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材料一

究竟什么是调查研究？科学意义上的调查研究具有什么特征？对于这些问题，许多人并不是很清楚。特别是当需要亲自动手进行一项调查研究时，有些人往往仅凭头脑中对调查研究的感性认识和工作热情就大胆去做。当然，这种精神是好的，但是这种调查研究得来的成果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现实情况？会不会歪曲事实，误导决策？比如，有的在几万人的总体中，仅仅调查十几个人，甚至只调查了几个人，就得出有关这个总体的结论；有的根据极端特殊的样本，得出的却是有关一般总体的结论；有的把表面上存在差别而实际上并无差别的统计结果作为阐述变量关系的依据；还有的在调查中对调查对象提出一些很难回答，甚至完全无法回答的问题等。

老一辈革命家经常深入基层亲自做社会调查，撰写了许多调查报告。他们调查研究的实践和成果，对于指导党和人民的事业沿着正确的道路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当今时代信息手段十分发达，利用信息工具了解和掌握情况是一种越来越重要的方式。但不管通信手段多么发达，有多少了解情况的其他渠道，都不能替代亲自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的实地调查研究。党政领导干部和学者学生们，应当走出书斋，深入基层，在实际生活中“望闻问切”，在充分占有和分析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概括出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举措，把群众的创造吸收到文章、著作中来，使我们的思想和文字体现时代要求，符合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

当前中国已经进入新时代，国家在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许多发展中的问题，比如均衡发展问题、创新创业问题、精准扶贫问题、收入分配问题、公平正义问题、环境治理问题等。很多问题前无古人，旁无借鉴，这为我们提供了多样化的研究对象和广阔的实践平台……

（摘编自廉思《如何有效开展调查研究》，人民网）

材料二

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推动党中央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在基层落地生根。”可以说，高质量的调查研究能够客观精准掌握基层实际情况，及时有效发现存在的薄弱环节，进而谋划破题之策、探寻工作规律，对于推进落实党的各项任务要求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毛主席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即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实践中来。这些都充分表明，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是党的优良传统作风。

然而，甘瓜苦蒂，天下物无全美。不可否认的是，在推进调查研究工作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如蜻蜓点水、走马观花、浅尝辄止，抑或是机械看看、走走过场，等等。不仅给调查研究“抹了黑”，也难免让群众鄙夷。

正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于组织部门来说，调查研究是“家常便饭”，是高效率、高质量推进落实工作的“金钥匙”，甚至可以说调查研究开展的好坏直接关乎工作的成败，在此过程中，组工干部应把握好针对性，实效性、严谨性。

调查研究要突出针对性。若射之有的也，的必先立。调查研究的目的就是要真实准确掌握基层“第一手”资料，为推进落实工作打好基础、谋划路径。因此，开展调查研究之前必须厘清具体调查内容，调查方式，多问几个“为什么”，多想几个“怎么办”，尽可能地把调查研究各项工作想细想透，这样才能事半功倍。

调查研究要突出实效性。所谓调查研究，应分为两个阶段，即“调查”和“研究”，二者密不可分、互相依存。因此，调查时要真要实、要活要暖，要“听见”还要“看见”，要“身入”更要“心入”；研究时要紧密贴合调查结果，绝对不能搞成“调查”和“研究”两层皮，要把调查的实际情况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不能藏着掖着。

调查研究要突出严谨性。毛主席曾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调查研究的核心要义就是真实可靠。就是真正把握好民意、挖掘到实情。因此。开展调查研究时从始至终都要高标准、高质量。不能打半点折扣。坚决不能高高在上，官味十足，要用行动消除距离。用脚步丈量民情，进而真正形成真感情、真判断、真举措。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摘编自李金见：《调查研究要讲究“三个性”》，人民网）

材料三

“______”这是一句耳熟能详的话，出自伟大的革命导师毛泽东同志，也是经过实践检验了的真理。从社会实践和治理来看，调查研究是关键，不仅是谋事之道，而且是治理之道，更是成事之基。

调查研究是“找题”的路径。发展是一种规律，问题的产生和解决也是一种规律，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人对问题解决的唯一影响，就是解决问题的快慢程度，彻底程度。发展与问题是相伴的，有发展就会产生问题，推动问题解决就推动了发展。因此，当我们没有发现问题的时候，不能说问题是不存在的，而可能只是我们没有发现问题。

调查研究是“解题”的办法。党的各级干部在工作中，必须努力寻找“解题”的办法，重点是提高“解题”的能力。要加强能力建设，不断强化对政治理论，社会知识，专业技能的学习，让自己在不断学习中增强本领，特别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的党员干部应当增强的“八项执政本领”。比如，当前脱贫攻坚是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向脱贫攻坚聚焦聚力，加强对贫困户的帮扶，帮忙出谋划策、解决实际问题，提高致富能力，没有深入的调查研究是绝难做到的。

调查研究是各级干部的一项“基本功”，是领导力的重要体现。各级干部要发扬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看问题，做决策前都要搞一搞调研，广泛听取各个方面的声音，让自己对事物的判断更加清晰具体，防止出现“自以为是”的情况。要在调查研究中不断探索方法、创新形式，真正助力领导力、执行力、凝聚力的提升，这才是干部治理能力的体现。

（摘编自舒维春《调查研究是治理之道》）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我们当然记得不少提倡乡村工作的朋友们，把愚和病贫联结起来去作为中国乡村的症候。关于病和贫我们似乎还有客观的标准可说，但是说乡下人“愚”，却是凭什么呢？乡下人在马路上听见背后汽车连续地按喇叭，慌了手脚，东避也不是，西躲又不是，司机拉住闸车，在玻璃窗里，探出半个头，向着那土老头儿，啐了一口：“笨蛋！”——如果这是愚，真冤枉了他们。我曾带了学生下乡，田里长着苞谷，有一位小姐，冒充着内行，说：“今年麦子长得这么高。”旁边的乡下朋友，虽则没有啐她一口，但是微微的一笑，也不妨译作“笨蛋”。乡下人没有见过城里的世面，因之而不明白怎样应付汽车，那是知识问题，不是智力问题，正等于城里人到了乡下，连狗都不会赶一般。

其实，乡村工作的朋友说乡下人愚那是因为他们不识字，我们称之曰“文盲”，意思是白生了眼睛，连字都不识。这自然是事实。可是如果说不识字就是愚，我心里总难甘服。识字不识字并非愚不愚的标准。智力是学习的能力。如果一个人没有机会学习，不论他有没有学习的能力还是学不到什么的。再说，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乡下多文盲是因为乡下本来无需文字眼睛呢？说到这里，我们应当讨论一下文字的用处了。

文字发生之初是“结绳记事”，需要结绳来记事是因为在空间和时间中人和人的接触发生了阻碍。我们不能当面讲话，才需要找一些东西来代话。在广西的瑶山里，部落有急，就派了人送一枚铜钱到别的部落里去，对方接到了这记号，立刻派人来救。这是“文字”，一种双方约好代表一种意义的记号。如果是面对面可以直接说话时，这种被预先约好的意义所拘束的记号，不但多余，而且有时会词不达意引起误会的。

这样说来，在乡土社会里不用文字绝不能说是“愚”的表现了。面对面的往来是直接接触，为什么舍此比较完善的语言而采取文字呢？

而且，在一个社群所用的共同语言之外，也必然会因个人间的需要而发生许多少数人间的特殊语言。“特殊语言”是亲密社群中所使用的象征体系的一部分，用声音来作象征的那一部分。在亲密社群中可用来作象征体系的原料比较多。表情、动作，因为在面对面的情境中，有时比声音更容易传情达意。即使用语言时，也总是密切配合于其他象征原料的。譬如，我可以和一位熟人说：“真是那个！”同时眉毛一皱，嘴角向下一斜，面上的皮肤一紧，用手指在头发里一插，头一沉，对方也就明白“那个”是“没有办法”“失望”的意思了。如果同样的两个字用在另一表情的配合里，意义可以完全不同。

于是在熟人中，我们话也少了，我们“眉目传情”，我们“指石相证”，我们抛开了比较间接的象征原料，而求更直接的会意了。所以在乡土社会中，不但文字是多余的，连语言都并不是传达情意的唯一象征体系。

我决不是说我们不必推行文字下乡，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已经开始抛离乡土社会，文字是现代化的工具。我要辨明的是乡土社会中的文盲，并非出于乡下人的“愚”，而是由于乡土社会的本质。而且我还愿意进一步说，单从文字和语言的角度去批判一个社会中人和人的了解程度是不够的，因为文字和语言，只是传情达意的一种工具，并非唯一的工具，而且这工具本身是有缺陷的，能传的情、能达的意是有限的。所以提倡文字下乡的人，必须先考虑到文字和语言的基础，否则开几个乡村学校和使乡下人多识几个字，也许并不能使乡下人“聪明”起来。

（费孝通《乡土中国》有删节）

材料二：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已经取得极大发展，但乡村文化发展依然滞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文化发展的基本导向出了问题，即实行城市文化向乡村文化单向输入，乡村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缺乏建设自身文化的内生动力。

文化下乡活动的开展标志着乡村文化政策由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向乡村文化建设的逐渐转变。如今，文化下乡已成为一项定期性的、制度化的活动。在此过程中，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促进城市公共服务资源向乡村流动，如建设乡镇综合文化服务中心、乡镇电影院，送文艺演出、电影放映、图书等。

文化下乡的根本目的是促进乡村文化建设，满足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但从其政策特征来看，文化下乡很大程度上体现着城乡二元性在文化领域的延伸。下乡的“文化”实质上就是城市文化，二者是同质构成的。反过来看，这隐含着乡村缺乏文化或者乡村文化是边缘性文化，需要扶持和帮助。在这种政策立意中，作为主流文化载体的城市具有乡村无法比拟的文化优势，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在地位上是不平等的。城市文化散发出先进、文明的气息，代表着主流的、主导性的文化。唯其如此，才有必要向乡村输入。

此外，文化下乡政策也体现了单向的外部输入性。文化下乡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路径。从供给的主体看，这是一种主动作为，文化下乡活动往往是多部门联合实施，从中央到地方层层推进，各司其职。从被供给对象看，这意味着被动接受从外而来、从上而下的文化。就发展历程看，受城乡二元结构思维的影响，我国乡村文化政策的主要特征就是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强势改造，如能改变这种状况，则乡村文化在现在发展的基础上更能前进。

（鲍磊《文化下乡及其影响》有删改）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文字是间接的说话，而且是个不太完善的工具。在乡土社会里，不用文字绝不是“愚”的表现。面对面的往来是直接接触，为什么舍此比较完善的语言而采取文字呢？

推进一步说，在面对面社群里，连语言本身都是不得已而采取的工具。语言本是用声音来表达的象征体系。象征是附着意义的事物或动作。我说“附着”是因为“意义”是靠联想作用加上去的，并不是事物或动作本身具有的性质。这是社会的产物，因为只有在人和人需要配合行为的时候，个人才需要有所表达；而且表达的结果必须使对方明白所要表达的意义。所以象征是包括多数人共认的意义，也就是这一事物或动作会在多数人中引起相同的反应。要使多数人能对同一象征具有同一意义，他们必须有着相同的经历，就是说在相似的环境中接触和使用同一象征，因而在象征上附着了同一意义。

语言只能在一个社群所有的相同经验的一层上发生。群体愈大，包括的人所有的经验愈繁杂，发生语言的一层共同基础也必然愈有限，于是语言也就愈趋于简单化。可是从另一方面说，在一个社群所用的共同语言之外，也必然会因个人间的需要而发生许多少数人之间的特殊语言，即所谓“行话”。行话是同行人中的话，外行人因为没有这种经验，是不会懂的。在每个学校里，甚至每个寝室里，都有他们特殊的语言。

“特殊语言”是亲密社群中所使用的象征体系的一部分，用声音来作象征的那一部分。在亲密社群中可用来作象征体系的原料比较多。表情、动作，在面对面的情境中，有时比声音更容易传情达意。即使用语言时，也总是密切配合于其他象征原料的。譬如：我可以和一位熟人说：“真是那个！”同时眉毛一皱，嘴角向下一斜，用手指在头发里一插，对方也就明白“那个”是“没有办法”“失望”的意思了。如果同样的两个字用在另一表情的配合里，意义可以完全不同。

“特殊语言”常常特别有效，因为它可以摆脱字句的固定意义。语言像是个社会定下的筛子，如果我们有一种情意和这筛子的格子不同也就漏不过去。其实这个筛子虽则帮助了人和人间的了解，而同时也使人和人间的情意公式化了，使每一人、每一刻的实际情意都走了一点样。我们永远在削足适履，这使感觉敏锐的人怨恨语言的束缚。于是在熟人中，我们话也少了，我们“眉目传情”，我们“指石相证”，我们抛开了比较间接的象征原料，而求更直接的会意了。所以在乡土社会中，不但文字是多余的，连语言都并不是传达情意的唯一象征体系。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二：

“梗”是网络用语，最初含有“滑稽有趣”之意，后来它被当作某个特定圈子的专属用语，围绕它所产生的文化现象便是“梗”文化。“梗”语言则是“梗”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梗”语言形式丰富，不仅有语言、文字，还有图像、动作等。作为“网络原住民”，青年群体通过缩略字词、谐音替换等方式，对现有词句进行再加工，创造出了大量的“梗”语言。具体表现为：文字图像化，如“表情包”；使用拼音缩略语，如“YYDS”表达称赞、惊叹；数字代替文字，如一连串“999999”字符寓意祝福对方天长地久；增设语义，如“呵呵”作为语气助词被赋予“冷笑”“嘲讽”的词义。可见“梗”文化承载了青年群体的自我认知，反映了他们独具个性的价值取向和精神风貌。

“梗”文化是线下社交向网络世界的延伸，它使圈层里的青年产生了广义上的情感共鸣。懂“梗”意味着心意相通，可以增进彼此的认同感。“梗”文化犹如一条坚固的文化纽带，为不同的圈层建立起无形的边界，形成一个个相对封闭的集合体，将在现实生活里毫无交集的个体联结起来，实现了青年在彰显个性和寻求共性间的平衡。

互联网虽然提供了情感表达的“便利感”，却没有提供思维外化和主观体验的“多维化”。年轻人沉溺在“梗”语言里，不断创造模板化、趋同化的语言符号，这无疑会助长思维的惰性，使他们丧失对优美文字的感知力。比如，面对壮丽的山河美景只会大喊“绝绝子”，经典古文诗句早已被抛之脑后；与人交往只剩下“jrm”（意为“家人们”），把真诚与坦荡隐藏在字母缩写背后。规范的语言文字逐渐被“梗”语言反噬，这会给汉语生态系统带来一定程度的冲击，不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

笔者以为，由于“梗”文化具有天然的时代感，一味地抵制并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在数字化生态环境下，需正视以“梗”语言为代表的青年亚文化的影响力，在主流话语体系与“梗”语言的互动演化过程中，既要满足不同文化形式间的价值沟通需求，也要强化青年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推崇正能量的“梗”文化，比如“赶考”“上新”“中国制造yyds”等，要鼓励学生积极阅读，将“梗”语言的发展同社会的进步相结合，以传播网络语言的正能量。

（摘编自周子星《青年网络交往“梗”文化的特征及其引导》）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汉语网络词语的越界蕴含了从口语到书面语、经民间跃入官方或正式语域的流动过程。无论是《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收录“雷人”“宅男”“山寨”等网络热词，还是“给力”“任性”“硬核”等网络词语在官方媒体的广泛运用，都体现出汉语网络词语的增生变化呈现日益明显的越界趋势。如果说汉语网络词语的生成还只是汉语口语越界进入书面话语体系的话，那么越来越多的网络词语进入媒体语言甚至官方媒体或文件，则是实现了语域之间的跨界流动。一方面，汉语网络词语的越界是语言系统自身的创新与顺应，体现了汉语强大的创造生成能力与动态适应力；另一方面，则体现了语言接触过程中，官方及主流媒体话语体系对私人或民间话语的包容与接纳。这既有利于反映社会及语言生活现实，也有利于规范引导网络词语、网络舆情的积极健康发展。可见，汉语网络词语的越界，体现了自下而上的语言流动特性，对于构建和谐的网络舆论生态、打造日益清朗的网络空间具有积极的引导作用。

在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尽管出现过各种符号化的语言表达方式，但可能只有在当今网络社会，才大规模出现了这种借助技术手段将民间口语内容“转写”为生动形象、种类繁多的既便于识别又易于传承的书面文字。同网络日益打破虚拟生活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壁垒一样，汉语网络词语自其诞生之时就已兼具口语与书面语的特性，而今仍在不断地颠覆口语与书面语之间二元对立的模式。作为语言变体的汉语网络词语，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汉语口语表达的书面化——其传播自由度更高、个性创新性更强、社会生活中的渗透范围更广，并越发能够记录社会发展变迁、抒写语言生活状况、弘扬时代精神文化。可以说，汉语网络词语的生成及其越界，是网络赋予语言的新生命，并以此构建了一个开放包容、自由平等的语言生活网络。

需要指出的是，汉语网络词语的越界本质上是语言系统自身演化的体现，是网络社会发展中语言系统自身调整顺应的结果。无论是从口语到书面语的转换，还是从民间到官方或主流媒体的流动，成功越界的汉语网络词语都需要符合现代汉语语音、词汇、语法规范。这体现了从复制经顺应性变异，而直至生存选择的一般演化过程。正因如此，看待汉语网络词语的越界现象，不宜全盘接受，也不应一味消极抵制，而是要积极探索符合语言演化规律的语言规划政策，主动出击，进而发挥与扩大主流媒体的引导力、传播力和影响力。比如，近年来，一些主流媒体平台在社会热点、民生问题等新闻报道中，主动使用了诸如“甩锅”“宅经济”“打call”“内卷”“觉醒年代”“备考青年”等汉语网络词语。这有效拉近了主流媒体与网民的沟通交流距离，在强化服务民众意识的同时，更好地发挥了引领规范网络语言使用、肃清网络詈俗词语、构建清朗和谐网络舆论文化的应有态度与积极作用。

（摘编自王勇《探析汉语网络词语的越界现象》）

材料二：

网络语言的创新发展融合了时尚性与主流性。“时尚”是网络语言的标签。网络语言能快速、灵敏地把握网络世界和现实社会中的前沿事物，并以时尚个性的形式呈现出来，在科技推动和社会进步下实现“跃进式革新”。此种革新兼具包容性，这也是网络语言的魅力所在。并且，随着数字化的不断发展，网络语言创新的时尚性和主流性也在不断趋于融合。在形式上，具有语言学专业背景的人士也更多地参与到网络流行语的二次创新中，在格式、修辞、文体上运用模因进行创新。在内容上，网络流行语也主动向时代主旋律靠拢。比如，“新赛道”“强国有我”“逆行者”“工匠精神”等，成为宣扬社会价值的“旗手”。

网络语言在形式上兼有经济性与生态性。作为“键盘语言”，网络语言从诞生之初就面临手速不及语速的挑战。快餐式的网络文化，促使网络语言不断趋简、趋快、趋新，从而使经济实用的缩略词语、字母缩写、数字谐音等大量出现。比如，“yyds”（永远的神）、“9494”（就是就是），既以简洁的方式表达了实感，也以隐微的表达传递了情感。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语言符号日益图像化、声讯化、视频化，传达情感信息也更快速、更贴切，从最初的颜文字、绘文字到个性化动态化的表情包，甚至可以用人工智能生成人脸表情包，从而更快更直观地传递信息和情绪，提升了网络交际的经济性。网络语言的经济性使得现代信息交流更具亲密性和趣味性，其强大的生命力与感召力如野马奔腾不拘一格。但同时，这也带来语言使用的不规范与庸俗化，产生了不良从众效应，增加了理解障碍。网络语言的“放任”式生长有可能破坏语言生态，因而保护网络语言生态成为时代课题。我国日益重视对网络语言的监测、规范和引导，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将网络语言规范纳入法制体系，并逐步推行网络实名制，有效改善了网络语言生态。平衡网络语言的经济性和生态性，还可以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对自然语言进行分析，为进一步提高网络语言交流效率、优化数字文化生态等筑牢科技基础。

（摘编自康慧芳、尹兴《网络语言：情感与文化的表达》）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我才夹了一筷子，你就送我一桌子”，在商业逻辑和算法系统的加持下，各类App的信息供给“投其所好”愈加单一同质，不少人担忧，如此下去受众将不知不觉受困于“信息茧房”。

所谓“信息茧房”，形容的是信息传播中受众只关注喜欢的内容，陷入相似信息的“回音室”，久而久之如同蚕一般作茧自缚。虽然学界对“信息茧房”的概念和危害仍存争议，但不可否认，资讯获取“越私人订制越封闭狭隘”的现象确实相当普遍。置身海量信息时代，大多数人已习惯从App中接收推送、获取信息，但长期沉溺于单一信道中“看我想看，听我想听”，在不断重复和自我认证中强化固有喜好和偏见，不只再难接受异质信息与观点，甚至会加速群体极化、蚕食社会共识。互联网的意义本在促进信息互联、开放、多元、共享，如果陷入狭隘、单一、破碎、低质，显然是背道而驰。

每个人对信息各有其偏好，这本是人之常情，但如今盛行的“算法主导下的内容分发模式”则将正常偏好分化进一步放大。为吸引眼球、增强黏性，大量资讯平台的所谓“智能”，已沦为“迎合”“取悦”。“越来越懂你”的背后，是“流量为王”“逐利为上”的商业逻辑、资本逻辑。平台收割“韭菜”，却使用户“营养失调”，舆论空间一地鸡毛，这显然不是信息传播的应有之态。

因沉溺新技术而来的封闭狭隘，并非第一次出现。电视兴起之初，本被寄望呈现丰富多样的世界，然而大批“沙发土豆”却可能全然漠视窗外的景色。社交网络遍布，沟通随时随处可及，却造就了无数“最熟悉的陌生人”。方寸之间的小小屏幕，“0”“1”构筑的数字平台，难以囊括这个复杂多样又鲜活生动的大千世界。网络固然神奇，但我们的生活不能异化为只通过屏幕与世界互联，各类App固然便捷，但我们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不能全都根植于中。互联网大潮越是滚滚向前，越是关注科技伦理，越是有意识打破壁垒、广泛涉猎，才能拥抱更为广阔、理性的天地。

“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有人将网络比喻成看世界的窗口和望远镜，而透过网络看世界，也得讲究“怎么看”。究竞是由我们主宰技术、享受感官的延伸，还是在日渐智能的产品中闭塞视听、作茧自缚，值得思考。

（摘编自胡宇齐《别被算法困在“信息茧房”》）

材料二：

网络信息多样、开放、共享，而一味迎合受众的阅读偏好，计算方法简单，定向推送粗暴，让读者尤其是鉴别力、自控力不强的青少年越“好”越“偏”。原本能够提供多样化精神食粮的手机App，却让人有一种“我才夹了一筷子，你就送我一桌子”的惊喜与尴尬，在不知不觉中受困于“信息茧房”。

据专家介绍，用户爱看什么，就把什么送足喂饱，让人停留在舒适圈，看似浏览了很多信息，实则信息非常单一，无法拓展知识面，这在传播学上被称为“信息茧房”。如此，孩子深陷其中就很难丰富知识结构，尤其一些平台的定向推送存在“泛娱乐化信息多，低俗内容多，未经核实内容多”的“三多”现象，更有可能给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带来不良影响。

防范青少年受困于“信息茧房”，一方面应加强对技术的监管，如，完善现有防沉迷系统功能，找到监管盲区，堵住技术漏洞；另一方面应强化对内容的监管审核，网信部门当对App的算法推送进行更加精细化监管审核，如规定具体类别信息的推送占比等，以规范互联网企业行为及推送内容。

媒体调查显示，一些短视频平台、社交媒体、新闻客户端的内容管理问题，固然是以算法推荐为核心的技术所致，但根源是业务导向遵从流量最大化的资本逻辑。对此，企业当少些不良逐利思维，须自觉守法行事，更应担负起社会道义，对不良内容加强甄别和监测，并形成有效自查机制。

应该认识到，新媒体对青少年日常生活的渗透性和嵌入性非常强，健全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教育体系，提升青少年媒介素养，需要政府、社会、学校、家庭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也唯有青少年能够正确使用网络，拥有辨别良莠不齐信息的能力，他们才能少受到网络伤害。

明年6月1日起施行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就对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相关责任进行了明确。家长应承担起第一责任人的职责，督促孩子使用防沉迷系统，帮孩子提高甄别、屏蔽不良内容的能力，这也有助于他们的身心健康成长。

（摘编自杨玉龙《别让青少年受困于“信息茧房”》）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

在乡土社会的礼治秩序中做人，如果不知道“礼”，就不是个好人。一个负责地方秩序的父母官，维持礼治秩序的理想手段是教化，而不是折狱。如果非打官司不可，那必然是因为有人破坏了传统的规矩。

打一个譬喻来说明：在我们比赛足球时，裁判官吹了哨子，说哪个人犯规，哪个人就得受罚，用不到由双方停了球辩论。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每个参加比赛的球员都应当事先熟悉规则，而且都事先约定根据双方同意的规则之下比赛，裁判员是规则的权威。球员对于规则要谙熟，技艺要能做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的程度，他需要长期的训练。如果发生有意犯规的举动，就可以说是训练不良，也是指导员的耻辱。

这个譬喻可以用来说明乡土社会对于讼事的看法。所谓礼治就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生活各方面，人和人的关系，都有着一定的规则。行为者对于这些规则从小就熟习，不问理由而认为是当然的。长期的教育已把外在的规则化成了内在的习惯。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而是在身内的良心。所以这种秩序注重修身，注重克己。理想的礼治是每个人都自动地守规矩，不必有外在的监督，但是理想的礼治秩序并不常有的。一个人可以为了自私的动机，偷偷地越出规矩。这种人在这种秩序里是败类无疑。每个人知礼是责任，社会假定每个人是知礼的，至少社会有责任要使每个人知礼。所以“子不教”成了“父之过”。这也是乡土社会中通行“连坐”的根据。儿子做了坏事情，父亲得受刑罚，甚至教师也不能辞其咎。教得认真，子弟不会有坏的行为。打官司也成了一种可羞之事，表示教化不够。

在乡村里所谓调解，其实是一种教育过程。我记得一个很有意思的案子：某甲已上了年纪，抽大烟。长子为了全家的经济，很反对他父亲有这嗜好，但也不便干涉。次子不务正业，偷偷抽大烟，时常怂恿老父亲抽大烟，他可以分润一些。有一次给长子看见了，就痛打他的弟弟，这弟弟赖在老父身上。长子一时火起，骂了父亲。家里大闹起来，被人拉到乡公所来评理。那位乡绅，先照例认为这是件全村的丑事。接着动用了整个伦理原则，小儿子是败类，最不好，应当赶出村子。大儿子骂了父亲，该罚。老父亲不知道管教儿子，还要抽大烟，受了一顿教训。这样，大家认了罚回家。那位乡绅回头和我发了一阵牢骚：一代不如一代，真是世风日下。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当时体会到了孔子说这话时的神气了。

现代都市社会中讲个人权利，权利是不能侵犯的。国家保护这些权利，所以定下了许多法律。一个法官并不考虑道德问题、伦理观念，他并不在教化人。刑罚的用意已经不复“以儆效尤”，而是在保护个人的权利和社会的安全。尤其在民法范围里，他并不是在分辨是非，而是在厘定权利。在英美以判例为基础的法律制度下，很多时间诉讼的目的是在获得以后可以遵守的规则。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无讼》）

材料二：

嘉兴11月4日电“39”“25”“11”——在浙江嘉兴平湖市新埭镇星光村，村书记许强自豪地向记者举出三个数字：2017年星光村在平湖市法院涉诉纠纷39起，2018年下降到25起，2019年至今只有11起。

星光村涉诉纠纷走起了“下坡路”，靠的正是平湖近年来探索推广的“无讼”工作——调和息讼，就地化解矛盾。这一基层社会治理新路子不仅从源头上有效减少矛盾纠纷产生，更推动了传统无讼文化与现代法治精神融合。

（摘编自中国新闻网《浙江平湖“息事无讼”：擦亮基层社会治理“无讼”品牌》）

材料三：

今天，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人们的权利意识日益增强，各类利益关系相互交织，各种社会纠纷也大量增加，诉讼案件数量逐年增长。然而，司法资源相对有限，司法机关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在此背景下，强调构建源头防控、排查梳理、纠纷化解、应急处置的社会矛盾综合治理机制，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实践价值。这一模式与传统的“无讼”理念有许多相通之处。

当然，我们对“无讼”理念的借鉴，不能简单照搬历史上的某些做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纠纷的内容及复杂程度远异于前，而司法与其他矛盾纠纷解决方式的配合已有较好的制度基础和现实条件。我国正在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充分发挥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等非诉解纷手段防范化解社会矛盾的作用，努力使大量纠纷化解在诉讼之前。

与此同时，要强化司法对于社会纠纷解决的引导作用，特别是通过司法案例明确司法对于各种社会行为的判断，引导当事人对纠纷解决结果形成合理预期，为非诉化解纠纷提供示范。通过这些具体措施，推动人们对诉讼形成理性认识，正确对待和行使自己的权利，自觉抑制滥用诉讼权利、浪费司法资源的行为，让“无讼”文化在法治中国建设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摘编自顾培东《认识传统社会“无讼”理念》）