间，使得人们可以随时随地地利用碎片化时间提高效率。但现实是碎片化反客为主，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于用碎片化的时间去阅读碎片化的内容。但企图用短短几十秒的视频来获取信息，其实并不成功。

如何更好地利用互联网这一工具为人类服务，需要我们严肃思考、认真对待。而今之计，只有对碎片化阅读保持高度清醒，用沉静取代浮躁，用踏实取代肤浅，才能避免快餐文化的不良影响。

（摘编自《对碎片化阅读保持高度清醒》）

材料一：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是中国社会的基层。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这个土字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农业直接取资于土地。种地的人搬不动土，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孤立、隔膜是以村与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人们的往来也必然疏少，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用一位外国学者的话说，前者是“有机的团结”，后者是“机械的团结”。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

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效力。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

在我们社会的急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于是，“土气”成了骂人的词汇，“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乡土本色》）

材料二：

中国是一个具有浓烈“乡土”味的国家。每一个个体，不需要纵向上溯得太远，也不需要横向扩展得太开，你就能够发现自己与乡村之间的息息关联。“乡村”构成了整个社会的底色，也成为了绝大多数人安放心灵的精神家园。进入 21世纪前后，中国乡村社会出现了巨变，概括来看，这种巨变表现在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治理之变。2006年取消了延续千年的农业税，而且还大规模地向农村进行财政转移支付，目前国家财政每年向农村的转移支付规模超过万亿。取消农业税和国家向农村大规模输入资源，极大地改善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之前基于税费收取所形成的乡村治理体制不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第二个层面是村庄基础结构之变。进入新世纪前后，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之前相对封闭且稳定的村庄边界大开，村庄社会结构迅速改变。在现代性的冲击下，传统乡村社会中的诸多基础性结构，如宗族等地缘与血缘共同体及村庄内生秩序机制和地方性规范随之解体。

第三个层面是价值之变。传统中国农民有着强烈的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观念。到了20世纪末，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农民的生育观念都已改变，传宗接代的观念大为淡化。

发生在世纪之交的以上三层巨变都可以看作是现代化建设的结果。现代化不只是工业化，而且是现代的组织方式与思维观念对传统的替代。乡村社会基本秩序由之前的内生为主变成国家基层政权建设的组成部分，外生秩序逐渐代替了内生秩序。

（摘编自贺雪峰《回乡记：我们所看到的乡土中国》）

材料三：

乡村振兴是一个系统、复杂的过程，需要在农业、农村、农民上多下功夫，依靠“新”助推乡村振兴。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乡村振兴就是要以农村经济为基础，努力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要更好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需要让农村也美起来，去完善乡村的“包装”，去美化乡村，打造“新农村”。

要推动乡村的发展，就需要牢牢抓住“农业”这个关键，发展新农业，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而要让农业成为有吸引力的产业，就需要让农业的发展与市场接轨，更好地实现农业的转型。

振兴乡村还需要加强对农民的培育，通过政府主导、立足产业、多方参与、注重实效的原则，打造一支新型的职业农民队伍，为乡村振兴提供强劲的人才支撑。

（摘编自陈红《乡村振兴要靠“新”》）

6 . 材料一：

宋代书法“尚意”思想的特征之一，是在书法艺术的形与神、法与意的关系上，更加重视和突出神与意的审美地位和意义。这表现为轻形似、卑法度，提倡“即兴”“无意”的挥写，反对刻意求工；主张“意造”“观韵”“真趣”，追求一种字外有字、笔简意丰、率真自然、潇散简远的艺术境界。这就使书法的点画线条及结体造型体现出更多的主观意味和情感价值。

苏轼旗帜鲜明地提出“意造”的主张：“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所谓“意造”“点画信手”即是强调主体情感表现要超越形式和法度，以意役法，以意生法，意即是法，它使书法艺术超越了以形写神的阶段，而走向以神写形、以神造形的境界。鉴于此，苏轼对唐代“尚法”大师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的书法态度冷漠，而对中、晚唐和五代期间敢于冲破法度束缚，富有创新和个性的书法家却给予了高度评价：“颜鲁公雄秀独出，一变古法……柳少师书，本出于颜，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杨公凝式，笔迹雄杰……可谓书之豪杰，不为世所汩没者。”

黄山谷论书，则突出强调“韵”字。“书画以韵为主”，“工拙要须其韵胜耳”。黄庭坚“韵”的含义，可从两方面来认识：一是他沿续了晋代人物品评的“韵”意，采取“伯乐相马”的方法，遗其玄黄牡牝，直取风韵精神，超越人的形体美，看出其内心世界的心灵意趣。另一种解释是宋代范温在《潜溪诗眼》中与王偁讨论黄“书画以韵为主”时提出的“有余意之谓韵”的见解。这个“余意”，即是要求书法要字外有字，通过艺术点画线条的结构组合形式，见出主体的内在世界来。这不仅要有音乐的美、节奏的美，更要有主体创造的意趣美。

米芾论书，则特别注重一个“趣”字。“学书须得趣……乃入妙”，“要之皆一戏，不当问工拙，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米芾的“趣”，是个更加内在的偏向主体性灵与意趣的东西，它带有“游”“玩”“戏”的特点。为了使书法表现出主体自我的情趣，他更加不计工拙，不受法度经典的束缚，对唐人书法的刻板、过于经意的批评也更为苛刻和不留情面。米芾以重“平淡”、尚“真趣”的审美标准，对唐代第一流的“尚法”大师贬了个痛快，他说欧、虞、褚“安排费工，作用太过，无平淡天成之趣”。而对裴休、沈传师等非一流书家却有激赏之意，认为他们的书法“不陷丑怪”，挥洒自然，有“真趣”。这种独具慧眼的评论，充分表现出他“尚意”“重趣”的执着和真诚，也令那些毫无卓识、人云亦云，溢词连篇的书法理论家相形见绌。

宋人这种“尚意”“观韵”“重趣”的审美趣味，导致了他们在艺术创作过程中排斥“意在笔先”“刻意”“拘苦”的理性构思方法，而提倡“率意”“即兴”“无意”“无法”，重感性、灵气，尽兴自由的创造意识。他们要追求的正是这样一种书法创作境界：本不求工而自工，无意于新而新意自生，有法而不为法缚，挥洒自如，神意完足，毫不做作地表现自己的个性真情和意趣。

（摘编自傅合远《宋代书法美学思想的“尚意”特征》）

材料二：

古代书论中最早提出“意”概念的是东汉的蔡邕，他在《笔论》中说：“夫书，先默坐静思，随意所适。”蔡邕所说的“意”是指书法创作之前书家的一种自发的心境和情绪。西晋时期，“意”开始逐渐走向自觉形态，西晋文学家成公绥在《隶书体》中说：“工巧难传，善之者少。应心隐手，必由意晓。”他所说的“意”是指书法技法要靠心灵领悟，强调学书过程中人的主观能动性与自觉性。王羲之则把“意”作为评书的美学标准，要求书法创作要“有意”，表现书家的情意。至此，“意”在中国书法艺术上开始走向独立、自觉的道路。

“意”的意义开拓在南朝，王僧虔《笔意赞》针对当时人们对“意”理解含糊不清，提出用笔之道和书法神采、书家个人情感表达等问题。他说：“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必使心忘于笔，手忘于书，心手达情。”他开拓了“意”在书学理论中的含义，即作品的笔墨趣味。古代书论中“意”指思想感情的大概是从南朝齐梁间的陶弘景开始，他在《与梁武帝论书启》中赞扬其书曰：“既以言发意，意则应言，而手随意运，笔与手会，故益得谐称。”其“意”指的是人的主观情意。

至唐代，唐人之“意”一方面继承前人的“意在笔前”思想，即重视创作法则和艺术构思，另一方面又强化书法的抒情功能。如孙过庭在《书谱》中指出：“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故可达其情性，形其哀乐。”宋人则在前人论书的基础上，对“意”的论说进一步具体化、明朗化，由宋前的重“心意”拓展到了书法作品的精神意蕴，并形成一种社会风气，成为宋代的审美风尚，这是中国书法艺术的一大进步。

（摘编自孙倩《宋代书法“尚意”之“意”及其当代价值》）

7 . 材料一：

“文学大数据”是指文学作品和文学研究文献在互联网、物联网和社交网传播过程中产生的文学数据，具有体量大、动态化、类型多、价值密度低和不易管理等特征。例如，一部文学作品在社交网络传播后，会产生关于此作品的海量评价，除了文字评价外，还包括图片、音乐、表情包、弹幕、点赞等多种数据。分析这些大数据，可以获取读者的年龄、职业和地域，读者是否喜欢这类作品，这部作品表达的思想情感与社会提倡的价值观念是否吻合等诸多内容。对这些海量数据的整理和分析单纯依靠人工难以完成，需要相关计算技术的支撑。因此，文学计算应运而生。

简单而言，文学计算是指利用计算机技术，以量化统计的方式研究文学，具有明显的跨学科性。文学计算的出现不仅是文学批评方法的转向，而且是文学批评思维的变革。

首先，是从主观理论建构到客观数据实证的变革。一般意义上，文学批评注重理论和审美建构，阐释对象以单篇或同一类型的作品为主，带有很强的个人主观性，这难免形成视域盲区，理论的有效性经常受到质疑。例如，文学批评在建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时，常以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等作品为例。由此得出的观点可以适用西方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但对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不一定适用。或者说，文学批评的理论和审美建构因缺乏大规模文学作品的支撑，提出的观点只契合小部分作品，无法真正构建普遍适用于“世界文学”的理论。

而计算技术提升了整理和分析大规模文学作品的能力，文学批评不再局限于小部分文学作品，可以把批评对象延伸到世界文学作品，让全球文学数据自己“说话”。在此基础上，可以得出更为客观和普遍有效的结论。

其次，是从确证因果关系到呈现相关关系的变革。确证因果关系是指批评者通过分析文学作品，证实文学作品与具体历史和现实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这种批评思维对小部分文学作品有效，但面对大规模的文学作品则难以实践。例如，文学批评在阐释20世纪30年代乡土小说时，致力于确证乡土小说与日本侵华战争的因果关系。因此，解读重心就放在乡土小说反抗日本殖民统治和表现强烈民族意识上。这种批评思维可以适用于萧红的《生死场》和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却无法用来解读同时期沈从文的《边城》和师陀的《果园城记》等作品。

而文学相关关系是指文学作品与历史和现实事件之间的数值关系。当一部文学作品数值增加时，相关历史社会和现实事件也随之增加，意味着它们之间的相关关系强，反之则亦然。例如，在互联网搜索“乡土小说”时，出现的信息既包括鲁迅、彭家煌等作家作品，又包括五四运动、封建专制文化等历史事件和背景。当这些作家作品和历史事件共同且持续出现在不同的“乡土小说”词条中时，它们之间的相关关系就强。也就是说，文学计算不再需要主观确证文学与历史和现实之间的因果联系，只需通过分析文学数据之间的相关关系，就可以客观呈现这种因果联系，相对更客观且不受主观偏见的影响。

（摘编自杨丹丹《文学批评用数据“说话”的可能性》）

材料二：

文学研究的一个基本任务就是判定“影响”，即文学史上特定作品的影响力，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借助数据分析。目前的方法是判别不同文本之间的相似度，由此断定一部作品到底与后世的哪些作品具有比较显著的形式重合。国外一位学者先统计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中出现的文体特征，比如作品中出现的比较独特的辞藻，再利用现成的电子文学数据库，用相关算法测量出数据库中同时代的欧洲小说和歌德作品在形式上的相似度，以此来考察传统阅读所无法勾勒的“散落”的文学影响。

用数据来分析“影响”问题不仅是为了追求更高的精确度，也是基于一种对“影响”的非人文主义理解。一般的人文主义者认为虽然“影响”是发生在两个文本之间的过程，作者只是发生这种影响过程的媒介，但作为媒介的作者主观上也感受到了这种影响，经常会使用防御和否定的对策来遮盖自己的文学渊源。而数据分析所认为的影响与作者的主观感受已全无关系。一个文本中大多数形式特征并不是作家有意识的选择，而是由文化无意识所决定的，文学形式的传承和演变遵循着任何个体都无法控制的路径，即使是天才作家的传世经典也建筑在大量的重复现成语料和语言规范的基础上。也就是说，虽然人脑并不是机器，但与机器有着相似特点，两者都会机械地模仿固有的语用习惯，而一个语言文学共同体也会在社会历史因素的影响下有规律地改变这些习惯。

（摘编自金雯《“大数据”分析与文学研究》）

材料一：

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绿色革命”的大潮中，涌现出了一位攻下“杂交水稻”难题的科技新星，他就是被外国人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

袁隆平高中毕业后，考什么大学，学什么专业，成了全家议论的焦点。父亲希望他通过上大学能升官发财，光宗耀祖。袁隆平自己却在中学阶段就对大自然的蓬勃生机、春华秋实的自然规律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母亲尊重袁隆平的选择，经过协商最后决定让他自己做主，于是袁隆平义无反顾地报考了重庆一所学院的农学系，高高兴兴地跳进了“农门”。

大学毕业后，袁隆平到湖南安江农技任教。袁隆平教学十分认真，教一门，钻一门，爱一门。在教普通植物学时，他下苦功夫，为了能在显微镜下观察细胞壁、细胞质、细胞核的微观构造，他刻苦磨练徒手切片技术。几百次，上千次……直到能在显微镜下得到满意的观察结果为止。在备课中，他经常提出各种问题自考自答。他走出课堂，来到田间地头，从实践中找答案。

1959年，是袁隆平进入“而立”之年。国庆前夕他以“我的十年”为题，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从思想与业务两个方面对自己进行了回顾与总结：“党的10年教育，使我明确了人生真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确是人生最大的光荣和义务。

50年代，生物教学中主要向学生讲米丘林、李森科的遗传学说，袁隆平就按照其理论进行无性杂交、嫁接培养、环境影响等方面的试验，把月光花嫁接在红薯上、西红柿嫁接在马铃薯上，但只得到一些奇花异果，并没有得到经济性状优良的无性杂交种。这引起他的沉思，他决心另辟蹊径。

60年代，他从外文杂志中获悉，欧美的孟德尔、摩尔根创立的染色体、基因遗传学说，对良种繁育有重大指导作用。他就开始大胆地向学生传授染色体基因遗传学说知识，讲杂种优势利用在作物育种中的广阔前景，而他自己也开始向水稻的杂种优势利用方面探索。从1964年在稻田中发现天然雄性不育株，到1966年在《科学通报》上发表第一篇重要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就是他坚持一边教学，一边从事科研的丰硕成果。

1970年11月，袁隆平带领助手在海南岛的普通野生稻群落中，发现了一株雄花败育株。是将“野败”这一珍贵材料封闭起来，自己关起门来研究，还是发动更多的科技人员协作攻关呢？在这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上，袁隆平毫不含糊、毫无保留地及时向全国育种专家和技术人员通报了他们的最新发现，并慷慨地把历尽艰辛才发现的珍贵材料奉献出来。

在19年的漫长教学生涯中，袁隆平一边在教学中积累知识和农业生产实践经验，一边又通过科研促进教学和生产。教学、生产、科研相结合，使他创造了不平凡的农业科技成果。

（摘编自祁淑英、魏晓雯《袁隆平传》，有删改）

材料二：

主持人：您的杂交水稻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请问是什么促使您从事这项研究的呢？

袁隆平：我们现在13亿人口，人均大概一亩三分地；到2030年可能达到16亿人口，人均就只一亩地。我们要修高速公路、铁路、机场，城市要扩大，还要退耕还林，退田还湖，每年减少几百万亩耕地，可是人口每年增加1000多万，这是个非常严峻的问题。中国人能不能养活自己？所以，我们始终把产量放在第一位，努力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

主持人：30多年前，您还是一个偏僻农村的教师，后来，正是您推出了一代又一代的杂交水稻，被誉为“世界杂交水稻之父”。我想，您的探索之路，一定充满艰辛吧？

袁隆平：唉，几十年了，其间遇到的困难、挫折、失败，真是一言难尽！我的工作地点主要在试验田，常常要到田里去察看，打雷、刮风、下雨时我也去，去观察稻子倒伏不倒伏，观察哪些品种能够经得起几级风。

主持人：听说，您每天都骑着摩托车去稻田观察，从1979年至今，已经骑坏了八九辆车。除了能吃苦以外，搞科学研究还有什么是最重要的？

袁隆平：我认为，科学研究最基本的特色，就是创新，要不断地创新，不断地向新的领域、新的高峰攀登。

（摘编自《袁隆平访谈录》）

材料三：

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袁隆平和他的团队通过开办杂交水稻技术培训国际班以及出国讲学等方式传授技术，已经为80多个发展中国家培训了14000多名杂交水稻的技术人才，现在杂交水稻已经种到了非洲等国家，并在当地不断创造出高产纪录。1999年10月，经国际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批准，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施密特CCD小行星项目组发现的一颗小行星（8117）被命名为“袁隆平星”。

2020年11月2日，位于湖南省衡南县的第三代杂交水稻新组合试验示范基地迎来晚稻测产，测得晚稻平均亩产为911.7公斤。加上衡南基地此前早稻测产，杂交稻突破亩产1500公斤的目标，再次打破杂交水稻单产纪录。袁隆平听到测产结果后说，下一步目标，向全省、全国水稻产区推广，为国家的粮食安全做出新的贡献。

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美国科学院院长西瑟罗纳先生这样评价袁隆平：“袁隆平先生发明的杂交水稻技术，为世界粮食安全做出了杰出贡献，增产的粮食每年为世界解决了7000万人的吃饭问题。”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印度前农业部长斯瓦米纳森博士高度评价：“我们把袁隆平先生称为‘杂交水稻之父’，因为他的成就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他的成就给人类带来了福音。”

（摘编自《东方评论》）

材料一：

屠呦呦从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获得了新思路，提取出青蒿素，荣获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古籍的惊人价值。对于古籍的界定有多种说法，其中较为通行的是：1911年以前、以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为主要内容、采用中国传统的著作方式、具有中国传统装帧形式的书籍。古籍的类型除了大量的汉文古籍，还有丰富的民族文字古籍。

近年来，随着传统文化热的兴起，认识和了解古籍成为一种需求。古籍的价值是多重的。古籍的载体材料主要包括纸张、织物和墨。这三种材料由于产生或制作的年代不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比如元代以前印书主要用麻纸、皮纸，明代以后大量用竹纸，通过载体材料体现出的文物价值显而易见。浩瀚的古代文献记载着中华民族五千年绵延不断的文明，为了解先人的政治、文化、制度、风俗等提供了重要的资料。这就是古籍的文献价值。古籍在加工制作过程中，使用的材料以及制版、印刷中所体现出来的工艺都具有珍贵的艺术价值。人们看到一部古籍，往往还未翻阅，就已为其精美的外观和典雅的色调所征服。对文献研究者来说，文献价值是古籍的“皮”，其他价值则是古籍的“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据《中国古籍总目》著录，存世古籍总量大约有20万种。其中一些珍贵的古籍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文献价值和艺术价值。这些珍贵古籍不仅包括全本，还包括具有重要历史文献价值的残本、散页等。元代及元代以前版印、抄写的古籍已万不存一，流传至今者是我国现存古籍中最珍贵的文化遗产。这些古籍非常稀有，很多作为文物被珍藏在图书馆，读者很难一睹其庐山真面目。

（取材于李致忠、梁爱民等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古籍的传承性保护是一种新兴的古籍保护理念。以往，古籍保护提倡原生性保护与再生性保护。原生性保护指保护古籍文物本身，可谓之“存形”；再生性保护指对古籍的影印、缩微复制和整理出版等，可谓之“移形”。不过，这两种方式主要解决古籍“藏”与“用”的问题，而古籍的“藏”与“用”长期局限在特定的机构与学者群体中，未能引起普通大众的广泛注意。传承性保护则是利用各种更易于接受的方式将古籍推向大众，让古籍“活”起来，实现古籍从“藏”到“用”最后至“活”的飞跃。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为这一飞跃提供了条件。人工智能处理古籍的过程大体包含四步：首先，将古籍扫描并处理成图像文件。其次，通过光学字符识别技术，将图像文件中的文字识别为计算机可处理的电子文本。再次，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所获取的文本进行基础性加工，包括自动断句、标点以及词语切分等。最后，识别并抽取文本中的专名（如人名、地名、书名）等概念与知识，为后续深入的古籍知识挖掘提供基础性支撑。

目前，研究者引入序列标注模型，在计算机自动断句、标点、专名识别等领域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所谓序列标注，即输入字符串，预测每个字符在该位置的专名属性以及是否在该位置断句。例如，输入“论语云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模型应预测为“（B-BOOK）（E-BOOK）S（B-PER）（E-PER）OOSOOOO”，其中，“B-BOOK”表示书名开头的字，这里指“论”；“E-BOOK”表示书名结尾的字，这里指“语”；“S”表示其后应断句的字，这里对应“云”和第一个“礼”；“B-PER”表示人名开头的字，这里指“管”；“E-PER”表示人名结尾的字，这里指“氏”；“O”表示不做任何操作。每一个字都对应一个或一组符号。研究者通过多种机器学习模型，训练计算机自动标注文本序列的能力，进而使其完成自动断句、标点、专名识别等任务。模型预测的综合准确率均达到90%以上。由此，海量的典籍就可以转化为数字化、结构化的文本，从而降低普通人阅读古籍的难度，实现互联网环境下古籍的传承性保护。

让古籍“活”起来的尝试还有很多。《典籍里的中国》等节目不断涌现，各地古籍存藏单位联合举办“中华传统晒书大会”，延续古人“曝书护书”的习俗，不仅晒古籍珍宝，也晒修复、装帧等相关技艺，有的还能让人现场体验。

（取材于周余姣、胡韧奋等的相关文章）

材料一：

近些年来，我国诸多大中城市频繁发生严重的城市内涝灾害，2000年以来，平均每年发生200多起不同程度的城市内涝灾害，不仅严重影响了城市的正常生活秩序，也造成了严重的生命财产损失，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我国城市内涝灾害频发且严重的原因源于自然和人为的两个方面，但不合理的社会经济活动是我国城市内涝灾害频发的主要原因，其所折射的问题主要是城市规模的急剧扩张。

（摘编自刘佳骏《我国城市内涝灾害频发折射的城市扩张问题》）

材料二：

暴雨之后，江西赣州一条名不见经传的福寿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这套宋人设计建造的排水系统，千年之后仍护佑一座城市免受雨水浸泡。“在现在保存完好的古建筑中，都能找到完整的排水系统，良好的城市排水系统，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采访中，水利专家孔彦鸿向记者介绍。遗憾的是，这个朴素的道理在如火如荼的建设浪潮中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城市内涝的集中出现，暴露出前些年我们的城市建设过于急功近利，过于注重地表。”水利专家杨保军认为，“城市建设应该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必须先地下，后地上，打牢根基。一些城市对地下建设的投入和重视不足，造成了我们地下管网排水系统的脆弱。”

水利专家程晓陶告诉记者，城市对地上地下空间的大量开发利用，缺乏基本的防洪保护措施，随意填埋可调蓄涝水的水面、将城区河道改造成道路、挖断排水脊、堵塞排水管……这些现象屡见不鲜。

（摘编自颜维琦等《城市内涝：如何防，怎么治》）

材料三：

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了解到，广西将全面开展易涝隐患点整治、排水管渠和河道清淤疏浚工作，确保到2020年现有城市内涝点全部消除，达到中小雨不积水，大雨暴雨不发生严重内涝，特大暴雨城市运转基本正常，不造成重大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的工作目标。

广西要求各地结合海绵城市建设、水利建设、小流域治理等工作，加快城市河道整治，对河道沿岸雨水排放口进行全面疏通，特别是对已被破坏填埋的雨水排放口予以恢复，确保排水通畅，增任河道行洪排涝能力。同时结合城市自然特点，综合考虑景观美化和蓄水、排水防涝等功能，增加人工湿地、可渗透路面、透水性广场和停车场等海绵城市建设，从源头防范内涝点的产生。

（摘编自覃星星《广西提出2020年底前全部消除城市内涝点》）

材料四：

海绵城市，是新一代城市雨洪管理概念，是指城市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雨水带来的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弹性也可称之为“水弹性城市”。下雨时吸水、蓄水、渗水、净水，需要时将蓄存的水“释放”并加以利用。

2017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启动消除城区重点易涝区段三年行动，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使城市既有“面子”，更有“里子”。

（摘编自百度百科“海绵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